作者介绍

马特

孤僻的夜游神、悲观的北方人、工人的儿子

历史遗迹探访者、前杂志编辑、自由撰稿人、独立音乐人经纪

个人网站：铁锈与孤岛 www.tiexiuyugudao.com

个人播客：北方废墟（网易云音乐、喜马拉雅电台、荔枝电台同步）

致谢

感谢我的家人们，他们为我提供了宽松而美好的童年成长，也为我承担了很多压力，让我有足够的空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感谢所有在我的旅行探访过程中提供帮助的朋友们。

感谢我的挚友钱赓为本书设计封面和海报。

这本书我想送给自己的三十岁，和我父亲的六十岁。

目录

书名的由来

前言

从《路边野餐》开始

中东铁路之旅

满洲里：想象中的俄式

海拉尔：野韭菜与海浪

牙克石：大桥与隧道

扎兰屯：百年前的火车度假地

齐齐哈尔：永恒的北方堡垒

哈尔滨：万民自治之城

牡丹江：成功商业化的铁路小镇

绥芬河：未尽的终点

尾声

返回北京

探访北疆之旅

乌鲁木齐：一群东北人和另一群东北人

塔城：双塔与红楼

伊宁：帝国真正的边疆重镇

霍城：蒙古汗王与满清将军

前往南疆

阳光照耀在塔什库尔干

尾声

返回北京

寻找西康省

成都安仁：首善与恶霸

马尔康：尘埃落定

大小金川：红色山城

康定：跑马溜溜的山上

泸定：冬日里的铁索寒

雅安：青衣江边，带厉河山

西昌：古城宰羊巷

昭觉：老凉山首县

德昌会理：两座孤单的教堂

尾声

返回北京

南满铁路之旅

大连：远方自由港

旅顺：霓虹与露西亚的生与死

营口：最早开埠的口岸

鞍山：寻找钢的琴

沈阳：重返故乡的灵魂

辽北吉南：被戏谑土地上的严肃过往

长春：纸壳箱搭起的城堡

德惠：旧街区中的一抹鲜艳

尾声

最后一章

后记

关于本书的声明

本书为非卖品，读者可免费获取阅读，无需以任何形式支付任何费用。本书非公开传播，唯一下载平台是我的个人网站，仅限我本人朋友圈子内部交流使用，希望获取本书的读者仅用于个人及小范围学习参考。如需公开传播或用于商业用途，请与我本人联系。

我现已开通赞助捐赠，由于我的历史遗迹探访写作是非商业项目，只在公共媒体上提供免费阅读，所以欢迎赞助本人后续写作事业，非常感谢。希望赞助者保存好捐款凭证，如果以后顺利，我希望可以将本书印制一批纸质版作为纪念送给赞助者们。

本人邮箱：846812993@qq.com

也可在我的个人网站中找到我的微信链接

书名的由来

有一次我去北京798 ，见到了朋友东启，聊到我的故乡东北，他说你看现在东北人都从北方铁锈带移民到了海南这个孤岛上。他的话给了我启发，打算用“铁锈与孤岛”作为这本书的名字。人们赞美钢铁，因为他们崇拜力量，但是当钢铁变成铁锈，人们就会戏谑调侃，不屑一顾。我在这本书里记载的，是那些曾经的钢铁留下的斑斑锈迹，大部分人将铁锈视为无用的垃圾，少部分人视为猎奇的艺术，我觉得都不是，那只是被时代碾过的车辙印，那辆车未来也将会碾在我们身上。

人们常说互联网把世界连在了一起，其实互联网只是把人们孤立成一座座孤岛，人们紧紧抱团挤在一个狭小的圈子里，彼此之间又是大海般的隔阂。人们总会倾向于做更容易的事情，与跟自己更相似的人聚在一起，在城市中，不同的民族、宗教、文化社群，包括家庭和个人，就像一座座岛屿，漂浮在压抑的汪洋里，聚众孤独。

铁锈与孤岛，就是这本书中我探访的四条路线给我的感受，中东铁路、新疆北部、西康省、南满铁路，那些逝去的旧时代的记忆，被遗留的和被遗忘的，平静地接受孑然孤独的命运，等待一切在时间中变成灰烬。

这本书更像是我的一本私人文献，记录了我进行探访旅行的过程，其中有对于历史建筑的描述、遗迹背后的历史背景，和我在旅行途中的感受思考。有一些内容很枯燥，相当于我摘录的学习笔记，有一些内容则是我的无聊呓语和发散联想。我觉得每个人都是一个创作者和输出者，把自己的观察与思考记录下来，成为私人文献。这些私人文献有助于历史不被随意篡改，精神世界免于枯萎，人们会更愿意去表达而非盲从。

注：

这部作品中涉及的内容并不都是正确的，我没有考据文献的能力，也不觉得需要这样做，书中有很多道听途说的谬论，希望读者不要轻信，更不要作为论据直接引用。

如果有读者跟随书中指引前去寻找老建筑，请务必注意保护历史遗迹和个人安全，部分建筑年久失修比较危险，靠近或进入需要格外小心。

前言

总有人的消极神经比其他人更敏感，会在群体狂欢中嗅出苦难的味道，在歌舞升平里窥视那些希望被永远遗忘的记忆，那些令一小部分人尴尬，同时令大部分人扫兴的过往。人们的记忆是很容易被修改的，除了真正的学者，我们普通人对于历史的好奇心并不全然在于了解真相，而在于我们该如何去理解历史，或者，理解我们自己的记忆。

在我从小读过的历史书中，那些记录信誓旦旦声称这就是事实，然而我更感兴趣人们的想法，甚至是偏见。偏见并不在意事实真正是怎样，而在意事实“应该”是怎样，这种脑海中的“应然”来自人们的经验积累和价值观投射。基于坊间传闻道听途说的经验与想象，是人们正襟危坐写下的历史的另一面，荒诞不经甚至带着愚昧与恶意，却很迷人，是人们在心中描绘的世界图景。

我一直试图去记录自己的观察、思考和偏见。互联网让这个世界看起来不再有未知之地，不再有大航海时代的旅行者们那种没见过世面的好奇心，人们坐在家里似乎可以了解全世界。当真正的奇观倒塌之后，媒体开始通过屏幕，在人们的脑海里建立新的奇观，让你相信那个迪士尼公园员工就是真的公主。

曾经我醉心于此，尝试融入其中，通过写作为人们编造奇观。后来却渐渐发现，没有真正超越双脚站立目力可及之处的真实，如果你想真的了解世界，就必须站在它面前，触摸它，然后写下你的感受，抑或偏见。我是一个坚信阴谋论的人，但我相信的不是每一个具体的故事本身，而是我相信这世上一定有我们未知的骗局，和骗局背后更大的骗局，用最大的恶意揣测一切或许让人片刻愧疚自己的内心狭隘，但很快会发现真实的阴暗远超过人的揣测。

我是工人的儿子，我的童年经历了最后一批国家的主人从光荣走向失落，他们的命运如同这片土地上过往的种种一样，不过是命若草芥的人又一次被碾压过去。我常常想，我们当代的多数人生得如此幸运，倘若兵荒马乱的年景，不过是一个被忽略的数字，甚至是一个连历史书都不屑于记录的数字。在这个尚能苟活的时代，有什么是我们普通人能够努力让自己被历史所记住的？

在我童年的时候，读了很多8 、90 年代研究超自然的书，包括外星人、野人、水怪等等，似乎那个时候人们充满了一种偏执的好奇心，坚持相信这个世界不是那么无趣，一定有未知的惊喜和神奇存在。这些研究在今天，大部分早已被当作民科的笑话，或者偶尔被一些猎奇的亚文化媒体提及，当成另一个角度的笑话。人们不相信这个世界还有神秘可言，甚至排斥神秘，我们如此热爱现代这个概念，对魔法存在的一点点可能性都充满了警觉。

在这个时代，魔法必须是魔术，魔法师必须是为了赚钱，不然人们就会恼羞成怒。在光明被奉为绝对真理的时代，黑暗，甚至仅仅是不够发亮，就会被视为异端的挑衅。

我今天很怀念童年时读的那些书，以至于我觉得自己的这本书也是这样一部作品，用一些道听途说牵强附会塑造自己的假想。这似乎是我拒绝成长的一个表现，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他人无从窥探的世界，那些做着白日梦的怪人，他们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构想自己心中的世界。我或许还是怯懦，只敢在被书写的历史中加一点点自己的想法，而那些胆大的人，根本不在乎被书写的历史，他们更愿意自己重写一部，如果他们觉得其他人配得上阅读的话。

如果说我的旅途是一艘开往新大陆的帆船，我不是上面指引航向的船长，不是搭船去做研究考察的学者，也不是享受远洋度假的贵族冒险家。我更像是一个受教育程度不高的水手，只是比其他的水手多了一些好奇心，喜欢记录下大海上那些见闻。浓雾中传来的歌声，大浪滔天里若隐若现的海妖，得了败血症的船员，比败血症更残忍的私刑，还有礁石与海盗。

我所记录的事情中有真有假，包括道听途说的坊间传闻，互联网角落里偶然瞥见的只言片语，还有我刻意隐瞒歪曲的谎言。我希望这些见闻会被人看到，我希望那些荒唐、偏颇、臆断的想法可以被记录下来。后来的人们翻阅的时候断然不会相信，但能跟随我的指引，触摸我走过的地方。你也许会记录下更真实的故事，也许，会撒一个比我更高明的谎。

多数人愿意跟随时代，甚至期待自己能引领时代，但总要有人负责落后于时代，成为人群中最无趣的那个人，郁郁寡欢地跟在时代后面捡拾被碾过的碎片，这就是我写这本书的初衷。

正文

从《路边野餐》开始

当我在2016 年夏天准备踏上南方旅途的时候，还没有意识到在未来的两三年里，这将成为我捡拾旧时代碎片的开端。这一年春天，我离开工作3 年的北京去了上海，夏末的时候，事业和生活出现了一些困境。我当时住在上海一个老小区的一层，我的隔壁是一家从早晨营业到深夜的老年麻将馆。我每天坐在潮湿的屋子里，听着隔壁的麻将声和当地的陌生方言，恍然间意识到时间不能就怎么流逝下去，我开始期待获得一个出口。

我当时看了一部电影《路边野餐》，电影中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叫“荡麦”的虚构地方。那里让我想起之前采访艺术家陶辉，他提到自己的创作灵感来自故乡的大山，那些童年听闻的怪力乱神的故事在大城市中只是猎奇传说，但是当人身处群山中，会真的感觉那些鬼神都是存在的。

这种迷人的诗意吸引了我，我想去荡麦寻找出口，于是开启了一趟长途旅行。我和当时住在我家的朋友王鹤从上海出发，两个无业游民坐火车向西南方盲目流动，一路在各个城市都有当地朋友陪同闲逛，这就有了点红卫兵串联的兴奋。我们途径福州、泉州、广州、梧州、桂林、南宁、昆明、个旧、最后到大理。在大理的时候，王鹤家里有事，我们回到昆明分开，我独自继续前往贵州黔东南州，最终找到了荡麦，在凯里市大风洞乡平良村，峡谷河边一个普普通通的小村子。

一开始旅途的目的是为了寻找荡麦，但在途中我却找到了很多其他的乐趣。在福州和泉州，我去了当地的清真寺，探访了曾经大航路和朝代更迭留下的宗教变迁痕迹；在广州，我们借宿于朋友马飞家中，在黑人聚居的小北，午夜3 个人在蜿蜒起伏的小巷子里散步，湿热的空气中嗅到了12 世纪从亚历山大港远航而来的味道；在梧州，我深夜探访香港老鬼片中一样的老城骑楼区；在个旧，我拜访了充满争议的沙甸，比壮观的宗教建筑更吸引我的是鱼峰书院，那里曾经有一个关于现代教育的伟大社会理想；在凯里，黔东南州府，这座山中之城的夜市宛若梦幻长廊。

我这一路旅行中，偏喜欢夜游老城区，那些潮湿阴暗的巷子、荒废的旧房屋、拾荒者和流浪汉、夜间司机的宵夜摊、堆积着上个时代的武侠谍战情色小说的旧书店、按摩房和情趣用品店的暧昧招牌。老街区像一双幽深的眼睛，能把人吸入进去，就像电影《宿醉》里面，一个人丢在了曼谷，他的朋友们寻找他，偶遇的纹身师说：“你们找不到他了，曼谷留下了他”。而我，途中的每一座城市都留下了一个我。

最终找到的荡麦只是峡谷中一个很普通的小村子，并没有什么美妙的风光。电影中的木板桥换成了铁板桥，撩起男主角老陈回忆的理发店已经废弃了，女主角洋洋的缝纫店还在，我期待着看到那个动人的女子坐在里面，却只是一间空屋子。

我和当地人聊起那部电影，他们没人看过成片，只是依稀记得电影拍摄时的场景，记得女主角好漂亮，哪家的村民当了群演。电影并没有吸引外人来这个小村子旅行，当地人如同电影拍摄前那样，照常生活着。

到最后，荡麦究竟是什么样子已经不重要了，我已经能带着坦然的心情去面对自己想象之外的真实。电影中荡麦所代表的意象，也是人进入浓雾的山中，找到自己心中映射的期待，大山把人们心中所念变成了现实。我所找到的荡麦，不是那个河边的小村子，而是这一路上我凝视的自己的灵魂。

电影或许没有改变当地人，却改变了我，带着我走过40 天5800 多公里的路，开启我生活一段新的追求。后来，我开始寻访各地，东北、新疆、四川，再后来又开始探访国外，马来西亚、土耳其、伊朗、乌兹别克斯坦。我在2018 年开始将国内部分的旅行记录整理成一本书，这本书的前言，就是从《路边野餐》开始。

之前，我一直试图去紧随时代，关注每一个当下的热点和对未来的展望，生怕自己被落下。但或许因为我是东北人，我们那里被时代碾过留下的碎片格外多，我开始接纳这件事情对自己的招募，想去各地探寻，记录下那些落后于时代的碎片。

我们多数人活在庸庸碌碌当中，但总会在些许刹那间，恍然感觉有某件事情在等待自己去做，我们不知道那是什么，也不知道何时到来，却清楚终要去做什么。我们等待着那个属于自己的使命的到来，在此之前我们或许要面对漫长的无聊和无数次假警报，但当我们遇到那件自己要做的事情时，就像哨兵看到敌人出现在面前一样，那么清晰，这时你需要的只是毫不犹豫。

在此之前，我努力克制自己的愤怒与哀伤，装作自己有精致的内心，小心翼翼地隐藏自己带着煤灰的呼吸，那气息就像我童年那座重工业城市的天空一样灰蒙蒙。后来我意识到其他地方也是灰蒙蒙的，反而我的童年故土是最清澈的那一角，这或许成为了我某些优越感的来源。在一片虚伪的土地上，拥有稍微高尚一点点的心灵是不需要藏着掖着的。

在2016 年底，我隐约看到了那件我该做的事情。那时候我结识了诗人、音乐人大卫，我很欣赏他的艺术理念和创作深度，他表达中的严肃性和力量感是我很推崇的，他当时需要请人打理媒体宣传，正好我在北京的一些媒体资源可以用上。于是在2017 年初，我搬回了北京，一面给大卫做经纪工作，一面开始做自己的文化探访旅行。

本书就从我的28 岁开始了。

中东铁路探访之旅

所有的故事都是悲剧，这取决于你把哪里当作结局

北京——满洲里——海拉尔——牙克石（免渡河、伊列克得）——博克图——扎兰屯——齐齐哈尔（昂昂溪、富拉尔基）——哈尔滨（一面坡）——牡丹江（横道河子）——绥芬河——哈尔滨——北京

东北是我的故乡，我人生的前18 年都生活在这里，但我却对这片土地缺乏足够的了解。小时候生活的范围很狭窄，对于城市的熟知仅在学校和家之间，偏偏我家离学校又很近，所以我事实上没有真正接触过自己生活的那座城市。直到大学之后离开家乡，在外面一待就是十几年，我才得以从外部的视角重新看待故土。

人在叛逆期会排斥自己身上原生的标签，地域、民族、阶层、家庭等等，但是当人逐渐成长，会发现这些曾经排斥的东西塑造了自己的人格，早已成为自己的一部分，甚至是心底最值得荣耀的那部分，顺着这些标签可以追溯到真正的自我。这让我有意识重新回到故乡探访旅行，去了解这片土地上的历史文化，以及这些历史文化与我自身的连接。

探访中东铁路是一个偶然的想法，在之前南方的旅行中，我喜欢上了火车这种交通工具。在火车上，人有足够的理由不去思考和工作，可以一直看着窗外，不需要假装自己在做事情，故意浪费时间是非常难得的，我希望自己之后的旅行都可以坐火车进行。当我决定开始回到故乡做一些历史探访内容的时候，中东铁路引起了我的注意，这条铁路把中国、俄国、日本包括整个东北亚联系在一起，让东北变成了世界的一个撬点，这个故事要从俄国说起。

1891 年，俄国决定修建跨西伯利亚大铁路，这条铁路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铁路线，西起乌拉尔山地区的车里雅宾斯克，东到太平洋沿岸的符拉迪沃斯托克。俄国对这条铁路倾全国之力完成，当时的皇太子尼古拉·亚历山大洛维奇亲自主持了奠基仪式，铁路从东西两端同时开工。

西伯利亚大铁路将西伯利亚地区与远东太平洋沿岸连接在一起，这是俄国不断扩张东进的重要一步。从17 世纪俄国探险队进入黑龙江流域与清军发生武装冲突开始，中俄两个国家注定要在远东纠缠在一起，只是到了19 世纪末20 世纪初，这已经不再是两个国家的事情，而变成东北亚甚至半个世界的事情。

对于当时国力并不十分强盛的俄国来说，铁路东段（赤塔到哈巴罗夫斯克）的走向是一个需要认真考量的问题。首先这条铁路需要节约成本，在西伯利亚修建铁路成本已经非常高了，而俄国是一个相对贫穷的农业国；其次这条铁路需要能够对远东起到控制作用，最好直接能控制满洲；最后这条铁路不能过分刺激大清国、日本和其他欧洲国家。

当时俄国的大臣们提出了三个方案，第一个方案是沿着黑龙江北岸到达哈巴罗夫斯克，再南下沿着乌苏里江东岸一直到符拉迪沃斯托克，这条线绕过满洲但路程太远成本太高，第二个方案是从赤塔转南，经恰克图和张家口直接连到北京，但影响太大会引起各国反对，最终俄国选择了第三个方案，就是修建一条横穿满洲的铁路，连接后贝加尔和哈巴罗夫斯克。

清政府派李鸿章负责谈判，最终这条铁路取名大清东省铁路，后来通称中东铁路。这条铁路名义上由俄清联合修建，大清国出资入股华俄道胜银行，由该银行承办经营中东铁路修建事宜。这家银行完全由俄国把持（法国在银行中出资不少），清政府并没有列席董事位置。清俄双方合议，华俄道胜银行投资成立中东铁路公司负责修建和经营中东铁路，同样俄国控制了公司全部股份和董事会，清政府只有一个名义上的董事长位置，由公使许景澄担任。

中东铁路呈T 字形，分成北部干线和南部支线两部分。北部干线为满洲里- 哈尔滨- 绥芬河一线；南部支线以哈尔滨为起点，经过长春和沈阳，最终达到旅顺。在日俄战争后，南部支线从长春宽城子以南到旅顺部分被转让给日本，称为南满铁路。

作为沈阳人，我对于南满铁路是从小就有所了解的，但对于中东铁路北部干线和长春以北的北满地区，我是完全缺乏了解的，无论从历史文化、民族构成、经济结构都有不小的差异，这也将是我这次中东铁路探访之旅的目的所在。

满洲里：想象中的俄式

我第一次知道满洲里这个地名，是源于一首舞曲《在满洲里的山岗上》，实际上名字翻译有误，曲子说的是满洲地区整体而不是满洲里这座城市。

这首曲子的创作背景是日俄战争中的奉天会战，沙特洛夫为了怀念阵亡的战友而作曲。在沈阳南郊的苏家屯，一座山的两个山头，各有一块奉天会战纪念碑，分别是俄国碑和日本碑。在沈阳城里的朝鲜族聚居区西塔，还有一座奉天救世主俄国军人墓地教堂，是为了纪念奉天会战中的俄国阵亡官兵而修建。

北京前往满洲里的航班很少，因为不想转机耽误太久时间，我只好乘坐早上六点从南苑机场出发的航班，经停阿尔山到达满洲里。满洲里机场很小，候机大厅正门是两座巨大的猛犸象雕塑，这是满洲里重要的旅游景区——扎赉诺尔猛犸公园的标志。

我在机场乘坐大巴前往满洲里市区，是一个T 字形路线，竖线的南端是机场，横线的两端东边是满洲里市区，西边就是边境国门。一条横穿东西的铁路线分割了城区，这是中东铁路沿线大部分城市的规划布局。从机场到市区的路上，经过著名的套娃广场，巨大的俄罗斯套娃形象的雕塑，可是广场上并没有游客，远处是仍然在不断开发建设中的仿欧式房子。

当地的出租车司机告诉我，满洲里是一座典型的旅游城市，每年有3 个月的旺季和9 个月的淡季。我去的时候是5 月中下旬，旺季还没有开始。要到差不多6 月底，下了几场雨，草原开始茂盛之后，旅游旺季就开始了。旺季会一直持续到9 月初，之后到了国庆节假期还有少量游客到来，但那个时候北面的大兴安岭山区逐渐开始封山，满洲里的冬季来得又早，游客就很少了。

来满洲里的游客大多会去草原上观光，然后在满洲里市区休息消费购买纪念品。呼伦湖是满洲里附近草原的著名景区，是一处著名的水鸟栖息地，满洲里所在的呼伦贝尔这个名字的由来就是呼伦湖和贝尔湖的结合。

在旅游旺季的时候，套娃广场每天都有表演，马戏、烟花和俄罗斯舞蹈，但是在淡季很多表演都是不开放的，商家出于成本考虑也不怎么用心经营，这一切让这座城市显得很萧条。萧条到什么程度呢，俄餐馆里甚至都没有格瓦斯，因为客人太少就没有进货。

来满洲里之前，我听说这里有很多俄罗斯人，前些年俄罗斯经济好转比较富有，很多俄罗斯人在满洲里买房子，但他们并不来此做生意，在满洲里开店的都是中国人，边境对面后贝加尔地区的俄国人经常来满洲里采购生活用品。在满洲里，大部分店铺经营着俄蒙特产，糖果、海鲜和肉类罐头、巧克力、皮草、望远镜、酒类、牛肉干、奶制品、酒具等等。在我父亲年轻的时代，苏联货是工人阶级时尚的代表，如今销售最多的却是农副食品和手工艺品。

离开酒店，我经过苏军烈士陵园，来到满洲里火车站，火车站附近是满洲里的老城区，大部分俄国统治时期的遗迹都在这边。满洲里火车站是中东铁路线最早的火车站之一，建于1901 年，已经翻新过多次了。

我走到火车站南边，曾经的俄国铁路技工学校变成了一座红色革命博物馆，炮弹残骸就随意摆放在地面上，只有一位大叔在这里看管，他说博物馆里早已没有之前俄国人留下的东西了。在博物馆对面是曾经俄国铁路员工使用的铁路俱乐部，现在是满洲里铁路退休职工的活动室，这一小片木质房屋保存完好，依然在日常使用当中。

在铁路俱乐部旁边，原本有一座1903 年修建的东正教圣谢拉菲姆教堂，这是中东铁路沿线最早的教堂之一。现在教堂的钟楼建筑已经消失了，但西面还留有一个小小的塔楼，挨着铁路俱乐部。

我离开铁路俱乐部，走过一条街，1903 年建成的俄国监狱依然完好，但并不开放，大门上挂着一块写有电话号码的牌子，我尝试拨打了一下，并没有人接听。俄国监狱建成之后主要用来关押俄国犯人，也有少量中国犯人。按照沙皇尼古拉二世颁布的《关于中东铁路司法权之敕令》，铁路沿线附属区司法事务，南线归旅顺法院，东线归符拉迪沃斯托克法院，西线归赤塔法院，1903 年成立中东铁路管理局警察部进行统一管理。

走过这几栋保存相对完好的大型建筑，我在火车站向东沿线还发现了一些普通的俄式老房子，外表看起来普遍面临比较麻烦的维护问题。这些老房子大多是民居平房或带阁楼的小两层，作为装修建材的店面或仓库使用，虽然有政府标识的老建筑铭牌，但是保护状况十分堪忧。

在街道的另一边，一些老房子准备被开发为咖啡馆或餐馆，这一类房屋基本上只剩外面的空壳子，大概是仿照一些古街区的商业化运作模式。但是这些房屋大多为木质，肆意改造本身就是一种破坏，尤其是改为餐馆很容易面对日常的烟熏火燎，对房屋会造成一定损伤。

走在满洲里的中心街区，不难发现这座城市的街景并不是真正的俄式，而是想象中的俄式，更接近于迪士尼那种主题公园化的混搭，将各个文化元素提取出来拼凑在一起，显然这座城市的规划者在定位中并没有理解俄罗斯文化，甚至没有理解苏联文化，而是理解为了某种不伦不类的泛欧式，和中国绝大多数城市中的“欧式花园小区”思路并无区别。

与边境对面的后贝加尔地区比起来，满洲里的体量显然太庞大了，在国门附近就不难发现中国一侧建设繁华，而俄罗斯一侧基本都是荒野，这也让满洲里试图靠俄吃俄的经济模式很艰难。从这个角度讲，满洲里是一座被中俄口岸贸易牵连的城市，这里的一切都是围绕对俄贸易进行的，然而呼伦贝尔一个市的人口就已经超过整个俄罗斯远东人口的三分之一，像呼伦贝尔这样体量的城市在东北要多少有多少，两边的发展规模不均等，让满洲里的处境尴尬。

来到满洲里，我原本期待着可以找到一些苏联时代的旧书报或者俄国老物件，然而却很遗憾，这边并没有类似的旧货市场。满洲里本身文化底蕴不太高，当年来满洲里的俄国人并不这儿停留太久，只是作为入境中转然后前往哈尔滨等地，这是一座为铁路货运服务的城市。在十月革命之后，居住在满洲里的俄国人担心苏联红军进攻，纷纷迁往哈尔滨等地，中国人开始涌入满洲里居住。

在满洲里我观察到一件有意思的事情，司机当中女性比例很高，无论是出租车司机还是公交车司机，很多是3 、40 岁的女人。按当地人的说法，这边的男人从事旅游贸易等行业，是不太稳定的收入，苦干几个月然后坐吃大半年，就需要家里的女人有一份稳定收入的工作，司机无疑是很好的选择。他们说对面的俄罗斯也是如此，女的大包小包进货或者来打工，男的都是溜达购物闲逛。

我很难完全清楚当地人对俄罗斯人的感觉，两国人都不容易从脱离政治的视角上去看待对方。一位当地出租车司机跟我讲，他觉得我们对外国人过于友好了，一些俄罗斯女孩在中国半夜喝醉街头闲逛是非常安全的，中国人对他们有天然的友善，虽然这种友善带着一些距离感。然而中国人到了俄罗斯，哪怕小心翼翼都可能遭到不友好的对待，包括勒索洗劫甚至毫无缘由被殴打一顿。

有点像学生时代的某种霸凌关系，霸凌者与被霸凌者可能会有日常关系的亲密，甚至表面上称兄道弟，但并不妨碍只有一方占据强势地位。也许会有一些俄罗斯人迫于生计来到中国，受到中国的资产阶级压迫，但民间大体还是友好的。中国老百姓有一种对外国人的弱势，有人认为这是由于政府给予外国人超国民待遇，这是不正确的，外国人得到的只是正常待遇，中国人得到的是次公民待遇。中俄两国政府间基于相似威权政治理念的抱团结盟，似乎也只是为其中一方的民众获取了安全感。

在满洲里市区的东侧，是这座城市的最高点，一座教堂式的建筑屹立在一座山岗上。我爬到山岗上，可以俯瞰远处的满洲里市区。不过这不是一座真的教堂，而是政府为了招徕游客而修建的婚礼场所，当地人称为婚礼宫。我去的时候，有很多人在那里拍夜景，还看到几对年轻人在那里放烟花表白，倒是很美的一幕。

第二天，我从满洲里市区继续向东走，到了扎赉诺尔，也就是当地人所称的扎区。早在中东铁路刚刚修建的时候，俄国人就已经开始勘探扎赉诺尔的煤矿，日俄战争时期为了弥补煤炭消耗更是大规模开采，如今这里还有一座矿山公园。1980 年，矿区工人在剥离作业时发现了古河道上的猛犸象化石，后来挖掘出大量古生物化石，以此建成了猛犸公园。我个人觉得整个猛犸公园中，只有博物馆值得认真看看，而且是免费的，其他的公园娱乐项目其实蛮无聊的，而且附近是新开发区，餐饮休闲配套设施缺乏。

扎赉诺尔其实是一个翻译错误的名字，这里原本叫达赉淖尔，就是呼伦湖的意思。蒙古语中淖尔指的就是湖泊，达赉淖尔指的是像大海一样的湖泊。达赉这个词有个更常见的音译是“达赖”，达赖喇嘛就是“德智广深如海无所不纳之上师”。

在满洲里旅行有一种感觉，让我想起小时候一些地摊文学。那个年代的出版物印刷流通管制还不是很严格，在火车客车或者街头，都有一些粗制滥造的小册子，内容以凶杀情色和政治秘闻为主。满洲里这个名字之前给我的印象，就像这种地摊文学上的故事一样，是一个只要提及就会充满遐想的地名，一个故事有了这个空间背景就自带着不可言说的神秘，什么都可能发生。

我幻想中的满洲里仿佛还停留在马贼土匪和赏金猎人的时代，一个满洲地区的“西部世界”，没有明确的政府治理，不同政治势力与暴力团伙只能各自顾及自己的小块地盘，人们自发形成荒蛮气息的社会。到了这里之后发现，这一切原来是一座主题公园。

这不是满洲里的问题，这个社会就是越来越迪士尼化，满足人们越来越幼龄的心态，社会像哄孩子一样提供安全无害的奶嘴，人们也满足于在婴儿般的喃喃呓语中傻笑，倘若有人说了一句正常成年人该说的话，大家反而惊恐了。

满洲里之行对我来说，仿佛是童年又一个幻想的泡沫被戳破了。

海拉尔：野韭菜与海浪

离开满洲里，我乘火车前往海拉尔。路途中看到呼伦贝尔草原的景色，远处的平地和洼地还是浅绿的草色，但丘陵高地全都是黄褐色的沙地，越是靠近铁路沿线越是沙地居多。不过当地人说，这并不是荒漠化，等到下雨之后，草原会很快茂盛起来，到时候就是一望无际的深绿色了。

海拉尔这座城市很有意思，这里有大清国最后一个被撤销的衙门，一直延续到了满洲国建立，在一段历史时期中，这座城市并立着三个行政机关分别管理蒙古人、汉人和俄人。

事情还是与中东铁路有关，清俄《尼布楚条约》签订之后，大清国深感满洲祖地兵力虚空而俄国威胁甚大，少量探险队卫兵和哥萨克猎人就能对峙大清正规军。基于这样的担忧，清政府组建了新的索伦八旗和新巴尔虎八旗，设立呼伦贝尔副都统衙门管理。

到了中华民国时期，实行旗县分离，呼伦贝尔副都统衙门专管蒙旗，另设立呼伦贝尔县管理汉人，俄国人来修铁路的时候，又由铁路管理局负责俄人事务，于是就出现了一座城市由三个行政机关各自管理的局面。后来中华民国政府收回铁路管理权，到了1932 年，满洲国公布新的官制，副都统衙门被撤销。

如今的副都统衙门附近已经被改造成步行街，有一条热闹的夜市，当地人还是习惯叫古城。这里和绝大多数城市的所谓特色老街区一样，共同点就是没什么特色，千篇一律的烧烤、麻辣小吃、啤酒。如果一定要说不同，大概是多了一些蒙餐，我倒是非常喜欢吃奶皮子、奶豆腐和奶嚼口拌炒米。

海拉尔市区有一个自然景观，发源自大兴安岭的伊敏河，流经海拉尔市区最终汇入海拉尔河。当地朋友说晚上的时候河岸公园附近会有不少人散步，但我去的时候晚上风很大，所以人就很少了。比较让我欣慰的一点是，海拉尔有一片穆斯林聚居区，也有一条街的清真餐馆。

和满洲里比起来，海拉尔更像一个大农村，这也是本地人的说法，从火车周边可以得到证实。作为蒙古族自治地区的行政中心之一，海拉尔的新火车站修成了一个大蒙古包的样子，火车站以西的老站区已经拆除翻新得不剩什么了。比较珍贵的残留在火车站后广场，穿过火车站天桥，后广场宛若一片农贸市场，商贩们在这里贩卖农副食品，在后广场的一个角落，有一座深灰色的小楼，就是1903 年建成的海拉尔火车站老站舍。

在这座站舍的侧面墙上，清晰可见两个字——海浪。俄国人在修建这座火车站的时候，按照蒙古语的发音翻译成汉字刻写在火车站墙壁上。正面墙上还可以看到1903 的字样，从外面望进窗户里，二楼有华丽的西式大吊灯。

海拉尔由蒙古语中“哈利亚尔”音译过来，其实是野韭菜的意思。呼伦贝尔的野韭菜是草原上很有名的食品，还有沙葱和口蘑，韭菜花酱是涮羊肉的必备调料，用产自呼伦贝尔的韭菜花酱是很讲究的吃法。我小时候家里涮火锅，调料就是麻酱、腐乳和韭菜花酱，后来在外面的火锅店试过各种调料，包括川式香油蒜蓉、粤式酱油碟、潮汕沙茶酱等等，统统不合胃口，最终还是回归童年的Old School 吃法，我也成了朋友中在四川火锅店坚持用麻酱蘸料的唯一人。

说回来，俄国人在修火车站的时候，把“哈利亚尔”音译成了“海浪”两个字刻了上去，虽然很快名字就改成了海拉尔，但“海浪”这两个字一直保留在车站墙壁上。我想或许一种浪漫的想象，火车穿过了漫长的西伯利亚林区与荒原，来到了海拉尔就仿佛已经听见了太平洋的海浪声一样。

浪漫的火车站名在东北有不少，离海拉尔不远，鄂温克族自治旗有一座车站，名字叫“大雁”。这也是一座老火车站，1901 年修建，最开始叫索契纳衣，后来煤矿建设的时候，发现附近湿地上有很多大雁，以此为火车站命名。

我来到海拉尔就为了找寻火车站墙壁上的“海浪”两个字，虽然我早知道那两个字就在那里，资料图片比实地去看还要更清楚一些。但当我真的站在火车站面前，看到那两个字的时候，有一种内心安稳的感觉。我很容易对一些事情产生怀疑，哪怕是书上言之凿凿照片上清晰可见的事情，我也会怀疑那可能是个很高明的幌子，只有当我亲眼见到了，才会相信那是真的。我特意去摸了摸墙壁，证实那的确是一栋石头房子，不是电影布景。

但是即便海浪两个字是真实存在的，就说明背后的故事也是真的吗？如果是几个学者串通起来，编造一个浪漫的故事，普通人怎么分辨出来？但我又想，即使是假的，我却愿意相信，那说明我内心还是有一点对浪漫的向往，如果墙壁上的两个字能让我一生记住这个浪漫的体验，是假的又如何呢？至于当时俄国人为什么会刻成海浪两个字，又或者到底是不是俄国人刻的，无所谓。

牙克石：大桥与隧道

刚刚走出牙克石火车站，一回头就把我惊艳住了，我没想过这座火车站竟然这么美，鲜艳红白相间的哥特尖塔，在蓝天的映衬下，这种美感显得如同童话一样。牙克石火车站不是老建筑，1901 年修建的老站经过了多次改造，建筑本身与之前的风格完全不同，但是在审美上却格外美妙。中国的仿欧式建筑太多，但出彩的很少，主要问题在于街景环境不搭配，政府规划者整体的审美水平很差。牙克石火车站与周围建筑和自然环境背景并不突兀，反而显得宛若梦幻，这一点很难得。

牙克石这个地方曾经叫雅克萨，与著名的雅克萨之战的雅克萨同名，但不是一个地方，现在牙克石的电影院依然写着雅克萨的名字。更近一些的名字是喜桂图旗，从1950 年建旗开始，一直到1983 年才改为牙克石市。

在1983 年6 月16 日，牙克石发生了一次凶杀案，8 名罪犯进入红旗沟农场，杀死27 人，还包括强奸、纵火和爆炸。8 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严打”开始。第一年就有24000 人被判处死刑，“严打”持续1986 年，共有170 多万人被判刑。

牙克石火车站虽然整体已经不是老建筑了，却保留了一处标志性的历史遗迹，就是站前103 年历史的水塔，这是当年俄国人修建用来储水供水的，至今依然保存完好。水塔上端为木质，下端为砖砌，通体黄色，在红色车站背景下格外醒目，是牙克石火车站的历史象征。在火车站台里可以看到水塔的下部，但要想看到水塔全貌，要出站走到东边的平房区，水塔被围在其中。

水塔是蒸汽机车时代重要的铁路设施，蒸汽机靠燃烧煤炭给水加热产生蒸汽带来动力，所以铁路沿线有大量的水塔用来给列车加水。如今这些水塔随着蒸汽机车时代的结束也完成了历史使命，像牙克石这样保存完好并妥善管理的水塔在整条中东铁路沿线也是不多见的，西边不远的乌固诺尔也有一座。

离开火车站，我在酒店里放下行李。在牙克石探访的第一处地点是两座桥，准确地说只有一座还是桥，另一座只有残余的一点点遗迹。在火车站附近乘坐出租车大概十几分钟，就到了牙克石大桥，当地人叫二道桥（这个名字意味着可能存在“头道桥”在此之前修建）。牙克石大桥是在1977 年修建的，如今已经成为了一座危桥，桥头用栏杆挡着，限制重量过大的车辆通过，在桥头柱上刻着两句话“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攀登”，也是那个时代的文化遗留。

从牙克石大桥继续沿着河流往北，封闭的铁路线把这片区域分成了两部分，行人车辆无法穿越通行。司机大姐想了个办法，我们俩徒步从火车道下方的河滩斜坡蹭过去，在铁路线对面找到了曾经“头道桥”的遗址。“头道桥”是我自己叫的，当地人叫大铁桥，是随着中东铁路的开通而修建的，大桥附近的村子就叫“大桥屯”，分布着少许俄式老房子，大概是随着大桥修建而建起的居民聚落。

这座大铁桥现在只留下桥墩在河里，再就是河岸两边的桥头和铁路线。唯有一处建筑很特别，是河东岸一座日军碉堡遗址。这座碉堡据记载建于1938 年，只有7 米高，算是很小的碉堡，只能容纳一两人，应该是一个射击据点。从残留痕迹来看，建造时使用了铁路钢轨作为加固材料，日军大概是占领了俄国的铁路仓库就地取材。

牙克石的夜景是很漂亮的，只是过于短暂。火车站前的广场舞在下午五、六点钟就开始了，九点不到就结束了，过了九点半之后，街上大部分店铺就关门了，北方城市固有的萧瑟。沿着火车站前面的大道一路向北，一小群人围着一个新疆烤羊肉串的摊子，这是街上仅存的夜宵。

羊肉串摊子对面是内蒙古林业总医院，这座人口30 多万的小城市有一家三甲医院和两家二甲医院，还有一家级别很高的精神病院。当地人说牙克石是林业之都，常年在林区的人远离人群太孤独了，容易得精神病。

我认为这个说法不完全，在北京很多人每天生活在繁忙人群当中，照样容易得精神病，我们这个社会就是精神病人很多，只不过一些人可以暂时忍住不发病，硬装作自己还正常，而人们在林区的时候，由于周围没人，不需要忍着，就可以放松发作了。

在夜色中，我从主干道返回火车站前的酒店，路上看到一个中年男子，骑着一辆旧自行车，在一家足疗店门口往里面张望，大概是在寻找性服务。看了一会儿之后估计里面没有，他又骑到下一家店门口去看。今晚牙克石温度很低，风也很大，一个中年人骑自行车出来嫖妓，我忽然觉得他很凄凉，人真是欲望的奴隶，活着就是遭罪。我把这个场景讲述给朋友，朋友说这说明人可以不买房，但还是该买辆车。

第二天，我从牙克石一路向东进入山里，有一个小村子是我此次旅行颇为期待的地方，这个小村子叫伊列克得，蒙古语中“狼窝”的意思。伊列克得有一座火车站是1901 年修建的，已经不再上下乘客，所以只能乘坐客车前往。从牙克石乘坐前往博克图的客车，大概两个多小时到达伊列克得村，如果想乘车返回就要在村口准时等候，每天只有两班车通过。

乘坐大巴到伊列克得路边，这是一座被山谷环绕的小山村，一条铁路线贯穿村子，公路在铁路的北边，村子的居民大多居住在铁路的南边。这片大山是雅鲁河的发源地，河水汇聚了大兴安岭的山泉最终流入嫩江。当地人说，这里自然环境保护很好，经常可以看到野生的狼、鹿、狍子和野猪，稍远的山里还有熊瞎子，上山采榛子的居民都要小心避开好奇心过重的小熊瞎子。

我从公路边望下去，三栋俄国老式木刻楞房子散落在和缓的山坡上，俨然东欧田园油画的感觉。木刻楞是俄国传统的民居样式，房屋主体完全是木质的，楞角分明上面雕刻着花纹。在修建中东铁路期间，木头取材方便，铁路沿线的俄国员工宿舍大多是木刻楞房屋。

走下山坡走近木刻楞房子，这三栋房子下部围墙是石头的，大门下面还会通向一个地窖，俄国人冬天在里面储藏酒和腌菜，这一点和东北乡村的习俗是一样的，俄国人喜欢腌黄瓜，东北人偏爱汲酸菜，又和德国人的口味相似，寒冷地区的人都是这样腌制可以长期储存的蔬菜。木头房屋的窗子往往是双层的，这是为了御寒，东北很多老房子的木窗都是这样的设计。在屋子外面，木栅栏围成的院子里还堆放着白桦木垛，大概是冬天烧火取暖剩余下来的。

伊列克得这三栋木刻楞房子保存完好，除了部分墙体有少许开裂，房子在门口均有门廊，起到防风的作用，这是很考究的设计。木刻楞房子的色彩往往比较鲜艳，恐怕是在北方漫长冬季萧瑟背景下，人们用鲜艳的颜色聊以安慰吧。

这三栋木刻楞房子目前有一栋已经荒废，我进入屋内，看到遗留的生活痕迹，有床榻、床头柜和灶台，还有地上散落着一些笔记本、小册子和生活用品。伊列克得也有一座水塔遗迹，不过顶端已经消失了，只剩下岗楼一样的圆柱形砖石塔身，像一座碉楼，被圈在一户村民的院子里。

今天的伊列克得没有像中东铁路沿线的其他车站那样变成繁荣的城镇，依然只是一个小山村，只有行驶缓慢的货运列车和检修车会经过这里偶尔停留。那三栋精巧的木屋，却把人的记忆带回一百多年前的样子，远至欧亚大陆另一端的铁路员工们在这里修建起他们家乡样子的房屋，在群山之间，恍然间自己还在俄国故乡一样。

离开伊列克得，我乘坐大巴到下一站：免渡河。免渡河是牙克石下面的一个镇子，我原以为是由于河水太浅所以“免于泅渡”而得名，其实免渡是蒙古语“门都克依”音译，意思是平安的河。1901 年，俄国人在免渡河建起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车站，现在免渡河镇上尚存的中东铁路遗迹主要有两座，一座是铁道学校，另一座是东正教堂。

免渡河铁道学校在一座酒厂的大院里，不过围栏不高，可以翻进去。这座建筑已经110 年了，一开始免渡河这里并没有几户人家居住，后来因为免渡河火车站是重要的编组站，很快开始有大量铁路家属和侨民来到这里定居，为了满足他们子女的读书需要，就修建了这所学校。到了1931 年，日本人占领了免渡河之后这里改为日侨小学，共和国建立后变成了免渡河铁路职工子弟小学。学校主体是两栋平房建筑，都是俄式房子，木质的屋顶、屋檐、窗框雕刻围栏保存完好。

免渡河的尼古拉耶夫卡亚东正教堂的情况就不太一样，围栏很高门锁很结实，而且是在车站铁路电力工区大院内，不方便翻越进去，我在周围转了半天尝试找到缝隙进入，最终毫无办法。这座教堂比学校的历史还要更早一点，1903 年就建起了，当时在整个牙克石地区最多有8 所东正教堂，教徒八千多人，仅免渡河一地就有超过千人。在免渡河东边的山谷中有一条毛子坟沟，就是曾经的俄国侨民墓地，过去镇上的侨民们在教堂里举行葬礼之后，就把遗体送往毛子坟沟安葬。

日军占领免渡河之后驱逐了东正教会，把教堂变成了发电厂，后来战争中又用作仓库，教堂的部分结构在战争中损毁。共和国建立后，这座教堂归当地电力部门使用，目前属于闲置状态，当地人说里面是空的什么都没有了。

上文提到毛子坟沟，东北人习惯上把俄国人称为老毛子，把中俄混血称为二毛子，这个称呼大概在清朝时期就有了。东北人最早接触的俄国人是以哥萨克人为主的远东探险队，这些人不修边幅行为粗鲁，经常与中国人发生摩擦冲突。因为这些俄人毛发浓密，于是有了毛子这么一个调侃戏谑的外号。葵花籽是俄国传入中国的坚果类零食，东北人至今依然把葵花籽称为“毛磕儿”，意思是老毛子磕的东西。

免渡河有一座不小的基督教堂，我为了寻找东正教堂遗址去里面询问过，当地基督徒有上百人，还有不少家庭教会成员，但对于老东正教堂的历史掌故，当地的基督徒们并不清楚也没什么兴趣，只说那是老毛子留下的，和他们不一样。当地人通常习惯把老东正教堂所在地叫老电影院，我一开始以为是这座教堂曾经作为电影院使用，但其实是因为教堂后面以前是厂区电影院。

免渡河镇上有不少俄国老民居，大多是石头墙体木质窗框护栏。虽然这些建筑本身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维护，但都在日常居住使用当中，屋里有人的气息，建筑的寿命就会长一些。在离免渡河不远的乌川，也散落着一些老房子，但我担心傍晚搭不到回程的车，所以没有下车去看。

事实上，这趟中东铁路之旅如果选择自驾效果会更好，可惜我不会开车。我对于操作机械毫无天赋，因为眼睛和手协调性有问题，我尝试过驾驶汽车，但每次只要我眼睛朝一个方向看，我的手就会不由自主往那个方向转方向盘。

在牙克石与扎兰屯之间，有一片中东铁路沿线重要的区域，就是兴安岭隧道区，这条隧道连接大兴安岭东西两边，至今也是唯一的铁路通道。兴安岭隧道区是整条铁路线上修建难度最大的一段，在中东铁路线通车的时候隧道还在修建中。

博克图镇是我的朋友马赫的故乡，我全靠她了解博克图的交通状况，很多小城镇的交通与生活信息在网上很难了解到，只能依靠当地人。博克图是火车穿过兴安岭隧道之后的首个车站，也是中东铁路最早的五个大站之一，博克图有一个地方被称为“毛屯”，是当年俄国人的墓地。

按照当地人的讲述，博克图过去曾经是个俄国人聚居的繁荣小镇，而且是俄国驻军的要塞，这里还有中东铁路护路军办公室。我沿着1901 年建成的火车站往山坡上走去，就能看到那座与周围民居格格不入的石头堡垒式建筑的司令部旧址，在一大片树林之中格外威严，同一时期还有博克图宪兵队旧址，现在是第二百货商店。

共和国建立之后，博克图的俄国人纷纷离开，只剩下一些出生于此的中俄混血留下来，大多数也早已去世了。曾经的俄国墓地被逐渐开垦成了农场，已经无法找寻到当年的遗迹。不过偶尔也有曾经俄国侨民的后代回来探访，他们的家族墓地在大山的更深处，或许还可以找到。这些俄国人有些是独自来访，有些是一家人，当地的出租司机把他们送到公路旁，他们就自己去山里，回程的时候默默不语，不知道是找到之后的感慨还是没找到的失望。

之前乘坐的火车穿过兴安岭隧道之后，我往下面的山沟里望去，发现了几栋散落在沟中的老房子。我在博克图找了一辆出租车，大概半个小时的路程，开到了一条可以远处眺望到兴安岭隧道的路段，司机告诉我那下面就是新南沟，但我只能自己下去，他在路旁等我。我沿着路边的斜坡下到沟里，在膝盖高的一大片草地中，最先看到的是一座堡垒和一条短隧道。

因为兴安岭隧道区附近山地路况复杂，当时的火车推力不够，无法直接爬坡越过，所以需要修建螺旋线路爬坡，火车线路通车的时候，隧道还没有完工。在兴安岭隧道外，还修筑了一条新南沟隧道，就是我看到的碉堡把守的这条只有几十米的隧道，当时称之为“ 兴安岭石头瓮道” ，是螺旋展线绕山行进的必经建筑。

在展线交叉隧道的两端，各有一座碉堡，有人说是俄国人连同隧道一起修建的，也有人说是日军占领博克图之后修建的。我个人倾向于后者，因为按照当时的历史，俄国人修建隧道通车很仓促，来不及修建碉堡，之后也没有在此修建碉堡的必要，反而是日军占领后为了防范苏联需要修建工事。另一佐证是日占时期，在附近的乌奴尔地区基本都有日军的山地堡垒和机场仓库，很多遗迹保留到现在，比较符合推论。

两座碉堡中，东侧的小一些，西侧的差不多有东侧的两倍大。碉堡的墙面上还有粉刷的字，应该还是革命时期留下的，可以辨认出“团结紧张”几个字。碉堡内可以进入，只是通向二、三层的楼梯被拆除了。在碉堡内还有地下部分，但有积水没法下去。从碉堡内能够清楚地看到当时的防御工事结构，两座碉堡死死地守住这条路线复杂的兴安岭铁路线。

我从西侧的碉堡再往西面走，膝盖深的野草丛中散落着若干栋俄式老房子。大部分房屋整体结构保存基本完好，木头没有太多腐朽，有个别一两座只剩少许墙体，估计是有意拆除的。房子的大门都是完全敞开，我走进房子内，发现屋里还有灶台和一些残留物品，人类生活的痕迹消失并没有多久，部分房屋地板出现破裂塌陷，可以看到下面的地基和积水。野外热胀冷缩无人维护，很多玻璃和窗框都是损坏的。

司机师傅说，每年都会有三五个外地人来新南沟探访老房子，前几年这些房子还有铁路员工在里面休息，现在好像彻底荒废了。

博克图这个地方倒是有一种特产叫沙果干，我在家乡只吃过新鲜的沙果，黄色的果子，口感很脆，味道对小孩子来说可能有点过于酸了。这次吃到沙果干，酸酸甜甜味道很好，人在旅途中饥饿是其次的，主要是口渴，而且光喝水并不解渴，嘴里含几片沙果干吮吸一下会很舒服。

在新南沟的时候，那一天是5 月21 日，按照近些年形成的习俗，这是一个有关爱情的日子，而我独自一人在山谷里，探寻被人遗弃的破房子。我不觉得这是寂寞，寂寞是周围有很多人，可他们却不和你一起，但那个山谷里是没有人的。后来我想了一下，可能是遗憾，那些老房子如果得不到妥善维护大概不会坚持太久，也很少有人会专门找到这里，而我在现场，却没有人分享那种难得的惊喜，这种感受应该是遗憾。

不过想了一下，人的一生遗憾多得是，这也不算什么。对普通人来说，大部分期待都只是幻想，人们最擅长的事情就是面对现实，然后在一堆并不喜欢的选项中，接受一个最不讨厌的。聪明人会欺骗自己说这就是属于自己的幸福，笨人就是欺骗不成功，在消极抵抗中让所有人都不高兴。

人们对于遗憾的处理是很考验智慧的事情，总有人想要弥补年轻时的遗憾，然而人的一生是不可逆的生命与时间的延续，任何遗憾归根结底就是不可挽回的，只能去尴尬地试图回溯模仿。

与其念念不忘，不如坦然承认遗憾是此生必然背负的罪责，童年时错过的糖果，长大之后就不要再吃了。

扎兰屯：百年前的火车度假地

在一百年前，当火车经过大兴安岭后，迎接这些艰辛远途而来的铁路司机与工程师的，是一座为火车度假而建造的城市——扎兰屯。扎兰是满语中“参领”的意思，是一个官职，清朝正蓝旗、镶红旗驻扎雅鲁河，设立扎兰衙门和扎兰章京，隶属布特哈总管衙门，后隶属黑龙江将军。民国到共和国时期，又经历了雅鲁设治局、雅鲁县、布特哈左翼旗、布特哈旗，到了1983 年才改成扎兰屯市。

在牙克石开往扎兰屯的火车上，邻桌大叔和我聊天，他好奇我在北京从事媒体撰稿能赚多少钱。我说了个数，大叔很惊讶，说“那你们也没比我们多赚几个钱呀，我咋觉得你们活得那么轻松呢，我看电视剧里北京生活整天都跟玩似的，你们挣这点钱够花吗”。我说肯定不够花呀，无论在哪都有一些人过得高兴，一些人过得不高兴，我就属于在北京生活的人中过得不高兴的那一部分。

扎兰屯火车站乍一看很普通，站前周围并无高大建筑，俨然是一个社区广场的模样，只有一群老人在这里散步聊天打门球。这座火车站已经有105 年的历史，曾经的老站楼如今依然完好无损地保存着，在新站旁边作为铁路办公楼使用。

扎兰屯老火车站站舍外表重新粉刷过，但整体结构完全未动，和老照片上几乎一模一样。外墙用砖块装饰成凹凸起伏，铁皮屋顶，墙面和窗沿装饰丰富，入口处一个巨大的木构架竖形尖拱窗，整体红白相间。扎兰屯火车站旁边也有保存完好的俄国老水塔，和车站站舍一样，被重新粉刷过，鲜艳的明黄色，这种维护风格使得很多老建筑看起来很新，缺少了斑驳感。

出火车站不远处，是当年的机车库、铁路员工宿舍和铁路子弟学校，都是一百年前俄国人在此建立的铁路配套设施。机车库附近变成了煤炭仓库，一个中年男人带着一条凶猛的大狗居住在机车库旁边的小屋里，那只狗一直在朝我咆哮，男人拉住狗，热情地招呼我随意拍照。相比于火车站的粉刷一新，机车库似乎无人问津，外表看起来灰头土脸的。俄国铁路子弟小学是一个很遗憾的地方，已经锁门不开放了，无法进入参观拍摄校舍建筑，我绕着学校围墙走了一圈，发现并不容易翻越，也就没再进入。

在机车库南边的平房区有大量的俄国老房子，并且都有人居住，这些房子大多保存完好，局部有不同程度的维护问题，主要是木头腐朽开裂。当地住户大方地让我拍摄他们的住宅，他们很感兴趣北京的老房子是如何维护的，问我谁来承担维修老民居的钱。由于经济萧条和旅游业萎靡不振，扎兰屯试图进行的中东铁路历史旅游方案似乎并没有起色，也影响到了与旅游业有关联的老建筑维护。

沿着街区一直向北，就到了102 年前修建的吊桥公园，为了找寻俄国人当年在此度假的感觉，我特意买了格瓦斯和奶油蛋糕前往公园里野餐。在俄国留下的一系列铁路附属设施中，户外娱乐场所并不多见，完整保留至今依然为市民们日常休闲的恐怕只有这一处。今天的吊桥公园已经成为了扎兰屯的旅游象征，免费对市民开放。这座公园同样也是一座规模很小的动物园，有狗熊、野猪、猴子和一些鸟类，苏军在扎兰屯与日军作战期间，有5 名士兵阵亡，阵亡苏军纪念碑也在公园内。

离吊桥不远的地方，是扎兰屯著名的避暑旅馆与六国饭店。避暑旅馆黄白相间，上下两层都有露台，包着蓝绿红三色木围栏，现在是中东铁路历史学会使用。旁边的六国饭店则装饰一新面向公众开放，扎兰屯的六国饭店建成比北京的六国饭店还要早两年，1903 年由俄国商人本僚木什金开设，最早是一家纯正的俄餐厅，1940 年一个中国商人接手之后改为六国饭店，吸纳欧洲各国餐饮风格。

我走进六国饭店，里面还有当年的老物件，饭店包括散台和宴会厅两部分，散台中间有一架钢琴，客人可以自己弹奏，宴会厅则完全按照当年的风格陈列着。

扎兰屯的中东铁路博物馆是我此次中东铁路之旅重要的一站，因为这里是唯一一座以中东铁路为主题的博物馆。博物馆相对很小，是1905 年建成的铁路护路队兵营改造的，整体只有一栋平房，附近还有少许附属建筑和一辆火车。博物馆内展品主要以照片图片为主，实物展品主要是铁路相关的文件、身份证明等等，一大亮点在于地面的铁轨，显示了不同时代的轨距。

中东铁路最早使用的是俄国境内通行的1520mm 宽轨，后来日本人占领的支线改为1067mm 窄轨，日俄战争后日本控制的整条南满铁路线都改为1435mm 准轨，一直沿用至今使用的都是1435mm 准轨，与俄罗斯境内铁路不能直接相通，国际列车需要在边境换轨。

但是，这座博物馆是让我颇有遗憾的，作为东北地区现代化与工业化的开端，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节点，却没有进行足够深入的呈现。虽然在哈尔滨的铁路博物馆中也有不少涉及中东铁路的内容和展品，设施效果更好一些，但终究不是以中东铁路本身为主题的。

这种遗憾并不仅仅体现在展品和布展思路上，而是史观的问题，也就是中东铁路对于东北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不能放在国家的一个地区的角度，而要放在整个东北亚和世界范围内，才能在更大的视野上看到这条铁路的意义。遗憾的不是一个地区在世界舞台上的消失，而是这个地区的人已经不敢想象自己这里曾经是足以撼动世界的撬点。

在电视剧《悬崖》里面，一位满洲国的警察官员说“20 年后，我们就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今天的东北像小丑耍猴一样在短视频新媒体面前，装疯卖傻地摆弄着父辈们留下的残砖断瓦，不知道还会不会记起曾经的梦境幻灭，幻灭的梦境也比连梦都不敢做要好。

火车站的北部是扎兰屯的老城区，继续往南走就是新城区，大型商业中心、步行街、新开发楼盘基本都在新城区。这里有我见过的最长的一条KTV 街，一整条长街都是一家接着一家KTV ，还有少许几家饭店，这座城市的娱乐是繁荣却单一的，人们并没有多少娱乐方式，却又有足够的空闲时间，也没有太大发展空间的工作机会，只好都去唱歌。

另一方面，某种特别的繁荣体现在了精神世界上。在扎兰屯的西南部，是建设相对比较落后的平房和厂区，但这里却屹立着一座与这座城市并不协调的高大宏伟的基督教堂，夕阳下通体红色格外耀眼，这座教堂是2014 年建成的，恐怕是东北萧条中唯一呈现崛起状态的。东北的基督教发展很快，大概就基督教兴起时的罗马很像，帝国之下总有过得不好的边边角角，帝国的理想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受益，人们需要在一系列的幻想寄托中，找到自己最舒服的那一种。教会还满足了一些集体关怀的切实需求，在以居委会和工会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基层社区架构失灵之后，教会就取代了社区。

齐齐哈尔：永恒的北方堡垒

这是一座满洲人为了防御俄国人而修建的城市，城市的名字来自达斡尔语，老城中心最早的建设者是回民。俄国人修建中东铁路时，由于忌惮驻扎齐齐哈尔的清军，有意把火车站设在离城区稍远的地方。日本人占领齐齐哈尔之后，在城区里建了新火车站作为北满重镇，后来那座日本人建起的火车站楼顶屹立起一行标语大牌子“中国共产党万岁，毛泽东思想万岁”，火车站对面广场上的雕像，是雅克萨之战中与俄国交战的首任黑龙江将军萨布素。

这就是齐齐哈尔的历史，也是我刚下火车的第一眼印象。天空灰蒙蒙一片，像历史也像现实，压低的乌云下是雄壮的深棕色火车站大楼，一切都那么强硬，却显得老迈，还有悲凉。

齐齐哈尔老火车站是1936 年满洲国时期日本人修建的，在火车站楼顶的标语是少见的没有被摘除的革命标语，也算是东北这片计划经济最后堡垒一个时代的印记。火车站前广场上的萨布素雕像，似乎是这座城市历史观的重塑，从革命意识形态到本土民族主义，城市的治理者希望唤起民众对统一民族国家的认同. 在这种宣传下，历史中少有汉人涉足的满洲北部地区成为了国家不可退让的重镇，萨布素将军也成为了被建构的统一中华民族的英雄。

清朝康熙皇帝执政后不久，崛起的俄国开始不断向东方探索，探险队越过西伯利亚抵达了远东黑龙江流域地区，与清军发生了武装冲突，这是大清与沙俄两个帝国的第一次碰撞。雅克萨之战让清政府意识到了满洲边防的羸弱，为了防范俄军入侵，清军开始向黑龙江流域地区屯垦戍边。其中，相当一部分屯垦军人是河北和山东两地的回民，这也是东北地区回民聚居区的来源之一。

沿袭着元明两朝从军的传统，清朝初期有大量回民是军人或军事工匠，这些人作为前线防务的主力被派到黑龙江流域地区戍边，也带去了他们的伊斯兰教信仰。卜奎，这片达斡尔语中以“勇士”为名的土地上，回民军人们在驿站旁边几间简陋的茅舍中建立起最早的清真寺，后来环绕着卜奎驿站，齐齐哈尔城建起了，这座城市里的清真寺比城市本身的建立还早了7 年。如今的卜奎街区依然是齐齐哈尔繁荣的老城区，也是传统的穆斯林聚居区。

离卜奎清真寺不远的龙沙公园，是齐齐哈尔市内著名的绿地。我到公园里面的时候已经是傍晚，游人很多。龙沙公园内有几处很有历史价值的景观，刚进门口一小段路，我看到1907 年修建的俄国驻齐齐哈尔领事馆，一栋黄色的平房，面前已经变成老年广场舞胜地。再往公园深处走，是过去的黑龙江省图书馆，我去的时候已经关门了，外观非常传统中式，却是德国人设计的。

在龙沙公园内，我发现了一座寿山祠，这座祠堂是为了纪念黑龙江将军寿山。寿山将军是袁崇焕的后人，1900 年俄军攻陷瑷珲城，寿山将军率部队进攻驻扎在哈尔滨的俄军，然而战败，俄军反攻齐齐哈尔，寿山将军战死殉国。寿山祠和火车站前面的萨布素雕像一样，构成了这座城市民族主义回归的历史观念。

走出龙沙公园回到齐齐哈尔市区，从清末的历史往后走了二三十年。在齐齐哈尔中环路，1934 年日本人修建的电报电话株式会社大楼依然在使用当中，这座棕色砖面大楼形状像一条军舰，所用的砖和齐齐哈尔火车站是同一批，色调完全一样。如今被分成了中国邮政、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三家，也算是传承。

老电报大楼所在的区域是齐齐哈尔繁荣的商业区，不远处就是1930 年瑞士神父主持建成的天主教圣弥勒尔天主堂。这座教堂的设计思路很独特，镂空混凝土十字架形状的尖塔，颇有后现代主义与古典的结合，文革期间镂空部分被堵上，后来才修复原样。教堂尖顶最上方的水泥十字架在文革期间被拆除，换成了一个巨大的红色五角星，直到1990 年才换回来。

同样被拆除的还有满洲国时期日本人修建的宗教建筑：忠灵塔。这座塔在1955 年被拆除了，原址建起了工人文化宫，现在那里屹立着一座毛泽东塑像镇守着。不过忠灵塔附属的洗手亭保留了下来，是一座灰色砖体板凳形状的建筑，最初的用途是供进入忠灵塔祭拜的人们洗手清洁用的。在亭子中心地面还能看到一个圆形凹陷，那就是曾经流水的地方。

龙沙公园附近有夜市小吃街，晚上散步娱乐的人特别多。齐齐哈尔的烤肉非常出名，其实整个东北都是爱吃肉的，满族的杀猪菜和朝鲜族的烤肉都是特色，蒙古族和回民更是传统的肉食民族。这大概和东北气候有关，天寒地冻，人就充满对油脂的欲望，以及对于温暖、热烈和凶悍的欲望。

有一个很浪漫的故事，爱斯基摩人生活的地区很冷，人们在外面问候友人，说的话会马上冻成冰，对方把这块冰带回家在火上烤化，就可以听到朋友的声音了。我想，冬季严寒的东北也是如此，人们在户外沉默不语，回到温暖的室内，发泄般地热烈唠嗑，抗拒冷漠。

中东铁路线经过齐齐哈尔，规划铁路线的时候，俄国人不想距离清军太近，在距离市中心很远的昂昂溪修建了火车站。昂昂溪在蒙古语中是狩猎场的意思，清末被称为昂阿奇屯，昂昂溪火车站在建成后一直是非常重要的机务段所在地，毛泽东乘火车访苏就曾经在昂昂溪短暂停留。

我来到昂昂溪，政府大力宣传的俄罗斯风情街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繁华，相反很萧条。当地政府一直希望通过中俄铁路打开昂昂溪的旅游市场，然而收益甚少。在火车站附近，有大量当年俄国人留下的房屋，小部分高大建筑是铁路附属设施使用，比如仓库或者机车库，其余大部分则是平房民居。

一位住在这种俄国房子里的老人说，这些房子当年俄国人留下之后，闲置了很长一段时间，近二三十年分给了铁路员工和家属们居住，作为员工福利。俄国房子建筑水平高，用料讲究，足以抵御东北寒冷的冬季，又有地窖、阁楼、门廊等高级格局。

随着房地产市场的逐渐繁荣，昂昂溪也在上世纪90 年代末之后开始开发商业楼盘，在火车站的另一侧，建起了现代化的新城区。相比之下，俄国老房子就不再有优势，越来越多出现年久失修的问题。老人说，这些房子今天只能算是勉强住着，如果有条件的人家，还是更愿意搬到新建的楼房里。

这些老房子已经被政府列为保护建筑，不允许买卖，但依然有一些外来商人会采取租赁或者偷偷购买的方式，他们期待这些老房子会因为旅游开发而升值。还有一些人干脆在附近买地建起了新的仿俄式房子，当成老房子来用。按照建筑工们的话说，那些仿照建起的房子做旧之后，看起来比真的还真，而且使用的是现代材料，建造成本比老房子的维护成本还低。

当地一位老人说本地之前并不重视老建筑保护，昂昂溪曾经有一座1902 年修建的东正教圣使徒教堂，建国后当作粮店使用躲过了文革，除了尖顶被破坏之外整体保存完好，结果在1991 年为了建幼儿园而被拆除。本来还有俄国修女的墓葬在教堂拆除时被发现，但本地人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也没有东正教会的人来接手，就荒废了。后来政府为了搭上旅游经济，才开始逐渐保护和修复一些老建筑，很多是整体重建的。

富拉尔基是挨着昂昂溪的另一个区，这个名字在达斡尔语中是“红色江岸”的意思，离这不远也是一个主要的达斡尔族聚居地梅里斯。富拉尔基这个名字经常出现在我童年的记忆中，那时候电视里经常有富拉尔基的机械产品广告，什么地方的机械产品能在沈阳的电视台做广告？只有富拉尔基。

从昂昂溪坐火车到富拉尔基只需要1 块钱（6260 、6262 、6264 、6266 ），也有3 块钱的（k5162 、k7246 、k7248 、k7192 ），车程大概十几分钟。现在大部分列车的硬座其实是过去的软座，而这几趟车是我小时候的那种真正的木板硬座。乘车的大多是往返两区的铁路职工家属或通勤人员，在这样的列车上，那些乘坐班车一样几乎天天乘火车的人们与乘务员大多熟悉，连检票都免了，上车就随意找个位置坐下。

富拉尔基是一座很有过往时代感的城市，街景很像上世纪末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的样子，和我童年的沈阳一样。富拉尔基有很多大工业时代的遗留建筑，那些灰色或土黄色的筒子楼，和我童年住的地方一样的红砖楼，已经成为半废弃的待拆迁地带。

我走到一座荒废的工人文化宫对面，周边都是等待拆除的楼房，有一座墓孤零零地在中间的空场中，四周有附近居民开辟的小块菜地，还有人在这城市楼群中养牛。这座墓是水泥台子砌成的，大概两三米高，上方有标志性的东正教十字架，也是水泥做的。这座墓附近曾经是俄国铁路护路队的驻地，有兵营和马厩。

俄国为了保护嫩江铁路桥，防止红胡子土匪破坏铁路，同时震慑齐齐哈尔城里的黑龙江将军衙门，在富拉尔基派驻护路队，尤其还有骑兵。由于按照与大清国的协议，俄国并没有向满洲派驻军队的权力，所以一开始派驻的护路队是从哥萨克军队中招募的雇佣兵。

几年前一位到此的探访者发现了这座墓，拍了墓碑的照片发到网上，被俄罗斯网友翻译了出来：这里长眠着神的仆人弗尼方济•古利亚诺维奇和他的女儿安东尼娜·弗尼方济耶夫娜•尼基福洛娃。知道了墓主人的大致身份，是一座合葬墓，后来又联系当地政府，最后在这座墓底下放了一块保护性的牌子。

离开这座墓，我在附近的一家回民馅饼店里吃午餐，两个达斡尔族大叔一边喝酒一边聊天，听起来他们是这里的老工人，一直在聊曾经工厂里面的回忆，这让我想起小时候，偶尔能看到我父亲和他的同事们聊天的场景。

虽然我是工人的儿子，但我从小并不在工厂区长大，我小时候住的地方是事业单位家属院。然而，我却总觉得自己带着关于工厂区生活的记忆，后来我知道，记忆是会随着血缘遗传的，也会随着风吹，随着水流，甚至随着阳光的照射，散布沉积在一座城市里，铁西区的记忆就是沈阳城的记忆，我父亲的记忆就是我的记忆。

这种记忆的传承是神秘的，神秘意味着无需解读，就像一抹色彩、一段节奏、一束光芒、一阵味道，你觉得那有什么意思？那不需要有意思，那就是我们的感知本身，当我们想用理性去解读的时候，就已经在试图从过往的经验中找寻或推演答案，却忽视了超越经验的感知。那意味着，当我有了与自身经历不同的记忆时，我只需要接纳这种记忆，认同那就是我的一部分。

我想，我们每个人都不一定是自己认识的那个样子，也不需要去思考自己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们无须去分辨月亮和月亮的倒影，那只会耽误我们欣赏美。我们也无须分辨哪些是真实的记忆，哪些是我们的臆想，我们全部的感知都是真实的，你要牢记这一点。

哈尔滨：万民自治之城

坐火车是一种类似吃蘑菇的体验，你会发现窗外飞快流逝的风景，和手机歌单里的每一首曲子都很搭，渐渐在眼前和耳边同时出现叠合的场景。

窗外，平和的阳光，火车从齐齐哈尔驶向哈尔滨。窗内，大雪下在了我的耳朵里，雪花锈迹斑斑，一切天籁之音都成了挣扎的嘶吼，大雪掩盖了每一个倔强到最后的身影，和他们身前身后的脚印，如一切残忍都从未发生过。

人们的记忆随着积雪融化，在这个春意盎然的四月底，我看到一个小女孩坐在坦克炮塔上，唱起动人的歌谣。火车开过一片农田，人们在成山的尸骨旁重新耕作。可我忘不了那冰天雪地里，你被冻住的脸庞，朝向故乡的方向。我不知道为什么火车厢里在下雪，挥之不去你渐渐凝结失去光芒的眼神。

哈尔滨是一座很复杂的城市，这座城市的历史很短，只有一百多年，却在刚刚建成甚至还没建成的时候，就被卷入了复杂的国际战略斗争当中。从此，哈尔滨变成了东北亚政治冲突的交汇点。在历史中，哈尔滨的命运并不由自己决定，也不由北京决定，而是由彼得堡和东京，包括伦敦、巴黎和华盛顿决定。

哈尔滨最早只是松花江边的一片高地，中东铁路勘探到此，买下了一座叫田家烧锅的酒厂，开始了大规模的城市建设。“田家烧锅”也就是现在的哈尔滨市香坊区，最早是中东铁路管理局、华俄道胜银行哈尔滨分行、中东铁路护路队和铁路员工居住的地方。

到了1900 年，城市建设的重心移到了秦家岗和埠头，也就是今天的南岗区和道里区，其中南岗区是城市的中心，被规划为行政区，道里区则规划为工业区和商业区。当时的俄人多住在南岗，有钱的华人住在道里，穷一些的华人就住道外了，当时叫傅家店。

关于哈尔滨的地名读音，本地人会告诉你“哈”要读成三声，而老哈尔滨人会把“尔”读成“勒”，这是因为哈尔滨的地名来自满语“哈勒费延”意思是“扁”。（关于哈尔滨名字的由来很多，基本都和满语有关但来源略有不同，我说的只是其中一种）

在国际政治斗争中，哈尔滨火车站是一个激烈的爆发点，朝鲜义士安重根在这里刺杀了伊藤博文。俄国修建中东铁路引起了日本的警惕，1900 年义和团运动后，俄国派军队入侵满洲地区刺激了日本，日本没想到俄国会将势力范围延伸的这么快，俄国也没想到日本对此反应这么激烈。不久之后，日俄战争爆发，被称为第一次白种人与黄种人之间实力相当的交锋就在满洲展开了，日本在付出巨大代价之后惨胜。

这场战争在日俄双方背后都有着各大国的影子，英国为了牵制俄国，与日本达成了英日同盟，美国名义上中立却倾向于日本，德法不愿反对俄国，也想打压日本在东亚的扩张，间接支持俄国。在日本获胜后，英美作为支持者想要在满洲分得一份利益，然而日本人却并不愿意如此，他们更愿意与俄国人议和，因为此时自己处于巨大的谈判优势中。

日俄战争刚结束，日本就抛开英美和俄国交好，枢密院议长伊藤博文前往哈尔滨会见俄国财政大臣维特，然而伊藤博文刚到哈尔滨，就在火车站被朝鲜义士安重根刺杀。这次事件直接影响了东北亚后来的历史，日俄之间再也没有联合过，日本加速了吞并朝鲜，英美开始对日本不再信任，大家最终撕破脸。

我去的时候，哈尔滨火车站正在改造，周围修路一塌糊涂，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的地点标识原本在一号站台，现在因为改造地面都被封闭了，乘务员说肯定还会保留标识的，让我下次再来。

受到火车站周边改造影响的，还有一座颇具历史价值的教堂。圣伊维尔教堂被包裹孤立在一片工地当中，颇似一座即将被拆除的废弃建筑。这座教堂是一座军用教堂，属于驻扎在哈尔滨的俄国外阿穆尔军区使用。在教堂附近还有1920 年的孤儿院“亚斯立公共护养儿童会”和谢拉菲姆民众救济食堂。

文革时，教堂的五个洋葱顶都被拆掉，但主体建筑还在，后来又当成仓库使用。好在据说哈尔滨政府已经明确表示这座教堂不会被破坏，政府决定妥善修复，日后作为博物馆使用。（在此文发表时候，站前改造完成，教堂也已经修复了）

我住在东大直街秋林公司旁边的酒店，这里是一片繁荣的商圈。由于火车站改造，哈尔滨市区南北之间穿越铁路线的交通不太通畅，选择住在这里比较方便走访南岗，等探访道里和道外的时候我再搬过去住。

在我之前走过的地方问起东正教堂，当地人没有什么深刻的印象，反而都以为是基督教。哈尔滨曾经的地标建筑圣尼古拉教堂，文革时期被拆除，之前被当地人称为喇嘛台，或许当地人分不太清楚俄国人的东正教与蒙藏民族的喇嘛教，也有的说法是最早东正教伪装成蒙古喇嘛教进入东北，这一点类似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古柏察冒充佛教僧侣前往蒙古和西藏。

圣尼古拉教堂1900 年建成的时候是沙皇尼古拉二世亲自支持的，教堂内的圣像和圣物都是从莫斯科运来的，教堂建成后成为这座广场乃至哈尔滨东正教会的中心。在建国后，由于大量俄侨居住在哈尔滨，这座教堂得以暂时保留，但随着中苏关系破裂和文革，1966 年这座教堂开始被拆毁。1967 年，最后一位管理者，也是中华正教会哈尔滨教会主席亚尼基塔·王玉林司祭被红卫兵打死。

虽然是东北人，但因为我的家乡在南满，所以之前从未接触过东正教，第一次前往东正教堂还是我旅居上海的时候。那时候我喜欢去曾经的法租界散步，有很多有意思的老建筑和小店。在这片街区，让我留意的是一座废弃的东正教堂遗迹，在复兴公园西边的皋兰路上。

皋兰路是一条典型的法租界小马路，当年的老上海租界工部局董事会以法国诗人皮埃尔· 高乃以的名字命名为高乃以路。新中国建立后，上海的城市规划者们喜欢以全国各地地名来为街道命名，这条街道找了一个与高乃以读音接近的地方—— 甘肃省皋兰县，命名为皋兰路。

我第一次路过的时候，远远感觉一栋建筑像是一座教堂，但走近一看大门紧闭，看起来已然荒废，一楼是一家咖啡馆，侧面的墙壁上都是涂鸦。这让我对这座建筑产生了兴趣，我查阅了一些资料，发现这栋建筑就是圣尼古拉斯教堂。

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大量反对布尔什维克的白俄侨民流亡到上海，最多时近两万人，1932 年，俄侨领袖格列博夫中将为了纪念已故的末代沙皇，筹款在买下皋兰路的一块土地修建了一座东正教堂，以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名字命名为圣尼古拉斯教堂，这是上海的俄国侨民筹款自建的第一座教堂。

共和国建立之后，大量俄国侨民离开上海。到了1955 年，教堂彻底关闭，1966 年教堂的圆顶被毁坏，改为工厂，90 年代又改成了酒店，后来又改成法式餐厅。现在这座教堂临街的部分变成了一家咖啡馆。据本地基督徒朋友介绍，这座教堂依然在偶尔使用中，只是把一部分租给咖啡馆使用，复活节的时候这里还有活动，在上海的俄国人日常大多在附近思南路的一处场所进行宗教活动。

民国时期上海的外国侨民中，俄国侨民是生活处境比较窘困的，他们大多本身就是流亡难民，相当一部分是军人和军属。前面提到的格列博夫将军算是白俄侨民领袖，1923 年他率领几艘小船载着白俄难民从远东港口南下，一部分人到了日本，一部分人到了菲律宾，到中国的这批白俄难民一开始被北洋政府禁止登陆，最后各种软磨硬泡才得以上岸。

到了30 年代，俄国人已经成为上海最大的白人移民群体。对上海本地人来说，这些俄国人犯罪率很高，很多不懂英语，女人卖淫为生，男人充当打手，是本地人印象很差的欧洲人。但另一方面，这些俄国人试图扎根于此，带来了大量的艺术文化，包括音乐和芭蕾舞，很多在上海的艺术院校中任教。

回到哈尔滨，南岗区东大直街曾经是哈尔滨最繁荣的商业街，也是外国侨民聚居区，著名的秋林公司就在这条街上，1908 年开设至今依然销售俄国食品。东大直街有现在哈尔滨唯一一座日常开放的东正教堂——圣母守护教堂。

我从远处就可以看到东正教堂标志性的洋葱顶，走近之后仔细欣赏，教堂通体暗红色墙面，深绿色的穹顶，墙壁上拱形的窗子，上面是金色的东正教十字架，显得格外庄严肃穆，这里也是哈尔滨东正教会的驻地，每周还会有宗教活动，但我去的时候没赶上弥撒时间，教堂没有开门。

这座教堂最早是1902 年修建，是一座属于俄国中东铁路管理局管理的墓地教堂。1930 年教堂重新设计改建成现在的样子。在建国之前，这座教堂主要由乌克兰移民使用，当时哈尔滨大部分的乌克兰移民都围绕着这座教堂进行活动。教堂在1958 年之后关闭，直到1984 年才恢复活动，莫斯科大牧首基里尔曾经在这座教堂举行过侍奉仪式。

在这座东正教堂门前，有一座两米左右高的祈祷亭，褐色砖石，最上方是金色东正教十字架，这是曾经墓地教堂的遗留，当年那些俄侨们为日俄战争中阵亡的军人祈祷所用。

在这座东正教的圣母守护教堂隔壁，是基督教的圣尼埃拉依教堂，1912 年由牧师贾乐天主持修建，是一座属于德国侨民的路德会教堂。有趣的是，虽然属于不同教派，这座教堂在外观颜色搭配上与隔壁的东正教堂却一模一样，也是红色外墙绿色屋顶，只不过是一座哥特风格的建筑，颜色更加轻巧。两座教堂相邻而立，颜色完全一样却是迥异的建筑风格。

我走到街对面，看到这两座教堂正对着的一栋白色建筑，那是天主教的耶稣圣心主教座堂。这座教堂是波兰侨民们修建的斯坦尼斯拉夫天主教堂，当年随着中东铁路而来的波兰人超过七千人，他们当时还是沙皇治下的俄国臣民，大多居住于这条街附近，也在此处修建了自己的教堂和学校，有着繁荣的活动社区，1907 年安托尼·马狄克神父筹集资金修建了教堂。十月革命后，大批波兰侨民返回波兰。这座耶稣圣心教堂是黑龙江最大的天主教堂，但与原建筑也完全不同了。

同一条街道上，三座分别属于乌克兰东正教、德国基督教路德会、波兰天主教的教堂呈三角形排列着，这就是哈尔滨的万国文化，这种开放与自由就是当年哈尔滨作为半个世界移民和流亡者的迦南。

与圣母守护教堂同样曾经作为墓地教堂的是圣母安息教堂，离东大直街比较远。我坐车到哈尔滨城区东面的文化公园，穿过游乐园区走到公园深处，看到一座被绿色植被覆盖的建筑。游客乍一看会以为是游乐园的一部分，如同主题公园城堡一样。这是当年公墓仅剩的遗留——圣母安息教堂及钟楼，现在这座教堂的洋葱头穹顶早已不见了，墙皮也出现了脱落，有一块告示牌提示游客危险勿近。只有一些老建筑爱好者，会专门来探访这座当年著名的公墓教堂，但是教堂内是无法进入的。

一百年前，这里是中东铁路管理局为铁路职工建起的墓地，后来变成外侨公墓，主要是俄国人。这片墓地在上世纪50 年代被改造为文化公园，现在是儿童游乐场。原本附近还有苏军烈士墓，也在2007 年被迁走。这座圣母安息教堂在游乐场里面，每天面对的是游客的欢笑与喧嚣，恐怕是安息不了，不知道算不算是黑色幽默。

从东大直街拐入果戈里大街，这里有著名的哈尔滨文化胜地——果戈里书店。在这家书店里我选购了一本讲述哈尔滨流亡犹太音乐家的书《白夜》，这本书是果戈里书店自己出品的，对于一座城市的地标性书店来说，是需要有一些自己的作品立足于这座城市本身的，去讲述这座城市的故事。

从果戈里大街走过士课街的时候，我在远处看到一座雄伟的红色建筑，这座建筑曾经是一座东正教堂，叫圣阿列克谢耶夫教堂，但现在这里却是属于天主教会的圣母无染教堂。

圣阿列克谢耶夫教堂最早是日俄战争期间的随军教堂，这座教堂迁往哈尔滨较晚一些，一开始是新老两座教堂，老的那座是木制的，建于1912 年，1935 年又修建了这座砖石建筑教堂，原木制教堂作为神学院。圣阿列克谢耶夫教堂拜占庭建筑风格浓郁，整体清水红砖，钟楼带有晚期巴洛克风格，窗沿和屋檐的造型在阳光下十分惊艳。

这座东正教堂直到1958 年还在使用，有司祭在教堂内主持活动。文革期间教堂关闭，最后一位司祭斯特凡·吴志全1970 年被红卫兵打死。上世纪80 年代恢复宗教活动时，因为东正教徒人数太少，天主教堂又不够用，就把这座保存完好的东正教堂让给哈尔滨天主教会使用，现在是黑龙江和哈尔滨两级天主教爱国会驻地。现在这座教堂完全对外开放，并且还可以承接婚礼仪式。我进入教堂内，一位老人在向游客们介绍教堂的历史，并热情地向年轻人推荐教堂婚礼。

晚上我搬到火车站另一端，住在圣索菲亚教堂对面，这里周围是一片繁华的商圈。我在上海时结识的朋友杨骊君正好在哈尔滨出差，我们相约去了一家点评不错的本地老字号清真餐馆。哈尔滨的回民菜口味和我家乡沈阳很像，但略有差异，口感整体偏硬，沈阳传统回民菜中炖制菜肴较多，哈尔滨则是烧制菜肴较多。

这里就要提及东北特色菜锅包肉的做法，有南北之分，北派锅包肉熬酸甜汁，南派锅包肉用番茄酱。从历史上来看，是哈尔滨先发明锅包肉的做法，加番茄酱的做法要到80 年代才出现。但这道菜本身的起源是哈尔滨滨江道衙门厨师为了招待俄国客人而发明的改良菜，当时为了模仿出俄国人喜欢的酸甜口味，采用了鲁菜中的糖醋调味法，后人选用西式调料番茄酱，更突出了中西结合的设计初衷。

哈尔滨的地标建筑，1932 年修建的圣索菲亚教堂已经被改造为建筑博物馆，夕阳下棕色墙体被映照成金色，更显出这座城市华丽的过往。我从教堂向西北方前行，走哈尔滨最繁华的中央大街。今天的中央大街两侧全是欧式建筑，在一百多年前，中央大街却是这座俄国治理城市中的一条“唐人街”。哈尔滨建城的时候俄华分治，俄人住在火车站以南的高地，华人住在火车站以北靠近江边的地方，被称为“中国大街”，也就是现在这条中央大街。

但是真正让中央大街繁华起来的，却是犹太人。从中央大街的巷子穿过去往西北方向走，就能看到当年的犹太老会堂和犹太中学，已经被改造为了音乐厅。老会堂的屋顶、窗子和门廊都还保留着犹太六角形的标志，土黄色的墙壁和绿色锥形屋顶，让这座建筑显得很有历史感。

当年大批欧洲的犹太人为了躲避迫害逃难到哈尔滨，带来了繁荣的文化和艺术，他们在哈尔滨建立起自治社区，修建学校、教堂、医院、养老院，这些建筑今天大多依然还在使用中。犹太医院是当年哈尔滨最好的医院，犹太人带来的音乐教育亦是哈尔滨称为音乐之城的重要因素。

著名的德国小提琴家赫尔穆特·斯特恩童年的时候为了躲避纳粹而跟随家人搬到哈尔滨，在他的回忆录里记述了当年哈尔滨复杂繁多的外国人团体。当时的白俄侨民中有浓郁的反犹倾向，成立了青年法西斯组织，哈尔滨的德国领事馆会有意支持他们。在上世纪30 年代日占时期，哈尔滨有一些德国人专门去游说日本人迫害犹太人，但日本人对此往往是暧昧而回避的，因为日本人需要利用这些犹太人建设满洲。同时在哈尔滨的犹太人也有自己的组织叫做特卢佩道同盟，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中的激进分子，常与俄国人发生冲突。

与犹太老会堂在同一条街上的隔壁建筑，是一座造型很特别的清真寺。最初的清真寺建于1901 年，并不属于本地回民，而是属于俄国鞑靼人，这座清真寺因此被叫作鞑靼清真寺。由于当时人不太区分鞑靼人和土耳其人，所以也把这座清真寺叫作土耳其清真寺。

鞑靼清真寺不同于中国本土清真寺常见的中式或阿拉伯清真寺建筑，而是带有拜占庭建筑特点（当然一般所说的阿拉伯清真寺也和拜占庭建筑有关），建筑师是俄国人日丹诺夫，大连原本的老清真寺和日本的一些清真寺也是以此为样板。清真寺建筑外观以咖啡色和白色条纹相间，宣礼塔在最中心位置，没有大拱顶。现在这座清真寺周围都是居民楼，水房等辅助建筑已经被拆除了，只剩余这座大殿主体建筑。

鞑靼清真寺大殿内墙壁上用鞑靼文写着：“远东哈尔滨市穆斯林总教协会的创始人和一千年不坏的清真寺建筑者：格那耶提·艾哈迈迪阿訇，他逝世后的事业继承人：穆尼拉·阿兹拉提，就这样义务完成，祝贺米兹格拉先生，尼扎穆丁亲笔。”（清真寺大殿内不能进入，这部分文字我是在一篇博客里看到的，也是听清真寺看门人说的）

伴随着俄国的东进，一些鞑靼人随着军队和商旅迁徙到了远东地区，也来到了哈尔滨。1901 年，当时在哈尔滨的鞑靼人数量并不多，也形成了自己的一个小社区。到了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大批鞑靼人迁徙到哈尔滨，其中很多是军人、军属和知识分子，他们形成了自己的鞑靼民族协会。

1922 年，为了纪念鞑靼人的祖先皈依伊斯兰教1000 年，这座鞑靼清真寺进行了重建，有了今天的样子，也标志着鞑靼人作为外国穆斯林群体在哈尔滨的地位。当时的鞑靼人有自己的报纸、学校、印刷厂，还有娱乐和公益活动组织。到了1935 年，哈尔滨已经成为了远东鞑靼人的活动中心，在这里召开了东亚鞑靼人代表大会。

共和国建立后，哈尔滨的鞑靼人越来越少，很多人去了美国、澳洲和日本，这座鞑靼清真寺也被看管者出租给了中国五金机械公司哈尔滨分公司，后来又属于道里区人民武装部。上世纪90 年代，当时的清真寺监护人阿克秋林娜通过美国鞑靼协会与中国宗教事务委员会协商，将鞑靼清真寺的所有权移交给哈尔滨市伊斯兰教协会，现在处于暂时闲置用途待定的状态。

我和清真寺看管人丁先生聊天，当时正逢伊斯兰教斋月，丁先生严守斋戒不吃不喝，我作为旅行者没有封斋，他和我在太阳下聊天很辛苦。他说现在清真寺的维护存在一定的困难，墙皮有少许脱落，清真寺的屋顶和地下室也存在不同程度的漏水问题。鞑靼清真寺目前不对外开放，未来用途还尚未得知，俄罗斯鞑靼斯坦自治共和国、美国鞑靼协会、中国塔塔尔官员和知识分子以及哈尔滨本地回民都关注着这座历史意义极其重要的鞑靼清真寺的未来。

提到哈尔滨的鞑靼人，我一直很好奇同样作为穆斯林，他们和哈尔滨的回民之间有没有什么来往？有没有什么宗教上的互相影响？这方面的资料是很少的，按照本地坊间的说法，这些鞑靼人与本地回民交往不多，因为并不生活在同一片区域里。这些鞑靼人大多是反对苏维埃的白俄，不过比起俄罗斯人，鞑靼人的政治倾向很温和。

哈尔滨本地回民要比鞑靼人早一点来到这里，哈尔滨第一座清真寺——滨江清真寺在1897 年就建成了。这一年，俄国人和中国人几乎同时开始在哈尔滨这片江边荒原上开始建立自己的居民社区。按照当时的哈尔滨城市规划，以铁路线为界，南岗区和道里区归俄国，道外区归大清国，滨江清真寺就在道外区，当时叫傅家店。

我多年前结识了青年作家石彦伟，后来在北京见过他，我很喜欢他写的文字，有一种和我日常接触的流行媒体写法不同的厚重，我觉得无论时代变得多么轻浮，有一些事情终究是需要被严肃地讲述的。石彦伟是哈尔滨本地人，在他的文章里有很多介绍哈尔滨回民传统生活的内容，我们也常常讨论一些关于民族和东北历史的话题。

有一次我去他当时在北京牛街的一个工作室拜访，吃饭的时候聊到共和国之后的经济结构变化，对于回民这种以手工业和个体工商业为主的族群，传统生活方式会受到更大的改变。当时石彦伟提到了哈尔滨回民的传统行业，但没有展开讲。我这次到哈尔滨，向他请教了很多关于哈尔滨回民传统生活的问题。

清朝末期，满洲柳条边开禁之后，很多关里的回民为了谋生纷纷闯关东到了东北，这些回民大部分是以工商业为生，从事宰牲、皮革、餐馆等牛羊肉类和手工艺为主的行业。当时还有不少回民在松花江上跑船贩卖牛羊，山东回民居多，有的沿江到俄国境内做生意。共和国建立后这些船民大多上交了船只，去自来水厂或航运公司上班了。

滨江清真寺最开始的筹划者们大多是回民牛贩子，通过商会以贩牛收入作为公积金，买下5 间房屋作为清真寺使用，聘请了阿訇。之后清真寺不断扩建，在1935 年，当时的教长白羽生阿訇决心翻修清真寺，于是有了相对稳固的规模和今天的礼拜殿主体建筑。之后1958 年、1979 年、2003 年先后不断返修扩建，一直到2005 年清真寺广场建成，也就是现在的样子了，也是东北地区最大的清真寺之一。

滨江清真寺前有开阔的广场区，周围商业繁荣，清真寺分成男寺和女寺两部分，周围是哈尔滨传统的回民聚居区，有大量的清真餐馆、食品店开设。

滨江清真寺重新粉刷外墙之后为白绿相间，但几年前的照片上却是通体蓝色，蓝色也是哈尔滨包括整个东北很多清真寺的主色调。对于东北回族来说，蓝色有着特殊的意义。蓝色是青花瓷的颜色，这种色彩浓郁厚重的钴蓝颜料从西亚传入中国，与中国本土烧瓷工艺结合，色目人是主要的青花瓷工匠，他们把含有伊斯兰文化元素的纹饰描绘在瓷器上，最后这些瓷器大批出口西亚，成为中华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连接。

这种蓝色同样也是波斯文化的痕迹，如同伊朗地区很多清真寺以蓝色为主色调一样，我们今天无从考证为何东北地区会把这种对颜色的偏爱保留下来，与关里穆斯林地区的绿色调不同，这是伊斯兰教在中国传播、迁徙与文化演变的重要历史痕迹。

在距离滨江清真寺几条街之外的“中华巴洛克”步行街区，是一片被开发为旅游景观的欧式老建筑群。中华巴洛克步行街的老建筑改造区本来并不稀奇，但是只需要跨过一个路口就可以进入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世界。在中华巴洛克街区的对面，一道黑色的大铁门挡在路口，只有一个小小的门与外界连接，我怀着好奇心走进去，结果看到了一片人类消失后的世界。

这片街区与中华巴洛克原本是连在一起的，但没有一同改造，所以变成了废弃的街区，这些百年前的老房子几乎每一栋都是危房。大部分这里曾经的店铺和住户都已经搬走了，包括很多哈尔滨老字号的餐馆和点心铺，只有老照片才能看出这里曾经是多么繁荣的商业街区。

直到今天，还有人依然居住在这，附近老住户也经常会穿过这片街区，使得这片街区反而成了没有太多竞争影响的自由地带。一个老奶奶在危房中散养着鸡，鸡就在垃圾堆里觅食，巷子里开着一家烧烤档，依然在经营着，还曾经上过美食纪录片。一个贩卖阿城干豆腐的男人在路边，摊子上的喇叭一直在播放录音，内容是他大老远从阿城来哈尔滨就是为了让大家吃上最好的干豆腐。这片被半封闭起来的危房区中，仿佛从头开始形成自然的生态圈。

在这座城市最繁荣的步行街旁边，却是如同废土世界中的场景，被遗弃的破旧街区，保留着古典的样式，还有少数人依然生活在里面，自给自足。外人只在后启示录电影中看到的画面，在这里却是真实的街景。

今天这些已经被改造或荒废的欧式老建筑，在一百多年前是哈尔滨这座城市崛起的象征，也是这座城市的移民史。

随着中东铁路的建设，大批俄国移民来到满洲，一开始是铁路员工和家属，后来商人们发现了巨大的商业空白和消费潜力，纷纷来到东北开设店铺。仅在哈尔滨一地，1917 年的俄国移民就占了全城人口的四成。十月革命后，更多的俄国人出于政治因素搬到哈尔滨，他们当中有地主、富商、旧军官和贵族，因为政治派别上与红色苏俄政权区分开，被称为“白俄”。

在哈尔滨的红军街，俄国商人契斯恰科夫曾经有一栋漂亮的大楼，那是他的茶庄。在一百多年前，他的茶庄经营着俄国、蒙古、满洲三地之间的茶叶贸易，这座茶庄后来变成了荷兰领事馆。

当年那些在满洲地区的外国商人大多混迹外交圈，与政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比如哈尔滨曾经的三大富豪之一：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斯基德尔斯基的两处私邸都被当作领事馆使用，一处是法国领事馆，一处是葡萄牙领事馆，他本人同样也是葡萄牙驻哈尔滨领事，足以看出当年这位富豪应该是在哈尔滨外交圈子里四通八达的人物。有意思的是，斯基德尔斯基本人并不是葡萄牙人，也不是法国人，甚至不是俄罗斯人，他是个犹太人。

斯基德尔斯基当时在哈尔滨有一个老对手，波兰裔犹太人葛瓦里斯基，曾经的哈尔滨首富。葛瓦里斯基靠林业起家，围绕着中东铁路线的城市建设需求创办了家具厂、造纸厂和胶合板厂等工厂。十月革命后，他意识到无法回到故乡，于是在今天的哈尔滨颐园路1 号（现在的“革命领袖视察黑龙江纪念馆”），修建了极其华丽的别墅，准备定居下来。可惜20 年代末经济危机爆发，葛瓦力斯基被竞争对手打压破产，别墅被迫出租给日本满铁理事会，也就是后来土肥原贤二的特务机关驻地。

中东铁路带来了哈尔滨的繁荣，把这座东北荒原上平地而起的城市变成了远东的国际化都市。随着铁路的建设，为哈尔滨引入大量的移民，这些移民的母国也纷纷在哈尔滨设立自己的领事馆，最多时有19 国领事馆存在。随着十月革命爆发，这些领事馆在哈尔滨乃至俄国远东干涉问题上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今天曾经的各国领事馆大多作为历史保护建筑，有的很早就被当作事业单位或者商业公司的办公楼，有的变成了居民楼，还有的目前暂时搁置保护。

在哈尔滨繁华的红博广场正北方，万达广场的牌子下面，一座城堡一样的土黄色建筑矗立着，与周围现代化商业区完全不符，在背景的映衬下形成了格外突出的对比。

这座城堡式的建筑名叫吉别洛- 索科大楼，是曾经的意大利驻哈尔滨领事馆。1920 年意大利在哈尔滨设立领事馆，第一任领事叫皮埃特罗·吉别洛- 索科，他是建造中东铁路兴安隧道的意大利设计师。1919 年他在哈尔滨修建了这栋巴洛克折衷主义建筑作为自己的私宅，1920 年他被任命为意大利领事后，这栋房子就成了意大利领事馆。

走近这座领事馆，可以看到外墙上布满了华丽的花纹浮雕，显出巴洛克建筑的审美特征，花纹浮雕包括天使形象和花卉植物，还有1919 的数字，在墙壁边缘和窗沿周围，布局细腻优雅。原本三楼突出阳台的柱头上有两尊半身四面裸体雕像，铸铁的围栏柱头尖上还有类似于天线的装饰物，可惜已经被拆除了。

吉别洛- 索科担任意大利驻哈尔滨领事一直到1925 年，在他离任后，意大利领事馆也就迁往别处。满洲国时期这栋房子被当作日本宪兵司令部，解放后归黑龙江省电力公司使用，目前已经作为保护建筑妥善维护。至于吉别洛- 索科本人，他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移居上海，1943 年病逝在上海，在他病逝前两个月，意大利向盟军投降。

从红博广场向东北方延伸的东大直街上，距离意大利驻哈尔滨领事馆几个路口左拐，就能发现一栋隐藏在街边小区里的三层老房子。这座老房子在正面左右两侧窗子上，有两只威严而栩栩如生的巨大鹰浮雕，显现出这不是一栋平常的建筑。

1905 年这栋房子是俄国犹太商人克罗尔的私宅，克罗尔在1900 年就来到了哈尔滨，做面粉、饮料和啤酒生意发了财，盖起了这座豪华的府邸。1924 年，刚成立不久的苏联政府把驻哈尔滨领事馆选在了这里，克罗尔本人不知所踪。

苏联领事馆在这栋房子里只待了三年就迁走了，1931 年捷克斯洛伐克又把领事馆设立在这座房子里。1937 年之后，日军抢占了领事宅邸，作为731 部队的联络站，到了1942 年，捷克斯洛伐克领事馆被满洲国政府关闭，外交人员被驱逐出境。共和国建立后，这栋房子短期作为幼儿园使用，现在是居民楼。

这栋房子虽然看起来已经很破旧了，但依然不失当年的气派。房子举架特别高大，走进去虽然昏暗却并不让人拘束。木制的内门与窗框依然在日常使用当中，看起来都是当年留下的老物件。在这栋房子里居住的大多是过去被分配安置于此的老住户，这栋老房子今天存在年久失修的种种问题，尤其是水电线路老化，并且老建筑自身的居住采光也是很糟糕的。

捷克斯洛伐克与中东铁路有着一段紧密的关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简称捷克军团）成员来自俄国境内的捷克人和属于奥匈帝国战俘里的捷克士兵。俄国国内革命后，执掌政权的苏维埃政府退出战争，六万多人的捷克军团准备经西伯利亚铁路从远东回国，结果在路上与红军发生矛盾，红军领导人托洛茨基要求捷克军团交出武器，捷克军团暴动反叛。

反苏维埃外国干涉军抓住这一机会利用捷克军团来对抗苏维埃政权，捷克军团迅速占领了远东一些城市，尤其是重镇符拉迪沃斯托克，暂时控制住了远东局面。中东铁路管理局局长霍尔瓦特在捷克军队的保护下，把“全俄临时政府”迁到了符拉迪沃斯托克。

当时的中国人把捷克斯洛伐克称为赤赫斯拉克，记载了赤赫军在中东铁路沿线的军事活动。捷克军团在中华民国政府的要求下，不允许在铁路沿线驻军，但可以借道哈尔滨运送军需物资。期间捷克军团和民国政府还发生过一些摩擦，因为中东铁路工人罢工，捷克军团司令盖达发布公告要对罢工人员执行军法审判，被民国政府抗议侵犯主权，这位盖达司令就是捷克著名的讽刺作品《好兵帅克》的作者哈谢克的上司。

到了1919 年底，高尔察克的全俄临时政府倒台，捷克军团随着外国干涉军撤离而回国。回国之后的捷克军团成为了捷克斯洛伐克民族独立的重要力量，在远东的战绩也让欧美各国开始重视捷克斯洛伐克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实力。哈谢克本人在战争中站在苏维埃一边加入了红军，没有去远东而是留在了红军控制的伊尔库兹克，后来回国之后被曾经的战友们冷遇，不久去世。

与意大利和捷克两国旧领事馆建筑相比，哈尔滨其他的旧领事馆保存状况显得稍好一些，原苏联领事馆是其中最有故事性的，因为最早这里是中东铁路建设局总监工茹戈维奇的住宅，后来归中东铁路局局长霍尔瓦特居住，一直到他下台为止。之后又经历了十月革命后俄国各政治派别斗争、苏联与中国的关系浮沉，这栋建筑见证了两个邻国之间纠缠不清而又息息相关的历史。不过这栋建筑目前闲置中不开放，由于缺少必要的修葺，使得建筑本身有一定风险。

从哈尔滨火车站出来的那条大街以前就叫做霍尔瓦特大街，后来改名叫红军街。

在二月革命之后，哈尔滨的俄国人迅速表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因为这些俄国人大多是工商业主，他们期待临时政府会带来自由和平，颁布更加有利于资产阶级的政策。中东铁路管理局上层则感到迷茫和担忧，他们当中不少人对皇室非常忠诚，决定暂时观望。不久之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任命霍尔瓦特继续担任中东铁路行政长官，此时哈尔滨的工兵代表苏维埃也成立了，双方矛盾开始激化。

十月革命让中东铁路问题迅速国际化，成为了各强国和俄国各个政治派别的关注焦点。中东铁路管理局与工兵代表苏维埃对峙，这引起了各国的关注与忧虑，外国领事团要求霍尔瓦特增派军警维持秩序。此时最为活跃的是日本，日本希望派出警察部队进入哈尔滨协助维持秩序，被霍尔瓦特拒绝。

在列宁致信哈尔滨工兵代表苏维埃鼓励他们武装夺权之后，各国领事又开始极力保护霍尔瓦特，主张由各国派兵维持哈尔滨秩序。经过艰难的谈判，为了避免外国势力进入哈尔滨，霍尔瓦特与工兵代表苏维埃暂时达成互相妥协。

一个重要的节点发生在1917 年的最后一个月，之前霍尔瓦特和中华民国政府谈判，希望由中国军队维持中东铁路沿线秩序，遭到工兵代表苏维埃的反对，他们认为霍尔瓦特向中国出卖俄国利益，主张罢免霍尔瓦特。此时，英美等国也敦促中国政府派兵进驻中东铁路，保护当地外国人的安全，维护社会秩序，同时避免日本势力进入满洲地区。

1917 年12 月26 日，中国军队进入哈尔滨，解除全部俄军武装，从此中东铁路在中国控制之下。1920 年底，中华民国政府正式收回中东铁路沿线及其附属地的一切管理权力。

夜晚，我和朋友从圣索菲亚教堂广场走到中央大街，历史沉淀在那些街道两旁的老建筑中，晚上会看到音乐表演，有提琴、手风琴和一些民族乐器，引起游客们的拍照围观。我们一路漫步到松花江边的斯大林公园，热闹的万达美食街是年轻人的喧嚣世界，临街转而宁静，有老人在拉着手风琴，唱着俄语歌，风度翩翩，这是哈尔滨音乐之城的文化底蕴。

在哈尔滨我去了一个聚会，在黑龙江大学旁边的文心咖啡馆，咖啡馆的蒋老板是一个非常有追求的年轻人，这家店里常常举办各种文化沙龙，在北京上海之外的城市是比较难得的。我在北京的时候偶尔会去706 青年空间，这是一群富有自发社区理想的年轻人建立，在里面有非常多的文化艺术和人文社科活动，空间的社交属性也促成了一大批合作和思想碰撞，但就是离我家太远了。

我在文心咖啡馆聚会上见到了相识已久的网友王江山和杨修，王江山之前已经出了一本书《量子群星闪耀时》，是一本量子物理学家的传记集，我经常看她的文章和朋友圈写作，她的文字有一种跳跃而锋利的魅力，是我颇为欣赏的。杨修的文字更加有种厚重的幽默感，如同他本人一样，胖胖的看起来有些憨厚，却在深刻的话题里闪烁出狡黠。他们后来在我的写作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启发作用，特别是对于东北文化的思考。

在聚会上我还见到了黑龙江大学的唐戈老师，在他那里得知了更多关于中东铁路和哈尔滨这座城市的故事。唐老师做过很多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也给了我很多启发，后来，我又在新疆的探访中，在与哈尔滨相隔整个中国的地方听到唐老师的名字。

聚会之后，因为一个话题引出我的思考：本朝的人对前朝究竟有怎样的记忆，如果一个哈尔滨人出生于中东铁路动工的1897 年，活到100 岁，他会经历什么？

他7 岁的时候日本击败俄国，20 岁的时候十月革命，23 岁的时候俄国统治者离开哈尔滨，48 岁的时候苏军重返哈尔滨，94 岁的时候苏联解体。他70 岁的时候中国最后一个皇帝才去世，而他12 岁的时候这个皇帝才登基。他的故乡将经历大清国吉林将军衙门辖地、中东铁路管理局、民国东省特别区、奉系军阀、满洲国、内战，然后一路看着共和国建立后的政治运动直到改革开放，这是多么眼见波澜壮阔的一生。

在哈尔滨东面地级市尚志，有一个百年前兴盛繁荣如今略显萧条的铁路小镇：一面坡，这座小镇曾有一个很有趣的名字——五卡斯，在俄语中是“段”的意思，指的是铁路机车段。一面坡火车站最开始为三等站，后升格为二等站，站舍为砖木结构，采用俄罗斯传统砖砌墙体，人字木屋顶铁皮屋面，双坡或四坡屋顶。

因为靠近哈尔滨，这里成为了在哈尔滨定居的俄国贵族和商人们休假的地方。离火车站不远的地方，一座与周围小房子不相匹配的高大建筑屹立，这就是曾经的铁路俱乐部。当年中东铁路东部线的高级雇员们在此休假疗养，大楼外观的石柱、雕栏、木质窗框都是当年的样子，楼内还保留着老式吊灯，现在这里是尚志一面坡医院。

在小镇的另一端有一座白色的堡垒式建筑，当地人称为大白楼，最早的时候是火车乘务员宿舍，据说也有俄国护路队在其中驻军，后来被日军征用。这座建筑现在完好无损，墙面上还有清晰的俄文浮雕，我问了朋友尹宁，他是一位曾在乌克兰留学的画家，他告诉我上面俄文的意思是“机车乘务员值班室”。这栋大楼设计巧妙之处是正面与背面是两种风格，朝向街道的是背面，像堡垒一样，朝向河边的是正面，更像一座华丽的礼堂，现在作为漂流游客中心。

牡丹江：成功商业化的铁路小镇

牡丹江这个名字看起来是汉语，实际上却是满语音译，意思是弯弯曲曲。牡丹江是一座因为中东铁路而建起的城市，直到20 世纪初，这里还是一片被称为黄花甸子的荒野，归宁古塔地区管辖。1903 年俄国在此修建了火车站，以牡丹江的名字命名了车站，也就逐渐建起了这座城市。

不同于我一路经过的很多东北城市夜晚的萧条，牡丹江工人文化宫附近的夜市非常热闹，我喜欢这种熙熙攘攘的繁荣，虽然夜里起风了，有些微凉，但步行街却满满都是人，十几年前的流行歌曲，烤肉串煎鱿鱼的烟火气，小贩的叫卖声，哄孩子玩的父母，多么美好。在夜市上我买了一种奇怪的特产，叫做桦树茸，是长在桦树上的一种真菌结块，当地人说喝这个对身体有好处。我买了一些尝尝，味道怎么说呢，就是没有什么味道。

幸福本身就是一个很俗气的东西，世俗却并不庸俗，吃喝拉撒婚丧嫁娶交配繁衍中发现生活的意义和乐趣，仔细想想这里面一定有点人揣摩不明白的神圣的东西。

离牡丹江不远的是铁路小镇横道河子，是整条中东铁路沿线商业化最完善的小镇。几年前，电影《智取威虎山》让横道河子出名了一次，这里建起了威虎山影视城和东北虎林园。然而这不是横道河子第一次出名，早在一百年前，这座小镇的名字就已经传到了欧洲。

中东铁路修建的时候，因为火车翻越附近的张广才岭（这条岭不是因为一个叫张广才的人命名的，是满语“吉祥如意”的音译，）是个很大难题，大批的俄国工程专家和技术人员就聚集这里，俄国人看中了这条小山谷，把这里作为工程指挥中心，修建了火车站、教堂、酒厂和医院，从此横道河子成为从哈尔滨到俄国境内一处重要的中转站。

坐火车从牡丹江市区到横道河子很近，邻桌是一对母子，母亲是那种二线城市服装精品屋老板娘打扮气质，儿子是西瓜太郎发型，母子俩在吃炸鸡，妈妈一边吃一边和孩子聊天，更像是自言自语，聊些生活琐碎家长里短，感觉儿子听不明白也没在认真听，我觉得这个场景很有生活情趣。

横道河子镇是中东铁路沿线所有铁路小镇中保存最为完好的，也是商业化最完善的。在横道河子的南北两侧，各有一处保存最完好的历史景观，北边是东正教圣母进堂教堂，南边是火车机车库博物馆，而中间的就是被开发为旅游资源的俄罗斯风情老街。

横道河子镇并不大，只算老街区的话，大概一个多小时就可以逛完，如果在机车库博物馆里慢慢参观，再加一个小时也足够了。从火车站出来向北漫步，就到了圣母进堂教堂，这座教堂通体绿色，窗沿和屋檐都绘制雕刻着精美的纹饰，是中东铁路沿线中保存最为完好的东正教堂之一，考虑到其为全木质结构，这种历史文化价值就更为突出珍贵。

在东正教堂的更北方，是一个颇具艺术气息的小聚落——画家村。早在上世纪50 年代，就有不少画家探访到这座小镇子里写生，为了方便长期作画，他们干脆长住在镇子里，形成了自己的一个小聚落。后来这些画家中有一批人有了名气，把这座小镇的故事带到了外面，就有更多的画家聚集到此。政府规划了横道河子油画村，修建了展厅和教室，最多时有近百名画家在这里，也是鲁迅美术学院等艺术高校的实训基地。

从画家村穿过俄罗斯风情老街，欣赏那些百年前保留至今的木质房屋，懂行的人会留意观察那些建造精细的屋檐、门廊、烟囱和窗沿，这座小镇里保存完好的俄式建筑有超过两百座，是欣赏传统俄式建筑文化难得的机会。在老街的南街口，就可以看到一排拉开的手风琴一样高大的红砖建筑，那里就是小镇最著名的机车库博物馆。

整个机车库的形状就像一把打开的扇子，15 个并列的库位象扇面，轴心就是调转火车头用的转盘，大转盘与每一个库位之间都有铁轨连接。使用的时候，大转盘转动，调动各停车位上的火车头出入车库，这使得火车调度极为灵活高效，也正是因为这种先进的设计思路，这座机车库一直使用到了上世纪90 年代才被取代。

绥芬河：未尽的终点

从牡丹江乘火车继续向东，就到了整条中东铁路线的最东端，也是即将离开中国境内的边境站——绥芬河。绥芬河是一座山城，上下坡幅度很大，绥芬河市并没有河，中东铁路原计划沿着绥芬河河谷从俄国进入中国境内，但因为地质条件不适合铺设铁路，所以往北移了50 公里，就是现在的绥芬河市。那条真正的绥芬河河流是在绥芬河市南面的东宁市，“绥芬”这个词在满语中是锥子的意思。

和满洲里一样，绥芬河同样是一座依赖对俄贸易的城市，甚至更加纯粹。绥芬河没有什么旅游娱乐资源，完全是边境集散中转，这里街道的招牌几乎都是中俄双语，甚至有的街道没几个汉字。我走在绥芬河街上，最多的店铺就是服装和食品，与满洲里的旅游化食品生意不同，这里的大多是大宗贸易，比如罐头、酒类、蜂蜜、面粉等等。

绥芬河有一座名字很惊悚的俄国老房子：人头楼，因为屋檐下有很多人头浮雕得名。这栋房子真实的名字叫契斯恰科夫茶庄，是俄国商人契斯恰科夫在绥芬河开设的茶叶店，我上面提过他在哈尔滨红军街也有一栋房子作为商店，后来被作为荷兰领事馆。绥芬河的这栋房子后来被征用为日本领事馆。文革期间，房子上的人脸浮雕被砸毁，改为向阳花雕塑，修复建筑时又改了回来。

经过人头楼，我看到远处一座教堂的尖顶，那是104 年历史的协达亚·尼古拉东正教堂，这座教堂在战争中曾经受损，现在被当作基督教堂使用，是绥芬河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驻地。教堂的东正教十字架已经换成了基督教十字架，但是教堂的整体建筑原貌依然保存相对完好。

离教堂西边不远的是绥芬河的老火车站，这座车站1899 年建成，1903 年通车时命名为绥芬河站。绥芬河老火车站是中东铁路线上唯一的室内大跨度钢梁屋顶结构站舍，入口比周围地面低了一层。建国后，溥仪被苏军从西伯利亚押解回中国，就是在绥芬河进行的交接。

我从绥芬河火车站沿着站前路往北，走到了铁路大白楼，这座大楼建于1903 年。大白楼曾是铁路交涉分局委员的官邸，后来作为铁路职工宿舍，因墙面洁白被称为大白楼，当年奔赴苏联参加共产国际会议的李大钊、邓颖超、李立三等人都曾在这里居住过。现在这里成为了市民们跳广场舞的地方，广场上也有一辆火车头停在那里。

晚上我回到酒店，打开电视，绥芬河的电视节目也带有浓重的边境城市特点，本地新闻主要播报与俄罗斯的贸易、教育合作，为俄罗斯输送熟练技工和俄语翻译人才。绥芬河电视台的天气预报会播报俄罗斯远东城市的天气，如哈巴罗夫斯克、符拉迪沃斯托克和乌苏里斯克。实际上按照官方要求，这种播报在政治上是不正确的，中国地图上，符拉迪沃斯托克要标注海参崴，哈巴罗夫斯克要标注伯力，乌苏里斯克要标注双城子。

我在绥芬河只待了一夜，第二天就乘火车回到哈尔滨，再返回北京。绥芬河这座城市并没有给我带来更多的发现，或者说，当地人已将中俄之间恢弘复杂的历史，变成了日常生活中的结合，如同绥芬河街头巫山烤鱼餐馆也会卖俄罗斯大串一样。我在思考，边城的居民，究竟对国家之间的关系有着怎样的理解？每天可见的边境另一边的人，和遥远首都的统治者，究竟谁更亲近？

尾声

短短的一次探访还有很多地方没有去到，也因为时间和交通工具的缘故漏掉了很多细节，只能说是走马观花匆匆一瞥。在中东铁路线更北面的地区，额尔古纳、根河、黑河、呼玛、抚远等地，还散落着大量的与中东铁路、东正教和俄国移民相关的历史遗迹。

这次探访对我个人而言，发现了东北故土在历史中一些被忽略、遗忘，或许还被刻意隐藏的故事。这些故事不光是关于过去的，也是关于现在的。

如果我们用更广阔和长久的目光看待历史，就会发现东北不是一个孤立的区域，东北的近代史是不能与世界历史割裂开的。中东铁路也不是仅仅与东北相关，由于中东铁路的存在，东北和俄国革命、日俄争霸、欧陆政治、两次世界大战、英美的远东政策联系在了一起。

围绕着中东铁路线，俄国与日本发生了最直接的碰撞，最终导致日俄战争的爆发。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俄国十月革命，欧洲的战乱反而带来了远东的繁荣，文化艺术随着逃难的人群开始迁徙，曾经被视为流放地的西伯利亚变成一条逃亡路线，人们从欧洲迁往东亚寻找新的希望。随着俄国的战乱，中东铁路很快被中国政府收回，十年后又落到了日本人手里，又过了十五年，苏联人又反攻回来。但此时的东北已经不再是半个世纪前俄国人刚来时候的一片荒野，已经变成了当时中国乃至东北亚工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在90 年代后期，工人大规模失业，重工业衰退经济萧条，东北人失去了某种精神支柱，甚至开始渐渐淡忘这片土地上曾经的辉煌过往。自媒体时代的猎奇视角让东北的精神气质受到了羞辱，东北人变成了贫穷落后又愚昧的农民形象和城乡结合部精神病青年的形象，成为被调侃的对象。

从这一点上讲，东北因为中东铁路与俄罗斯联系在了一起不仅仅是地理上的，也是精神层面的，两边都面临着重工业的衰弱和年轻人精神世界的空虚迷茫，也都在试图找寻（或者被灌输）一些新的精神寄托。对于俄罗斯来说可能是民族主义与东正教的复兴，对于东北可能更复杂一些，经济发展的一个个泡影，基督教的传教势头猛烈，关于满洲国时期的“辉煌历史”不断在民间被提及，人们需要某种精神动力来维持天寒地冻下的生活。

我在此次旅途中看到的，那些高大宏伟的建筑，坚固的居民楼，工人文化宫和繁荣的铁路网，诸多的三甲医院，无不证明这里曾经高度的现代化与公民福利。在某一个历史时期，这里的居民曾经是国家的主人，他们获得的待遇已经和美好的共产主义很接近了。可惜现在早就失去了，甚至变成了经济增长最缓慢的地区，于是人们不再相信，带着一种淳朴的怀疑。

人会把自己的记忆留给大地，大地在把记忆传播给生长于此的后人们，每一代人的积累，都沉淀在空气与土壤中。那些来到东北的俄国人，火车带来了比东北更北的温度与气味，把被冰冻凝固的记忆留在了东北。顺着铁路线，人们自此有了西伯利亚的记忆，甚至有了乌拉尔山、伏尔加河、波罗的海的记忆，这种记忆让人郁郁寡欢，在这个数字与电流的时代里总显得格格不入，用酒精和一个接一个笑话麻醉自己，只想回到北方。

我期待会有更多的关于东北的探访，也有更多的人会感兴趣去东北找寻历史的残骸，去书写一部完整的东北近代史。这部历史的意义不只是知道过去发生了什么，更是了解过去发生的事情是如何影响现在的，一个地区的文化，人的性格，是如何被塑造的，又是如何被轻易改变，甚至遗忘的。

注：中东铁路之旅全部内容写于2017 年5 月。

返回北京

探访中东铁路之后，我返回北京，火车上对桌、邻桌、斜对桌都是母子。午餐时间，妈妈们开始喂孩子吃饭，车厢里像是幼儿园亲子郊游。很多人不喜欢火车上遇到小孩，会觉得很吵，但我这两年年父爱泛滥，只觉得这一幕非常温暖。

在经历过对历史的沉浸探访体验之后，会越来越觉得人与群体命运之间的连接，在某些历史节点，就是会出现力挽狂澜的个体。也许在我周围的一堆宝宝里，将来就有人在危难关头挺身而出拯救世人，保卫我们的文明，谁知道呢，我的小尼奥们。

不知道从何时开始，我不再思索未来，而开始追忆过去，甚至是我出生之前的过去。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因为人过早衰老而开始缅怀旧景。在这个时代，似乎大部分人都在着眼未来，甚至利用别人对未来的憧憬，兜售贩卖幻觉。我开始变得悲观，身边的信息短暂迸发后又消失，人们追逐着一个又一个热点，唯恐自己被时代甩下。

在北京的时候，人们总是希望自己的生活在一种可控的范围内，自媒体的盛行让人们带着观察的视角去往每一个地方，在那里收集故事、图片、影像，再带回自己生活的圈子里，就像旧时去黑非洲猎取狮子的白人游客一样，自媒体就是互联网时代的狩猎。

一些标榜着自己随性旅行的人，他们也只是将其作为一个更大的生意，他们的旅行在传媒经济下同样是一种商品，贩卖的是一种表演出来的生活方式和人格。这种看似随性不可控的生活，却笼罩在高度可控的商业模式当中。就像一个人直播自己流浪，流浪这种不可控的生活被圈定在互联网直播这种可控的商业模式内，WIFI 和充电插头成为流浪者途径的一个又一个沙漠水源，直播观众猎奇的场景和故事勾勒出他的路线，流浪变成了一场真人秀表演。

毫无疑问，虽然中国不是真人秀先发流行的国家，但民众对参与真人秀的关注绝对是非常高昂的。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和手机摄像功能的结合，中国人在出名这件事情上投入了前所未有的热情，这不是个自由的时代，但估计是人们把仅有的自由玩到最大化的时代。

人们透过他人的表演理解某个地点的时候，这个地点的历史也是在流动当中，原有的过往就像沉积在湖底的泥沙，当人们开始搅动湖水试图制造新的文化意识时，泥沙被掀起来一次次杂糅混合。之前人们透过水面能看到最下面一层泥沙，现在一切变得浑浊不清，人们不在意最下面的泥沙究竟是什么，只喜欢观看搅动湖水的动作。

我试图拨开浑浊的湖水，慢慢看清楚湖底的样子，尽管那确实已不是最初自然沉积的湖底，但却可以让我避开搅动湖水的动作，专心于湖底的泥沙。那些泥沙让我有一种沉静的快乐，就像真的在水下一样，隔离水面上的喧嚣声响与耀眼光线，这让我有了难得的安全感。

回到北京，我喜欢深夜去三里屯。赶在地下商场清场，开始打扫但还没锁门之前进去，基本上没什么人，商场仿佛变成了一座深夜美术馆。昏暗的光线下，店铺里的塑料模特都有了生命力，我凝视着它们，它们吸收我的灵魂，也许就能活过来。在这片繁华的潮流之地，我拍下的照片都是空无一人的，如同一座寂静死城。

我每次在三里屯散步，都觉得自己是一只动物。不是像猫那么优雅，也不是像狗那么逗乐，而是像一头熊一样，和周围的一切都格格不入。看周围路过的这些人都那么快乐，自信，张扬，我自己就很笨拙，然后逡巡在三里屯，用本来就不好使的眼睛寻找蜂蜜。

我有时候会发现自己很难沉浸在环境氛围中，很难被环境希望向我传递的情绪所感染。如果这个环境是刺激大家兴奋激动的，那我就是容易观察到其中一些不那么让人高兴的细节。但是事后脱离了环境渲染，我可能反过来会觉得当时挺让人兴奋的。换句话说，我发现自己的抗拒心理非常强，当我意识到环境希望让我产生某种情绪，或者对方希望我接受某种观点的时候，我就会本能地警惕和抗拒。

我仔细想了一下，为什么自己会这么抗拒氛围和他人观点的影响，可能是源于某种不自信，担心自己一旦接受了就会失去自我。这又让我想起前两天跟一朋友聊天提到的，我们今天都在强调做自己，那做别人怎么样呢？我们可不可以不做自己，而就是去做别人？可不可以不自己思考不自己负责，完全把自己放在一个群体中任由外部的情绪和观点无条件控制？这似乎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只是我不愿意也不敢去选择的。

以前散步的时候，离三里屯大概几百米的地方有一条街。那段路没有路灯，很黑，两边都是老小区。我夜里大概快一点的时候回家，总能在路边长椅上看到一些人坐在那里，都是中年男人，衣着整齐不像是流浪汉，在那里坐着抽烟、听广播、遛狗，或者就干坐着。我就想一个中年男人，为什么会大半夜在外面坐着不回家呢。

虽然我经常深夜在外面瞎溜达，但我内心向往那种夜晚从不出门只陪伴家人和爱人的生活。因为这个世界上，人是特别渺小的，但渺小的人之间产生的亲密关系，那是无比伟大的。我们每个人都是一颗颗星星，可能很暗淡，不被注意到，只有拥抱在一起燃烧，才能发出比太阳还耀眼的光芒。

探访北疆之旅

有人希望把过往的一切变成时间的灰烬

北京——乌鲁木齐——塔城——伊宁——喀什——塔什库尔干——乌鲁木齐——北京

当我在哈尔滨文心咖啡馆见朋友的时候，唐戈老师告诉我在新疆北部，伊宁塔城地区也有很多俄国文化遗迹，还有东正教堂和俄裔社区。

在一些口里人看来，新疆是遥远而陌生的异域，人们从照片和媒体报道中获取关于这片土地的标签印象：美丽的自然风光、好吃的美食水果、载歌载舞的少数民族，标准的旅游广告。中央王朝自大的观念认为以中原为核心的汉地才是世界的中心，周边地区只是在为中原带来消遣娱乐的奇闻异事和供上层社会猎奇的珍宝。

在我去新疆之前，对新疆的印象也大体是如此，然而我有一种强烈的预感，那片土地一定有表层之下的文化价值。新疆在历史中的位置如同一个自由港口，不同民族、宗教与政权的交界把新疆汇聚成一块丰饶的地区，各种文明自由流入、交融、再流出，我期待着在这里会发现值得记录和思考的魅力。

这意味着一个视角是，你要把新疆看作一个中心，把京城看作是边缘；或者把欧洲到帕米尔高原看作是内圈，把北非、中亚连到蒙古和满洲看作是中圈，把剩下被包裹住的东亚看作是外圈。

很多人说去一个地方旅行采风，不要带着预设视角，要学会用空白的心态接纳当地的文化。我倒是觉得，任何人到一个新的环境，必然要带着自己本来的视角，这恰恰是一种建立联系的方式，不要把一个区域当成完全孤立的新存在。在新疆，我试图建立起这片土地与我的故乡东北，还有我工作生活的北京之间的联系。这让我意识到，新疆并非一片遥远陌生的异域，而与我关系很密切，与东北和北京的关系也很密切，是文明纽带中间的关键一环。

乌鲁木齐：一群东北人和另一群东北人

在很多游客眼中，乌鲁木齐只是他们去新疆旅游的航班中转站，或者购买新疆特产伴手礼的大市场。这座城市和大部分口里二三线省会城市没什么区别，千篇一律的高楼大厦，现代化的街区景观，不是游客们期待中的边疆风景。坦率地讲，不算上完全现代规划的兵团城市，乌鲁木齐确实是新疆城市当中比较缺少特色的。一方面，乌鲁木齐本身就不是本土民族传统聚居的古城，缺少足够深厚的历史积累；另一方面，自从清末乌鲁木齐成为新疆政治中心之后，城市规划就有了太多政治的权衡而非自然生长。

但是，我依然在这座城市里，找到了一条有意思的线索，这条线索和两群相隔一百多年的东北人有关系，贯穿了乌鲁木齐这座城市近现代的历史。

乌鲁木齐市区被民间划分为汉人和维吾尔人分别聚居的不同街区，然而这座城市最初的建造者却是来自东北的满洲人。历史上，乌鲁木齐附近由于河流的缘故一直是军事要塞，元明时期这里是漠西蒙古和硕特部落的领地，到了清朝初年这里属于准噶尔汗国。

清朝乾隆皇帝时期，与准噶尔汗国之间爆发了大规模的战争，最终以清军彻底征服准噶尔汗国结束。在战争末期1755 年，清军在乌鲁木齐筑城屯垦，准备维持长久的统治。此时乌鲁木齐这座城市开始有了最初的样子，“新疆”这个名字也正是来自这个时期（在康熙皇帝时期，满洲人已经控制了今天的新疆东部地区，雍正皇帝时期有了“新疆”这个词，但那时用来泛指刚刚建立统治的地区，并无特指）。1763 年，乌鲁木齐城修筑完工，乾隆皇帝依据汉人的文化习惯，将此城命名为迪化，意思是启迪教化。这个名字一直用到了1954 年，才改回乌鲁木齐。

和很多满洲人驻军修筑的城市一样，过去的乌鲁木齐老城也有满汉之分。乾隆年间修建的迪化城以北，后来另修筑了一座满营军城，被称为老满城，同治皇帝时期老满城毁于战争。光绪皇帝时期，在迪化城以东修建了新满城，原来的迪化城被称为汉城。1881 年《中俄伊犁条约》签订之后，清政府认为当时新疆的政治中心伊宁距离边境太近，不利于战略防御，所以1884 年清朝改伊犁将军衙门为新疆省时，把省会定在了迪化。到了1886 年，迪化城和新满城合为一体成为今天的乌鲁木齐城市格局。

老满城建成之后很快变成主城区，原来的迪化城成为了老满城的南关厢，也就是今天乌鲁木齐的南门地区。南门是城区汉人和维吾尔人聚居街区的分界线，南门往北是汉人聚居街区，也是清朝时期旗人居住的街区；南门往南是维吾尔人和回民聚居街区，其中维吾尔人和回民又以今天的解放南路为界。当然这种区分是历史中自然形成的，在城市不断重新规划和拆建当中，原有的分界很多已经被打乱了。

这种区分来自1876 年前后，陕甘穆斯林地区由于地方政府挑唆，民间发生武装冲突，后来升级为大规模起义波及到新疆。在清军镇压起义重新控制局面之后，将迪化城区内的回民全部迁出，这些回民大多聚居在了南门以南的南关附近，由于回民经商的传统，把南门到南关之间的地区变成了繁荣街市。

二道桥是乌鲁木齐维吾尔人聚居区，有一座国际大巴扎，这片商业街区的繁荣与俄国人也有一定的关系。从前迪化城南门外有一座木桥叫头道桥，这座桥往南就是二道桥，因为是交通要道所以成为了商旅聚集的地方。1895 年清政府准许俄国在迪化设立商贸区，次年签订协议将南关外三道桥和四道桥之间划为俄国商人活动范围。但是俄国人并不严格遵守协议，他们更愿意去热闹的二道桥做生意，逐渐也就把二道桥变得越来越繁荣。

到了清末民初，整个乌鲁木齐城区基本的划分是，老城内是旗人和汉人聚居区，南门到二道桥是维吾尔人和回民聚居区，二道桥以南的南梁是俄国人活动范围，这里面还包括塔塔尔人和乌兹别克人。

上世纪三十年代，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开始驱逐中国侨民，这些侨民带着自己的俄罗斯家眷来到新疆，一开始到伊宁、塔城等地，后来又到了乌鲁木齐。曾经俄国商人居住经商的南梁就成了他们的聚居区，开始建起教堂和墓地，直到上世纪60 年代城市大规模改造前，乌鲁木齐的俄国居民有数千人。

探访乌鲁木齐，也要从二道桥开始。

我住的地方距离二道桥步行大概要一个小时，我喜欢徒步走过去顺便观察街景。乌鲁木齐有一个连锁便利店品牌叫八点半，我住的酒店楼下就有一家，这是让我很惊喜的，因为在其他地区，清真便利店是很罕见的。我在乌鲁木齐的几天里，一直在这家便利店购买早餐和零食。

走到二道桥附近，离国际大巴扎一条街的距离，有一条领馆巷，这是1897 年俄国在乌鲁木齐设立的领事馆北面的巷子，今天领馆巷里早已经没有了领事馆的遗迹。

在领馆巷街北是塔塔尔清真寺，这座清真寺和俄国领事馆在同一年建成，是塔塔尔商人们修建的。1919 年由德和洋行出资重建，所以也叫洋行清真寺。不过，现在这座清真寺建筑是1994 年谢日甫江·阿不都拉毛拉筹款重建的，并不是老建筑。

现在，所有到乌鲁木齐的游客几乎都会去二道桥国际大巴扎购物，但对于以前的游客来说，有更好的选择。从解放南路白大寺往西北方向走，穿过小巷子就到了双庆巷，这里曾经有乌鲁木齐最有生机的自由集市。拐到福乐商厦后门的坑坑寺巷，又是一个小吃圣地，同时福乐商厦三楼是哈萨克市场，这些才是本地人曾经热衷的散步街区。不过这一两年，整个二道桥地区都在修路重新规划，政府破坏了原本自然生长的街区，自由集市和小店铺大多关闭了，哈萨克市场虽然还在但也很凋零。

在这片街区北面，大概在新市路到人民路之间，就是回民相对集中的区域。从这片街区里清真寺名字就能看出来，陕西大寺、河州大寺、青海大寺、固原大寺、撒拉寺等等，大概能摸索出这些回民的祖籍来源。从乌鲁木齐建城开始，就有陕西和甘肃的回民在此定居，一开始大多是来移民戍边的。后来回民越来越多，围着清真寺聚居。

1808 年，陕西籍回民在南关修建了陕西清真寺，这是乌鲁木齐第二座回民清真寺，也是南关地区第一座清真寺。同治皇帝时期，陕甘的武装冲突导致大量回民迁往新疆，由于籍贯和教派的区分，再加上原有的清真寺容量有限，各地回民开始分别修建自己的清真寺。也就有了咸阳回民的西大寺、关中回民的陕西大寺、凤翔回民的凤翔寺、建州回民的建州寺和陕西兵屯回民的中营官寺。这些历史上按照籍贯修建的清真寺，今天已经是通用的，并无界限区分。

这些清真寺很多经过了后来的重修改建，其中陕西大寺作为一个标志，依然是保存完好的中式建筑，这种本土化风格是回民老清真寺的建筑特点。我去的时候正好赶上礼拜时间，恰逢古尔邦节，清真寺内很热闹。

与之对比的是，虽然是古尔邦节期间，但整个二道桥地区却比较冷清，街道上人很少，很多店铺也没有营业，我们想找到午餐的地方都不太容易。伊斯兰教的两个重要节日中，回民更看重开斋节，维吾尔人的古尔邦节更为隆重，但也许节日期间人们都在家休息或者外出旅行，街道上反而没什么气氛。

隔着一条解放南路，路西边是1864 年建成的汗腾格里清真寺，最早叫南关清真寺，是一座维吾尔清真寺。这座清真寺曾经也叫“喀什寺”、“肉孜阿吉清真寺”等名字，可以看出清真寺的来源。现在这座清真寺是1988 年重建的，重建后以汗腾格里峰的名字命名。

在二道桥国际大巴扎的南面，走到延安路新疆大学附近，羊毛湖社区的巷子里，这里有一座小小的东正教堂。在不起眼的巷子深处，教堂的正门在居民区里，要进去得先经过社区门禁，教堂的正门平日也都是锁着的。透过茂密的路旁树冠，可以看到楼顶醒目的东正教十字架。

这座教堂是上世纪80 年代落实宗教政策时重新修建的，老的东正教堂是1906 年修建的圣尼古拉教堂，原本在胜利路附近，文革期间同英国领事馆和美国领事馆一并被拆除了。目前乌鲁木齐数量不多的东正教徒大部分是当年俄国移民的后裔，这座教堂就是他们文化和记忆的纽带。关于新疆俄罗斯人的迁徙与现状，我在随后的塔城和伊宁的探访中，会有更多的提及。

前面满洲人建城是第一群东北人的故事，那么下一个地点就是第二群东北人的故事。从二道桥地区沿着阿巴线一直往北走，新疆博物馆对面是乌鲁木齐最繁华的室内步行街——美美友好购物中心，在购物中心东门斜对面，有一片居民区叫做明园。

明园最早是乾隆年间乌鲁木齐都统明亮修建的私家园林，当时取名叫明慧园。后来有一段时间明园荒废，到了盛世才统治新疆的时候，他的岳父邱宗浚搬到了乌鲁木齐，住到了这座明园里面，修建了几栋苏联式平房和邱氏祠堂，把明园改成了自己的别墅区。

通过明园，我找到了新疆和东北在近代史的一段渊源。邱宗浚是沈阳人，他后半生的命运和自己的女婿盛世才连在了一起，盛世才决定了邱宗浚的富贵，也带来了他晚年的惨剧。

故事的开端并不在新疆，而在两人的故乡辽宁，奉系军阀大本营。邱宗浚原本只是一个奉天的小学老师，后来跻身官场，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习，毕业后投靠在了奉系将领郭松龄麾下。有一次奉天师范女子学校演话剧，邱宗浚的二女儿邱毓芳登台演出，引起了台下一位年轻军官的关注，这名军官就是从日本留学回国参加革命的盛世才。后来郭松龄做媒，盛世才与邱毓芳结为夫妻，邱宗浚的命运也从此改变了。

盛世才的家乡在辽宁开原，离奉天并不远，比起邱宗浚的散漫钻营，此时的盛世才刚刚弃笔从戎，还是一个热血青年。婚后不久，盛世才再次前往日本，这次就读的是日本陆军大学。1925 年，郭松龄发动兵变反对张作霖，失败后，他的部下被清洗，盛世才失去了靠山，邱宗浚也浪迹于街头市井。

没过多久，盛世才获得了当时的新疆省主席金树仁的赏识，金树仁让盛世才负责训练军队对抗青海军阀马仲英。在此期间，盛世才战绩斐然，军中威望颇高。后来，金树仁在四一二事变后下台，盛世才掌握了新疆省的最高权力，到了1934 年，在苏联的援助下，盛世才彻底击败了马仲英的部队，在新疆独掌大权。

也是在这个时候，邱宗浚来到新疆投靠女婿。邱宗浚先是担任伊犁屯垦使兼警备司令，在他任期内，参照八卦设计了特克斯城（也有野史说八卦城原本是丘处机建起的雏形，此处埋藏了成吉思汗的宝藏，盛世才让自己岳父以修城为名去找寻宝藏）。后来邱宗浚来到乌鲁木齐担任边防督办公署秘书长，掌握军政实权，占据了明园改造为自己的私人园林。

到了1944 年，盛世才因为亲苏被调离新疆，邱宗浚也搬到了兰州。就在这一年，曾经跟随来新疆的东北军旧部发觉自己成了政治牺牲品，救国保家乡的理想被出卖，愤怒的他们在5 月16 号冲进邱宗浚家中，将其全家老小11 口灭门。

如今的明园已经没有当年的任何痕迹，邱氏祠堂早已被拆除了。在建国后一段时间，当年的老院子大门还保留着，70 年代也被拆除了。50 年代的时候，明园成为新疆石油工业指挥中心，新疆石油管理局机关设立在这里，并且修建了一批楼房供援华苏联专家居住。在中苏关系破裂后，这些楼房被分给了石油公司的职工们，一直保留到现在。

在乌鲁木齐，我见到了音乐人何力老师，何力老师近些年一直在努力找寻讲述新疆本土音乐艺术的方式，我很尊敬他所做的事情，我们相谈甚欢。我自己对于民族音乐了解很少，有一些音乐人都在努力尝试将民族音乐变得现代化和国际化，他们相信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但我觉得，民族的就是民族的，并不是一定要去追求世界的，一个民族的艺术中蕴含着这个民族的历史文化沉淀，这种传承的群体记忆不是可以直接贯通的。

创作者可以试图去表达，却不能要求世界一定要接受，也不必勉强自己一定要被世界所接受。民族的有可能比世界的更加高级，当一个民族相信自己站在世界高处的时候，就该足够宽容其他民族未必能领会自己的审美与思考。

人的记忆有两部分，显性的记忆就是人自身的经历见闻，看到了听到了就记住了，隐性的记忆是遗传的，这种遗传来自血缘，也来自土地、水源和空气。民族的文化与艺术，我想就是这种来自土地、水源和空气中的群体记忆，是人一生下来就有的，等待人自己去回忆起来。

塔城：双塔与红楼

离开乌鲁木齐，乘坐7 个小时的长途大巴后，我抵达了另一座满洲人建立的城市——塔尔巴哈台，简称塔城。

到塔城的第二天一早，这座离大海如此遥远的城市，竟然下雨了。昨天还干燥炙热，今天就被湿润的寒风吹拂，推开窗仿佛回到了大学时冬雨的珠三角。

塔城并不算旅游城市，而且城区规模很小，来的游客也很少。如果不打算去中国- 哈萨克斯坦边境巴克图口岸买东西，本地人会很奇怪为什么我要来这里。在塔城我最先观察到的是这里的公交车站牌，上面除了汉字之外还有西里尔字母。我以为是俄文，问了一下朋友Smytna ，她在白俄罗斯读书，她说这并不是标准的对照翻译，而是用西里尔字母标出的汉字读音，我想这大概是为了方便来塔城的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商人。

塔城和乌鲁木齐一样，城市修建于大清国与准噶尔汗国的战争末期。乾隆皇帝统治的第三十年，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阿桂修建了塔尔巴哈台绥靖城，简称塔城。绥靖是安抚的意思，清政府希望安抚当地因为战乱而紧张的民族关系，这就是塔城的原型。老的绥靖城在同治皇帝时期毁于战争，冲突平息后在1888 年修筑了新城，老城称为汉城，新城称为满城。

在今天塔城地区电视台附近，还能看到残存的绥靖城城楼墙体，但只剩几十米长。直到上世纪5 、60 年代，老城墙依然保存相对完整，在60 年代后期，因为缺少保护，墙体被当地人取土用于建筑，大部分城墙被破坏掘毁。按照过去的记载，这座城池城墙有7.3 米高，有大城楼、月城楼、大炮台、腰炮台、角楼等设施用于军事防御，目前还有《重建塔尔巴哈台绥靖城碑》在塔城市红楼博物馆里。

从现场实地来看，已经很难辨认出城墙的样子，很容易当成路边毫无意义的土堆，只有个别地段有砖土结构痕迹。城墙遗址旁边有一块2013 年塔城市文物局的告示牌，另外此地的公交站叫绥靖城遗址站。

在塔城市区的另一侧有一座双塔公园，公园里的两座塔是塔城的地标式建筑。当然塔城的名字和这两座塔并无关系，塔尔巴哈台在蒙古语中的意思是旱獭，一种草原上常见的圆滚滚很肥的啮齿动物，我也不知道一座出于军事用途修建的城市，为什么以这种憨憨动物的名字命名。

双塔公园里面的两座塔是清真寺的宣礼塔，一座是建于1910 年的哈纳喀清真寺宣礼塔，另一座是建于1885 年的塞提喀玛勒清真寺宣礼塔。这两座塔并不是相同的，但样式相似。塔身呈暗红色，塔顶是绿色，在塔城清澈的天空下如油画一般。塔体有几何图形雕花，亦有拱门、窗棂、立柱浮雕和镂空。塔底有小门，过去有阿訇登上塔顶念诵古兰经呼唤人们来清真寺礼拜。

这两座清真寺都是乌兹别克人主持修建的，但建筑师是维吾尔人。从年代上看，19 世纪末到20 世纪初有不少中亚的乌兹别克人到中国经商，带来了颇具印欧风格的审美，所以这两座宣礼塔建筑与中国本土其他清真寺有些不同。暗红色墙体和尖峭三角形屋顶，在塔城老城区并不少见，是俄国人留下的文化痕迹。

谈到俄国的文化痕迹，离双塔公园不远的地方，就是塔城最著名的红楼博物馆，也是目前塔城市仅存的俄式老建筑之一。严格说起来，这座红楼其实并不属于俄罗斯人，而是来自俄国喀山的鞑靼商人热玛赞·坎尼雪夫所有的。

在1851 年《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签订之后，俄国在塔城设立领事馆，大量俄国商人来到这里经商，还开设了学校和医院。喀山塔塔尔商人热玛赞·坎尼雪夫是1910 年来到塔城的，同那个时代的很多来华的俄国商人一样，十月革命之后他选择留在了中国，一边继续经商一边暗中支持白俄势力。上世纪30 年代，盛世才为了获得军事援助对抗马仲英的部队，开始与苏联交好，逮捕支持白俄的俄国人，坎尼雪夫也被逮捕，红楼被查封没收。再后来，红楼短暂做过一段时间的医院，又做过三区革命专员公署、塔城专署机关办公室和塔城报社，到了2006 年改造为博物馆。

红楼博物馆的东南部，可以在地图上发现，从一个中心点延伸出五条街，这种中心放射式的布局结构是欧洲城市街区的特点。五条街道中的建设街和生产街是曾经的俄国老建筑群，包括北面的团结路和红楼街，当年俄国商人的洋行大多聚集在这几条街道上。

在红楼街南面的使馆街上，塔城地区宾馆内是过去的俄国领事馆，曾经因为战乱重建过两次。十月革命后由于中华民国政府不承认新成立的苏维埃政权，领事馆短暂关闭过，1924 年，中国政府与苏联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后，才改为苏联领事馆。院子里有一座高大的暗红色水塔，和领事馆一同修建于1852 年。1955 年，由于大量侨民返回苏联，塔城领事业务归到伊宁领事管理，这座领事馆也就关闭了，现在作为地区宾馆宴会厅使用。

原本红楼博物馆是非常重要的一站，遗憾的是，我去的时候赶上博物馆正在内部整修，不允许游客参观，所以无法进入。好在塔城还有另外一处俄式建筑——莫洛托夫学校。与红楼不同的是，莫洛托夫学校是真正的俄罗斯人建起的，而且有苏联官方背景。

塔城地区最早的现代教育是塔塔尔人开启的，塔塔尔人在中亚诸民族中普遍文化程度较高，并且在教育、政治、商业等方面都很活跃。1914 年，塔塔尔知识分子就在塔城创办了塔塔尔学校，后来塔城政府又设立了国民小学。1925 年，塔塔尔女教师古兰丹姆·哈比甫阿丽娜创办古兰丹姆女子学校，是新疆第一所女校，1938 年转为公立塔城第一女子学校。

到了1946 年，塔城苏侨协会和苏联领事馆投资兴建了莫洛托夫学校，学校由苏联领事馆负责管理，学生主要是苏联侨民子女和领事馆员工子女，学校以当时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的名字命名。直到建国后的一段时间里，新疆地区都在直接使用苏联的教科书，对苏联有很强的认同感，1962 的伊塔逃边事件就与苏联的教育渗透影响有关。

现在这座莫洛托夫学校被改造为俄罗斯民俗与教育史博物馆，外观看起来是很典型的俄式平房建筑，穿过绿色门廊是一个小型礼堂，正门对着一条长走廊，两旁墙壁上挂着俄国油画。走廊两边都是房间，过去是教室，现在是陈列馆，展出有关塔城地区教育历史和俄罗斯民族文化的内容。

根据当年就读过这所学校的学生回忆，过去塔城没有高大建筑，这种俄式平房建筑很多，但现在大部分都拆除了，莫洛托夫学校是仅存的遗留。莫洛托夫学校在解放后依然长期作为学校使用，过去学校里面冬天用毛炉供暖，这是俄国的传统，一个巨大的铁皮炉子在教室里，可以用牛粪或者煤炭作燃料，炉子里面有很多层，可以取暖也可以烤制食物。

从红楼博物馆经文化路往南走，文化广场的北面就是杜别克街。杜别克·努尔塔扎·夏勒恒也夫是哈萨克族，三区革命期间最早在塔城哈萨克族中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去世的时候只有27 岁，在文化广场内还有一座他骑马的雕像，但我没有找到。

在塔城，我拜访了一个俄罗斯族大叔，他经营着一家俄罗斯庄园，主要卖冰淇淋和格瓦斯。1939 年，他的母亲1 岁时跟随家人来到了塔城，一直定居在这里。目前，塔城大概有三千多俄罗斯族，常住的大概有两千多人，很多年轻人选择去外地读书。

在这位俄罗斯族大叔的庄园里，我品尝到了塔城的格瓦斯，与我之前喝的秋林牌格瓦斯味道不太一样，也不同于俄罗斯进口的格瓦斯，这种自制格瓦斯有更浓郁的蜂蜜味。

塔城的俄罗斯族依然有东正教礼仪，但因为没有教堂和神职人员，曾经的东正教堂在文革期间也被拆除了，所以本地俄罗斯族很多并没有接受过正式的洗礼，宗教信仰逐渐也变成了民族习俗。圣诞节和复活节的时候，这些俄罗斯族依然会一起聚会，这是他们保留下来的习惯。塔城还有俄罗斯公墓，老人们去世之后依然会按照俄罗斯的礼节安葬。

塔城的俄罗斯族大概有两部分来源，第一部分是19 世纪末到20 世纪初来到塔城的俄国商人，十月革命后抗拒苏维埃政权，选择留在了塔城；第二部分是20 世纪30 年代苏日交恶后，斯大林在驱逐日本侨民的同时驱逐了在苏联的中国人，这些中国人大多在苏联定居多年已经成家，只好带着他们的俄罗斯家眷搬到塔城定居。

在塔城伊宁等地的俄罗斯族大多会选择与汉族通婚，一方面因为俄罗斯族食用猪肉，周边其他民族大多信奉伊斯兰教，汉族饮食习惯比较相似；另一方面是俄罗斯族的东正教习俗对穆斯林民族来说有所分歧，汉族可以接受；还有一点就是这些俄罗斯族中有一部分本就是汉俄混血，对汉族有亲近感。

在塔城市附近的裕民县和额敏县，也有一些俄罗斯族生活，其中裕民县还有一座曾经的苏侨俱乐部，这座俱乐部在察汗托海村，是一栋白墙绿瓦的平房。1946 年修建作为领事代办处使用，建国后改为苏侨俱乐部，1957 年因为大量侨民回国，俱乐部被赠送给当地政府。

从塔城前往伊宁，就不得不提到1962 年的伊塔逃边事件，原本伊犁、塔城两地很多哈萨克人和柯尔克孜人就是因为1916 年中亚起义而逃到中国的，当时的新疆省主席杨增新允许他们入籍。在建国初期，中国承认双重国籍，部分新疆学校直接使用苏联的教科书，很多新疆当地人不懂中文，但能阅读俄文刊物，一些人对苏联更有认同感。1961 年维吾尔族将军祖农·太也夫和塔塔尔族将军马尔果夫·伊斯哈科夫离开中国前往苏联，也起到了带头作用。

1962 年4 月到5 月，6 万多边民越过边境前往苏联，苏联政府在新疆的领事馆为他们发放了侨民证，中国政府和边防军并未阻拦，也是因为伊塔事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始大规模在伊塔地区入驻建立国营农场地带。

如果按照苏联在列宁时代的理想，国家的边界对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实在意义，每个民族都可以建立起自己的苏维埃自治政权，然后加入苏联。临近新疆的原俄国突厥斯坦领地就在十月革命后成立了几个苏维埃自治共和国加入了苏联，按照这个设想，中国革命成功后也会成立苏维埃共和国加入苏联。

但是斯大林统治之后的苏联开始走向大国沙文主义，而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同样带有民族主义色彩，这使得两个共产国家无法相容成为一个整体，本来无产阶级国家之间理应非常淡薄的边界，到了1969 年，中苏在珍宝岛和铁列克提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伊宁：帝国真正的边疆重镇

从塔城到伊宁，大巴车要开9 个小时。天阴沉沉的，凉飕飕，我喜欢坐长途车，窗外的风景一直在变化，自己却孑然不动，宛若凝固，如同生活本身一样。我见过3 次美丽的天空，大理、呼伦贝尔和伊犁，全都是边边角角，只有远离才会美丽，但远离也会寂寞。

塔城如果一直向西就会到哈萨克斯坦，有一个地方叫塞米巴拉金斯克，苏联的核试验场。我看过一部电影《草原上的实验》，全片一句台词都没有，画面美极了，看到片尾才知道是个残酷的故事，残酷得很。

伊犁的女人很美，但和我家乡那边的女人美得不太一样，都是身材高大很饱满，但眉眼更深。塔城是辽宁的对口援建地区，在市区里见到几家东北饭馆，不知道老板是不是跟随援建而来定居的家属，也不知道还有没有乡音，生活习惯不习惯。

午饭时经过了阿拉山口国门，我们在这附近停车吃饭。阿拉山口是新亚欧大陆桥在中国境内的终点，这座亚欧大陆桥东起连云港，向西一直到阿拉山口出境，最终将到达荷兰港口城市鹿特丹，连接了太平洋和大西洋。

阿拉山口属于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在塔城地区和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之间，到了这里路程就已经过去一半了。继续往南，会经过著名的景点赛里木湖和果子沟大桥，傍晚时分，大巴车终于到了伊宁市，我的腿都要肿了，第一次坐这么久的大巴车。

伊宁是一座文化与民族交界的城市，经历了喀喇汗国和西辽统治之后，元朝这里是察合台汗国领地。清军征服准噶尔汗国统治新疆之后，设立伊犁将军衙门管理此地，伊宁（伊犁将军衙门并不在现在的伊宁市区，在附近的霍城县惠远乡）成为了新疆地区政治中心，一直到清末新疆建省，政治中心才迁到乌鲁木齐。

在伊宁的第一晚，我去见了一个朋友蓝梅，她是一个很有魅力的舞者，我们在网上认识多年，却从未见过。这种相识的感觉很奇妙，经常在照片上看到的人出现在眼前，了解对方在互联网之外的生活样子。

有的人在网上相谈甚欢，见了面却很尴尬，因为已经透支了话题，事实上人的交流相处是不可能靠话题来维持的，一定要有秉性相通的部分，让你们可以不用交流话题也不会觉得尴尬。这样的人并不多，难得遇到就会很珍视。

蓝梅带我去了伊宁的夜市，这里营业到凌晨两点，面肺子、椒麻鸡、酸奶刨冰无疑是必须要品尝的。椒麻鸡和酸奶在口里的新疆餐厅也能吃到并不稀奇，但面肺子我是第一次吃到，口感很奇妙，有点介于日式鸡蛋烧和中式鸡蛋羹之间，但更有韧劲。除了直接食用外，还可以涮火锅，面肺子被热汤煮一下之后，吃起来有种舌吻的感觉，对于单身许久的人来说，这道菜吃多了会伤心。

伊宁这座城市最奇妙的是不同族群的汇聚，沿着我在塔城寻访的俄罗斯文化痕迹，我首先找到了伊宁东正教堂。

为了拜访东正教堂，我特意选了一个周日的上午，赶上弥撒的时间。走到东正教堂所在的黎光街四巷，就能看到醒目的东正教十字架，教堂管理人彼得接待了我。

彼得是俄罗斯族，他的爷爷是顿河哥萨克人，三区革命时期的苏联红军烈士，彼得本人也是政协委员，自豪地说自己是革命红三代。彼得年轻时在伊宁附近放牧，这座教堂的前一位管理人是出生在苏联的俄汉混血，但老人家身体不太好，机缘巧合彼得就接替了他，开始管理照看这座教堂。

这座东正教堂并不是老建筑，原本的教堂在文革期间遭到破坏，只剩下一口铜钟和两幅圣像画保存完好。到了2002 年，俄罗斯墓地修缮，在墓地的西北角划出一块地重建了教堂。彼得本人目前还不是正式的神职人员，只能算管理人和领拜人，还要去莫斯科学习之后才能正式成为神职人员。

彼得带我参观了教堂墓地，这片墓地里埋葬着100 多年来在伊宁去世的俄罗斯人，但大部分老墓碑都被砸毁了，根本无法对照出完整的墓葬名单。在这片面积不大的土地下，不知道到底安葬了多少人，大部分都已经成为了合葬墓，少数墓葬立着十字架来标识。墓地里目前安葬的大部分都是俄罗斯族，还有少量汉族是俄罗斯族的家属，虽然不一定是东正教徒，但也一同安葬了。

彼得给我介绍目前能确认身份的墓碑，很多是近些年的，有的墓碑上还有照片，还有一些是后来重修的烈士墓。教堂曾经的工作人员们也安葬这里，但没有明确的墓碑。彼得带我去他爷爷的墓前瞻仰，这里安葬着很多三区革命时期的苏军官兵，彼得的爷爷就是其中一位。

临近中午十二点，陆续有人来到教堂，基本都是老年人，有两位略年轻的男士是从俄罗斯来伊宁专程拜访这座教堂的。这些老人们有的能看出明显的俄罗斯人长相，有的已经近似汉人模样了。

大概来了十几个人，彼得开始带领大家走进教堂正厅里，他们先是排队去教堂前面轮流点燃蜡烛插在烛台上，然后亲吻圣像。教堂的墙上挂着东正教圣像画，在一个角落有宗教仪式用的帽子、圣水和礼器，一张小桌子上摆着《圣经》和宗教书籍。

仪式开始时，男女在屋子两边分开站立，女人们戴着头巾，有些腿脚不方便的老人坐在墙边的椅子上。彼得开始拿着《圣经》诵念，到了某些段落大家一起高声唱祈祷词。诵念的内容都是俄语，我完全听不懂，但是那种悠长的唱腔，我却是熟悉的。

作为一个回民，我从小居住在汉族地区，与西北穆斯林聚居区盛大的宗教活动不同，在我印象里，宗教最常见的场景是在这样的小屋子里，一群老人们默默礼拜。我去过很多地方的不同宗教场所，有的清真寺礼拜的人很少，却打理的非常干净整洁，到了礼拜时间，零零落落一些老人来到清真寺，在阿訇的带领下礼拜，结束后再一起聊聊天拉拉家常，俨然一个社区精神中心。

俄罗斯文化中有一种很特别的对苦难的理解，人们崇拜那些疯疯癫癫肮脏邋遢的圣愚，认为他们放弃了肉体的享受而遁入灵魂的净化。在俄罗斯漫长的冬天和西伯利亚了无边际的冻土荒原上，时间仿佛是凝固的，人们把苦难理解为生活必然的样子，就如同必然的冬天一样。

彼得介绍，在伊宁的东正教徒并不多，大部分是老年人，因为长期缺少神职人员，很多人也没有正式洗礼过，他们等待正式的司祭被派到这座教堂里。但即便如此，教堂的活动近些年是不少的，除了日常主持的修缮墓地和婚丧礼节之外，每到宗教节日也会举办活动，让教徒们感受到亲切与温暖。

在教堂的另一侧，有一家世居的俄罗斯族，男主人叫亚历山大·谢尔盖维奇·扎祖林，经营着一家手风琴博物馆。我这次去，他的店没有开门，很遗憾。不过关于亚历山大与他的手风琴博物馆，网上倒是有不少文章。

仪式结束后，彼得又要开始忙碌的工作，他还要带俄罗斯来的客人去当地派出所登记，我也告辞离开了教堂，在周围散步。教堂所在的街区叫做六星街，这片街区是1936 年建成的，由德国人设计规划，当时的民国政府仿照欧洲中心辐射式街区，在伊宁以反帝、亲苏、民族平等、和平、建设、清廉六条政策为理念设计了六星街。

在这片六星街里，各个民族混居着，当时来到伊宁的俄罗斯人大多居住在这片街区里，引领了这里的审美，所以无论哪个民族的房屋，都带有俄罗斯风格，斜坡屋顶、雕花装饰的窗框、人字形门廊和俄罗斯蓝色调，在这片街区的北面还有一座俄罗斯学校。

从六星街出来，沿着解放西路一路向东，我走到伊犁宾馆，这里曾经是俄国及苏联驻伊犁领事馆。宾馆内现在还有4 栋俄式建筑，建于1881 年，是领事及工作人员的办公室和住宅。在领事办公室北面还有一座高大的水塔，水塔下端是砖石，上端是木质，整体呈自然石料的灰褐色，木质部分是暗红色，底端有门可以进入其中。之前，我在塔城的俄国领事馆（现在塔城地区宾馆）看到有一座相似的水塔。

俄国驻伊犁最早的领事机构设立在惠远城，1866 年惠远城被塔兰奇人暴动攻陷，俄国领事馆被毁坏。俄国从1871 到1881 占领了伊犁10 年，1882 年签订《中俄伊犁条约》后，俄国归还伊犁地区并在宁远城（伊宁市）设立新的领事馆。十月革命之后，一开始中华民国与苏俄政府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伊宁的俄国领事机构依然被帝俄旧官员把持，直到1924 年中华民国与苏联建交，俄国领事馆才改为苏联领事馆。在1962 年后，中苏交恶，苏联关闭了领事馆。

从伊犁宾馆出来沿着胜利北路往南，就能走到人民广场，转西一条街，在街口能看到一排白墙蓝窗框蓝屋顶的房子。现在是小天使幼儿园，曾经这里是文丰泰商号，伊宁有一句俗语“汉人街没汉人”的典故就从这里开始。

陕甘地区武装冲突期间，牵连整个塔里木盆地都在躁动不安，浩罕汗国军官穆罕默德·雅库布·贝格（中国习惯称阿古柏）进攻塔里木盆地诸城，陆续控制了叶尔羌和英吉沙，最终占领了喀什噶尔。到了1867 年，阿古柏已经控制了整个塔里木盆地，建立了哲德沙尔汗国。

1877 年，随着陕甘冲突的平息，大清国终于反应过来，庞大的战争机器开始发动，左宗棠率领军队远征新疆，只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取得了巨大胜利，阿古柏在库尔勒附近去世，他和儿子的尸体被焚烧成灰送到北京。

左宗棠的军队攻入新疆期间，有很多随军的商人“赶大营”一同到达新疆。因为军队平叛之地生活物资都很缺乏，一旦战乱平息，物资需求又会很高，巨大的利润驱使商人们去赚这些危险钱。这些随军商人大部分来自天津的杨柳青镇，随着军队跋涉开始了新疆与京津之间的商贸往来，文丰泰商号的老板安文忠就是这一批赶大营的天津商人之一。

1881 年，俄国归还了伊犁，安文忠跟随军队到了伊宁，三年后，时任新疆巡抚的刘锦棠热心支持商业，安文忠在伊宁城里开了一家文丰泰京货店，是伊犁实力最雄厚的津帮商号。1909 年，宣统皇帝即位，大清国走到了尽头，新疆局势也开始动荡，安文忠把商号交给弟弟打理，自己返回了天津开设了洽源商号，开始投资金融业。1921 年，文丰泰商号关闭，之后这栋房子几经易主，到了1997 年被一位维吾尔商人买下，改造成了小天使幼儿园。

伊宁的汉人街最早就是汉人居住的地方，这些主要来自天津杨柳青的商人们在此开店经商，把这里变成了一片贸易繁荣的商业街区。宣统皇帝即位后，京津政治局势严峻，一些商人出于安全考虑返回内地，但依然有一些人一直留到了上世纪40 年代。

40 年代后，三区革命爆发，伊宁是三区革命的中心地带，政治矛盾尖锐，商人们纷纷扔下生意回到内地。外地汉族商人们走了之后，本地维吾尔商人们继续在这片街区做生意，这条汉人街依然商业繁荣，名字也保留了下来，久而久之就有了“汉人街没汉人”的说法。

在汉人街附近的一家音像店，我挑选了几张唱片，一张是女音乐人Sanubar Tursun 的，一张是Abdulla 的，还有一张Juret  Ablimit 的。其实我对文化和艺术的欣赏比较保守，不太能超越自己出生和成长的范围，如果某种外来文化艺术作品触动了我，那也是因为和我的故乡之间有了某种联系。新疆的民族音乐，与我的故乡东北之间是有某些联系的，那些飘舞的旋律来自灵魂的吟唱，会在某个时刻让人们记起祖先之间的关联，只是我无法明朗。

谈到三区革命，在伊宁市内有两处三区革命纪念地，一处是人民公园里的三区革命政府政治文化活动中心，走进人民公园，在一大片树林里，我看到一栋蓝白相间的二层大房子，这栋房子是三区革命政府准备用于检阅军队和群众的场所。另一处是人民公园以西不远的三区革命烈士陵园和革命纪念馆。

三区革命在新疆是一个敏感而奇怪的话题，官方历史中对这次革命明面上无疑是充分肯定的，并且修建了烈士纪念碑和革命纪念馆，但在民间这个话题却带有争议和忌讳，这段历史对新疆，尤其是对处于革命中心的伊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942 年，新疆统治者盛世才与国民政府合作反苏反共，针对这种变化，苏联开始在新疆地区扶持民间抵抗组织。1944 年盛世才强迫新疆各地捐献军马，激化了矛盾。当年10 月，柯尔克孜人伊斯哈克伯克·穆努诺夫在尼勒克发动起义，10 月，维吾尔人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带领一支武装前往尼勒克，11 月起义军攻克伊宁，期间一些极端民族主义者趁机闹事，导致了对汉人平民的暴力事件。

1944 年11 月12 日，伊犁、塔城、阿山三区组成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担任主席的是艾力汗·吐烈。但是在三区政府当中，成员非常复杂，有苏联代言人、宗教人士、资产阶级代表、共产主义者、泛伊斯兰主义者、泛突厥民族主义者等等。也是由于不同代表的分歧，以阿不都克里木为核心的共产主义分子成立了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

由于1945 年进攻阿克苏失败，三区政府开始与国民政府和谈，阿合买提江·哈斯木开始崭露头角，成为代表团团长。根据和谈结果，1946 年，苏联方面撤走相关人员，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解散，改组伊犁专区参议会。新疆省联合政府成立，三区革命领导人阿合买提江出任副主席。

不久之后，中国共产党开始与三区领导人进行接触。国共内战爆发后，三区领导人支持共产党一方，新疆省联合政府破裂，返回伊宁。到了1948 年，阿合买提江在伊宁主持成立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并出任主席，上文我去到的活动中心也是在这一时期修建的。

就在新中国成立前一个月，革命的主要领导人阿合买提江、达列力汗、阿不都克里木、伊斯哈克伯克乘飞机前往北京参加第一届政协会议时，飞机失事，在苏联扎巴依喀勒山全部遇难，三区政府改派赛福鼎·艾则孜前往北京。

历史总是这样充满戏剧性，不能不让人想象，如果这些三区革命领导人没有遭遇空难，他们对新疆的局势发展会有怎样的影响。也有坊间传闻说他们没有遇难，而是隐居在了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远离政治纷争平静度过后半生，这恐怕是民间支持者美好的愿景。在伊宁市，为了纪念革命领导人阿合买提江，以他的名字命名了一条街道，就是人民公园东侧这条南北走向的阿合买提江街。

站在一个更广阔的视野上，三区革命是中国革命的一部分，也是中亚革命的一部分。十月革命之后，中亚的原俄国突厥斯坦地区建立起苏维埃政权，布哈拉酋长国、希瓦汗国和浩罕汗国也分别由本国的民族主义团体在布尔什维克的帮助下推翻君主，建立苏维埃政权，加入苏联。

对于三区来说，如果是在20 年代中期之前，推翻资产阶级国民政府，建立民族苏维埃政府，都是很正常的。但三区革命已经是1944 年，苏联已经不是主张世界革命的苏联，中国也已经在本国的革命中逐渐走向了统一民族国家化，在此之后两个国家都开始变成民族主义色彩的大国，无产阶级革命下的民族自决浪潮平息，苏联从一个掀桌者变成了一个发牌者，夹在之间的三区事实上是没什么选择余地的。

把目光移回汉人街，往南继续走，就到了伊宁最著名的老城区——喀赞其民俗区，这是所有到伊宁的游客都会逛的地方。一般来说被称为民俗旅游区的地方，总是免不了弄虚作假，设立一堆全国到处都有的店铺和义乌批发的小商品假装当地特产，找一些人穿上奇奇怪怪的民族服装让游客拍照。但喀赞其不是这样，这里是真正有本地人居住的生活区域，是一片平衡了旅游商业与日常生活的街区。

在喀赞其街区的入口，有一座明显的中式传统建筑，这是回民的陕西大寺，我在前文提到乌鲁木齐也有一座陕西大寺，是陕甘回民迁徙到新疆的主要文化保留痕迹。伊宁最早的回民清真寺建于1751 年，在清军击败准噶尔汗国之后，部分来自陕西的回民士兵留在伊犁地区屯垦。1762 年清真寺被命名为永固寺，取安宁永固之意。

提到伊宁的清真寺，可能更多人了解的是地标建筑拜图拉清真寺，这座清真寺是伊犁最大的清真寺，离喀赞其街区只有两条街的距离。拜图拉清真寺修建于1773 年，也是当年伊犁的伊斯兰经学院，位置就在曾经宁远城的城中心。但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座宏伟的白色清真寺主体建筑是1995 年翻新重建的，只有门前那座灰绿色的中式宣礼塔才是真正的老建筑。所以那座清真寺的文物保护标识，写的是拜图拉清真寺宣礼塔，而不是整座清真寺。

在喀赞其街区内，有一座漂亮的棕褐色塔楼，拱形窗的砖石雕花精美，这座塔曾经也是一座清真寺，叫做乌兹别克清真寺。从1916 年中亚大起义一直到20 年代突厥斯坦自治运动期间，一些乌兹别克人因为抵触帝俄- 苏俄政权而逃到新疆。上世纪20 年代末30 年代初，苏联农业集体化改革，又有一批乌兹别克人来到政策相对宽松的新疆定居。

1933 年，在伊宁的乌兹别克人集资修建了乌兹别克清真寺，两年后又在旁边建起了乌兹别克学校。1955 年后到60 年代初，一些乌兹别克人离开中国返回苏联乌兹别克共和国，后来伊犁地方政府规定学校不得出现民族名称，乌兹别克学校也就改为了伊宁市第五中学。

与这座乌兹别克学校命运相同的是伊宁塔塔尔学校，也就是现在的伊宁市第六小学。从19 世纪开始就有塔塔尔人来到伊犁，他们在学界和商界十分活跃，并且热衷于涉足政治。1925 年，在塔塔尔人主要聚居的伊宁老城西北角创办了塔塔尔学校，上世纪50 年代后期，学校停办改成现在的样子。

现在的塔塔尔学校只有一片平房还大致保留着当初的建筑样式，白墙蓝窗绿瓦，还有一座蓝色的门廊应该是过去老学校的正门。我去的时候，这座门是锁着的，只能从学校另一侧的大门进入。

除此之外，喀赞其街区内剩下的主要就是店铺了，手工冰淇淋是这里的特色甜品，街边维吾尔老奶奶卖的比店铺里的更好吃而且便宜，还有格瓦斯装在大桶里在路边卖，这两样都是俄国人带来的。喀赞其街区的店铺中，皮具、铁器、地毯、鞋帽、丝绸刺绣都是颇具民族特色的，这片街区很多庭院都被作为开放的接待家庭，游客可以进入参观体验。

所有来到喀赞其的游客都会去拍蓝色的墙壁，更值得注意的是窗子、门廊和屋顶的设计，这里的窗子都是双层的，窗子上方有遮挡融雪的突出窗檐，玻璃窗外有一层木窗，还有一道斜向的木条，这是颇为考究的御寒设计。

我之前探访过东北地区的俄国移民遗留，和新疆是略有差异的，因为两地移民构成有所不同。新疆的俄国移民相当一部分来自边境邻近地区，是作为被驱逐回国的华人家属来到新疆的，除了俄罗斯人之外，还有中亚和高加索地区的塔塔尔人、乌兹别克人、哈萨克人和吉尔吉斯人。

但是在东北地区，早期的移民大多是跟随中东铁路而来的工人、商人和士兵，这些人来自工业化更发达的俄国西部地区。同样在东北的俄国商人中，犹太人占了很大比例，也有波兰人、乌克兰人和德国人，这是与新疆移民构成不同的。

满洲地区早期的俄国移民大多与中东铁路有关，他们沿着铁路线修建了很多小村镇，现在铁路沿线很多村镇都是俄国人平地建起的。但是在新疆的俄国移民则不是作为初期建设者，而是经商或搬家定居，几乎一开始就直接居住在城市，极少去农村。

对比两地的俄国移民文化遗留，会发现东北地区由于俄国官方的早期建设，东正教基础发达，虽然目前教徒不多，但是依然保留了不少大型教堂建筑。同时，十月革命后大批的俄国知识分子和旧贵族来到满洲，把俄国的文化艺术带到哈尔滨这座大城市当中。新疆地区的俄国移民则更多保留了民族习俗，因为他们当中除了一部分商人之外，大部分是农牧后代。

霍城：蒙古汗王与满清将军

从伊宁市区离开，坐小巴车前往霍城县，我的第一站不是惠远古城，而是一座陵墓，这座陵墓知道的人不太多，但历史价值极高。

我在霍城找了一辆出租车，告诉司机要去吐虎鲁克麻扎，那个维吾尔年轻人根本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想可能这种音译的名字读出来是有误差的，但我不知道在维吾尔语中怎么读，也不知道那个地方的准确位置，就带着司机朝一个大概的方向行驶。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四师61 团7 连辖区内，我们走到一个叫做苹果苑的街区，我知道离目的地很近了，因为吐虎鲁克麻扎和苹果有一定的关系。

出租车行驶到一条小路上，我猛然发现远处有绿色的反光，让司机沿着村路开进去，终点就是东察合台汗国开国君主吐虎鲁克·铁木尔汗的陵墓。这座陵墓应该很少有人来拜访，大门紧锁也没人看管，我拨打大门告示上的一个电话，过了一会儿一个女人来开门，收了40 块钱，给了我一串钥匙，让我自己进去参观。

说起这座吐虎鲁克麻扎，就要谈及各个蒙古汗国之间复杂的关系。西辽统治时期，西突厥葛逻禄人建立了阿力麻里王国，都城就在阿力麻里城，也就是这座陵墓所在的地方。1211 年，统治者投降了成吉思汗，娶了成吉思汗长子术赤的女儿为妻，成为了成吉思汗的孙女婿。

当时的阿力麻里城是多个民族和宗教交汇的城市，丘处机在1220 年会见成吉思汗的路上经过了这座城市，记载下关于这座城市的内容。他说当地人把苹果称为阿力麻，这座城市盛产苹果，所以叫阿力麻里。

元代的时候，阿力麻里城是景教（基督教聂斯托利教派，也就是东方亚述教会）的中心，城中出土过多件叙利亚文的景教墓碑，现在乌鲁木齐的新疆博物馆里就有一块展出。1222 年，成吉思汗的次子察合台建立了察合台汗国，春夏季节就常驻在阿力麻里地区。1259 年，蒙哥汗去世，成吉思汗家族爆发了几十年的王位争夺战，阿力麻里城也几经易手，最后在1281 年被察合台汗国收复。到了1309 年，察合台汗国配合元朝灭掉了窝阔台汗国，此时的察合台汗国领土包含了除哈密和阿勒泰之外的整个新疆，国都就在阿力麻里。

1331 年，答儿麻失里大汗放弃佛教改为皈依伊斯兰教，成为第一个推广伊斯兰教的蒙古汗王。但也因此，他受到了蒙古贵族们的攻击，被自己的侄子不赞起兵杀死。信仰不断更迭、汗位继承混乱的局面支撑到了1348 年，察合台汗国终于分成东西两部分。西察合台汗国逐渐分崩解析，东察合台汗国的开国者就是这座麻扎的主人——吐虎鲁克·铁木尔汗，也翻译成秃忽鲁帖木儿。（这段历史其实非常复杂，我写的很简单，略去了大部分内容）

1353 年，吐虎鲁克由阿克苏前往阿力麻里，在这里他皈依了伊斯兰教，一同皈依的还有16 万蒙古人，这标志着东察合台汗国完成了伊斯兰化。当然过程是不顺利的，景教徒发起暴动，不愿皈依的蒙古贵族也在谋划叛乱。同时，吐虎鲁克为自己埋下了一个隐患，在他征服过程中遇到一位年轻人，就是后来建立起帖木儿帝国的跛子帖木儿。

就在帖木儿准备进攻河间地区之前，吐虎鲁克去世了，葬在了阿力麻里城。他去世后30 年，帖木儿占领了阿力麻里城。又过了15 年，帖木儿去世，吐虎鲁克的孙子收复了阿力麻里，但此时阿力麻里城早已毁于战火，从此在历史中消失了。

这座吐虎鲁克麻扎是阿力麻里城现存唯一的地面遗迹，也是少见的蒙古王陵，蒙古人没有修建陵墓的习惯，这座麻扎的修建也是由于吐虎鲁克是穆斯林的缘故。吐虎鲁克麻扎正面是一座拱形门，由绿色、白色和褐色的几何马赛克图形和阿拉伯文的釉砖装饰组成，但只有一个彩色墙面，侧面就是完全的白色墙壁。正面墙壁的纹饰只能算勉强保存完好，有多处已经脱落剥离，露出里面的泥土墙。

吐虎鲁克麻扎里面比较空阔，是一个完整拱形空间，四周是白色的墙壁，不太能看得出来之前是不是有彩色绘制。麻扎中间是吐虎鲁克的陵寝，陵寝上面盖着白色和彩色的丝织品和棉布，旁边还有一些芭兰香，布匹上有一些碎石和珠子，看起来还有人来朝拜祭祀。在大麻扎旁边还有一座小麻扎，没有彩色釉面，是完全的土墙，据说是吐虎鲁克妹妹的麻扎。

我从北京，也就是曾经的元大都汗八里，来到了察合台汗国的国都阿力麻里，我不知道有没有哪位元朝皇帝来这里拜访过，这种时间与空间的连接让我觉得这趟旅途颇有乐趣，接下来，我要前往惠远城，同样是一次跨越时间空间的拜访，从我故乡的盛京将军辖地来到伊犁将军辖地，不知道有没有哪位清朝皇帝同时去过这两地。

吐虎鲁克麻扎离惠远城很近，大概就是20 分钟车程。惠远城中心是一座鼓楼，辛亥革命时期，最后一任伊犁将军志锐就是在这里被革命党处决的。在鼓楼的东边是惠远的主街道，伊犁将军府、边防史馆、林则徐故居都在这边。鼓楼附近大概就是镇子的中心区，出租车大多停靠在这里，周围有一些餐馆，被引导为一个旅游小镇的形态。

1762 年，清军击败准噶尔汗国和大小和卓，在伊犁设置了总统伊犁等处将军，是伊犁的最高军政长官。第二年，清军在伊犁河北岸修建了惠远城，也就是将军府所在地。1769 年，清军围绕着惠远城修建了另外八座城，称为伊犁九城，其中一座宁远城就是现在的伊宁市。

1866 年伊犁塔兰奇人起义焚毁了惠远城，1871 年俄国占领伊犁后，拆毁了惠远老城。1881 年《中俄伊犁条约》签订，俄国归还伊犁，清军建起了惠远新城。在伊犁将军府内，院子的草地上有两块石碑，这是当年俄国在伊犁设置的界碑，上面还有俄罗斯帝国的双头鹰徽章。

不能用今天的国家视角看待当时大清国与俄国的关系，大清国对于准噶尔蒙古地区的控制，有一部分因素是得到了俄国的默许，双方是一种势力范围的划分。作为蒙古帝国曾经传承下的两个国家——大元帝国和钦察汗国，中国与俄国都可以认为自己是蒙古统治故地的天然继承者，清朝皇室通过与蒙古贵族的联姻，一开始就主张对帝国西北方草原的权力。

这里再多说一句，元朝的正式国号叫“大元”，这是一个词，取自《易经》“大哉乾元”，之前的汉唐宋等国号均为单字，加上“大”只是表示尊崇的习惯用法，清朝的国号“大清”也是一个词，是满语的汉译。中间明朝的国号，明朝对统治合法性“承元不继宋”，所以选择了与元朝国号相同的出处，取自《易经》“大明终始”。

接着上面说，俄国与大清国都是帝国的身份，君主是天下共主，沙皇是俄国疆域里蒙古人的君主，清帝同样也是大清国疆域里蒙古人的君主，对于新疆乃至泛中亚地区的蒙古人究竟臣服于哪个君主，清俄两国既有合作也有竞争，这其中还包括大清国使团通过俄国前往奥斯曼帝国，寻求奥斯曼帝国承认大清国对新疆穆斯林地区的合法统治。

帝国与民族国家是有区别的，对于帝国来说，不需要明确的国家边界，只要愿意臣服纳税的地区，都可以成为帝国的一部分。我们今天的民族国家是一个相对狭隘的概念，意味着每个国家有一个被塑造的统一民族概念，有不可撼动的边界，代表着国家的尊严。但对于帝国来说，根本不需要固定的边界和统一的民族观，认同感来自对同一个君主的效忠和对帝国文明高度的臣服。在帝国时代，君主们可以通过已经臣服的民族向其他帝国同类族群地区提出领土主张，也可以对领土进行交换或者交易。

这在今天已经没有现实意义了，但却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历史中的很多问题。

1884 年新疆建省后，伊犁地区行政中心从惠远城迁到了离边境稍远的宁远城（也就是现在的伊宁市），在惠远的伊犁将军不再管理民事行政事务，只负责伊塔地区军事防务。1912 年新年刚过，革命党人发起暴动，伊犁将军志锐被处决，惠远城也就逐渐变成了一个小镇子。

在革命党夺权的时候，惠远城中有满洲、蒙古、锡伯、索伦的军队，其中锡伯营在暴动后马上投靠革命军，协助夺取了军营。这些锡伯士兵是当年从奉天迁徙到伊犁屯垦驻军的，沈阳现在还有锡伯家庙，当地称为皇寺，两地的锡伯族还有认亲寻根活动，在伊犁的锡伯族现在主要聚居在察布查尔地区。

在中国大部分城市里，少数族裔只聚居于某几个特定街区，并且人口比例过于稀少，以至于无法在城市整体景观中有所体现。少数族裔人口比例比较高的，大概只有在各个民族自治地区的部分城市，但也淹没在现代化千篇一律的街景中。媒体们在99% 相似的街市上寻找1% 的独特性加以扩大，因为要挖掘出真正延续传统的，不是当代商业包装也不是政府规划的部分，是非常难的事情。

中国是一个有着崇古氛围的国家，然而又由于战争和动乱存在断档，这使得中国大部分所谓的“传统”其实历史都很短暂，作为一个古老国家真正的传统留存反而比很多邻国都要少得多。如果非要对这一点加以褒扬，大概是中国现代化和城市化的速度太快了，这样的速度既可以摧毁传统，又可以在人们反应不过来的时间里，用现代商业包装出错觉，人们抱着无所谓的态度接纳了这些刚刚发明出来不久的“传统”，自欺欺人地为这些工业速成品买单。

前往南疆

离开北疆之后，我去了南疆的喀什和塔什库尔干，作为此次旅行中给自己的娱乐。伊宁到喀什是一趟漫长的火车旅行，从前一天傍晚到第二天中午。这趟火车绕了个半圆，从伊宁先返回乌鲁木齐，在向东到吐鲁番，然后向西南到喀什，我也记录下了一路火车上的各种遐想片段。

吐鲁番给我的印象就是书中的旅游图片，长麻花辫子的维吾尔女子摘葡萄。我不太爱吃葡萄，不喜欢太甜的水果，但维吾尔女子我很喜欢，尤其是长麻花辫子。有人觉得一条长麻花辫子很村姑，如果盘在头上就是东欧村姑，但我喜欢这种高级的无产阶级审美，短发的我也喜欢，长麻花辫子是集体农庄审美，短发就是大工厂审美。

吐鲁番的下一站是库尔勒，我很爱吃库尔勒香梨。东北有一种冻秋梨，冬天把梨放在户外冻成黑色，是我的最爱。冰箱里拿出来凉丝丝，一咬水淋淋的。我这人体质燥热，对冰凉的食物有种特别的爱好。吃冻秋梨的时候像是在啃梨味冰砖，在干燥的暖气屋里啃冻秋梨，心中的燃燃燥火被寒冰强行压制住，特别爆裂而挣扎。

库尔勒离塔克拉玛干沙漠很近，1980 年彭加木死在了里面。有很多神秘的说法，要我说都不可信，沙漠就像大海，人会很容易绝望，远海上总有船员暴动弄死船长，沙漠里也不稀奇。这也是个阴谋论，但总比双鱼玉佩靠谱，世界很危险，多半危险来自人心。

夜里十二点多火车到了库车。库车是一个大俗大雅的地方，有句新疆俗话“累不死的毛驴子，抬不死的羊缸子”，羊缸子这个词是用来形容已婚女人，本意有点猥琐，是从跑大车的司机中流行起来的俚语。

全世界的男人都有些调侃女人的黄色粗话，又以跑车走船的最爱这样，因为他们工作危险又太无聊，需要过过嘴瘾。这种民间粗话如同教化之外的本心，小孩子在课堂上也会调皮，但不代表他不会记住课堂的教育。

库车也有雅的一面，而且是极雅，这里是龟兹故地，佛教高僧鸠摩罗什的故乡，有不亚于敦煌的克孜尔千佛洞，雅的不得了。释迦比丘在纵情声色中参透了世间皮相虚妄，反过来，库车的大俗与大雅也可以相通。那些念叨着羊缸子的大车司机们，孤独地行驶在沙漠边缘的公路上，总是一个人面对空阔，多多少少也会有点参悟吧。

过了库车就是阿克苏，那里有唯一一种我爱吃的苹果，第一次吃到的时候还是去年在上海一家新疆餐馆。我一开始是抗拒的，因为从小并不喜欢吃苹果，尝了一口之后，让我很热泪盈眶，怎么会这么好吃。有一瞬间感到很难过，这么好吃的苹果，我却从没吃到过，以至于我竟然印象里苹果不好吃。

这让我想起朋友晓乐带我去过一家意大利餐馆，他说这是意大利领事馆的厨房，我品尝了一份章鱼，发现格外好吃。晓乐问我觉得好吃吗，我说是呀，他说那是因为你吃过太多难吃的东西。

惊艳于阿克苏苹果之后，我买了一箱给家里寄去，想让他们也尝尝好吃的苹果什么味道。后来我就很喜欢发掘奇奇怪怪的水果给家里寄去，有一些因为比较贵我不太舍得自己吃，但家人收到之后，又会尽量留到我有机会回家，等我一起吃，如同《麦琪的礼物》那样，贫穷而温暖。

到阿克苏的时候，隔壁铺一直腻着的夫妻已经睡着了，我还在这玩手机，清醒是一种痛苦，也是一种罪过，醉生梦死不如梦生醉死，在幻境中活着，在迷醉中死去，多美好。但清醒怎么说呢，容易一生骄傲。

终点前的最后一站是阿图什，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族自治州的州府。柯尔克孜族有一部史诗《玛纳斯》，讲的是一家人跟契丹斗争的英雄故事，我当然是没读过，但我是从契丹故地的东北来的。阿图什产无花果，从新疆到西亚，无花果都是一种充满宗教神话意向的植物，常常在各种寓言、诗歌和宗教典籍中出现。就是太甜了，我因为肚腩的关系对甜食有一种本能的警惕。

在喀什，我住在老城区内，完全放松了自我，每天睡到自然醒，然后逛逛街喝茶，午餐和晚餐就在老城区的巴扎集市里吃，先来一大杯格瓦斯开胃，再放开了吃肉，最后水果和冰淇淋做甜品。这种巴扎集市我曾在上海生活的时候见过，沪西清真寺旁边的澳门路，每周五中午主麻时都有，很多维吾尔人在那里摆摊卖各种食物。

在喀什，天天都是集市，晚上的时候这里人特别多。喀什的女人很美，又有这么多好吃的肉食，身材都会如母狮子般格外健美，婚后吵架大概能追着丈夫从喀什打到阿勒泰，真是想想都美好，血色浪漫。我喜欢这样的女人，死亡如风，常伴我身。

在新疆吃肉要比北京便宜一些，在我看来这就意味着幸福感高一些，直到后来去了一些国家，发现新疆吃肉的成本还是太高了，也就是在吃肉这一点上，中国整体幸福感就很低。

在巴扎集市上我发现有卖馄饨的摊子，店主是个维吾尔大妈，我有点意外，馄饨是比较偏汉地南方的食物，没想到会在新疆遇到，还是维吾尔人在制作。我之前吃过最好吃的馄饨是在桂林清真寺旁边的回民食堂，那次下火车去酒店安顿好，到食堂的时候已经快凌晨一点，店里却很多人，一个中年大叔操持着两口热气腾腾的锅，一口锅里是馄饨饺子面食，另一口锅里煮着牛丸豆腐等卤味，那天温度还有点凉意，热乎乎的一大碗吃下去，感觉灵魂蒸腾在桂林一样。

喀什老城区有几个有意思的发现，理发店和牙科诊所特别多，可能这边的人格外注重发型美感，水果太甜又容易蛀牙。老城晚上没有我期待的那么热闹，对于习惯夜游的我是个遗憾，尤其是没有宵夜可以吃，但是意外发现一个摩托车集市，经营到深夜十一点多。

老城区里的小孩子运动细胞很发达，我看到只比我膝盖高一些的小孩子，可以很熟练地玩滑板、轮滑鞋和运动自行车。这里的小孩子很热情，喜欢和游客打招呼。在喀什真的是让我父爱泛滥，维吾尔小孩的眼神，有一种迷人的清澈和平静，好像能把我的灵魂看穿，我真想生一车皮的孩子。

在喀什有一片维吾尔老城区，叫高台民居，在我去的时候，这片街区正在拆迁重新规划中。一位当地的维吾尔大叔带我进入参观，很可惜我听不太懂他讲的话，所以无法转述。大概意思是这里曾经被开发成旅游街区，属于当地生活和外来游客结合比较好的，现在正在街区改造中。他还讲了很多高台民居的故事，比如里面有一座清真寺，后来阿訇去世了，清真寺就关闭了。还有一家烧制陶器的店，是一个传统工艺定点参观的店，墙上的照片看有一些官员来参观过，但非常遗憾，大部分内容我都没听懂，当时也不方便录音。

被改造更有利于政府进行监控维稳工作，当地人的实际居住条件也确实会提高一些，开发旅游街区对于游客也是更大的乐趣。这看起来是个多方受益的事情，那些不赞同的人被认为不识时务，至少是扫兴的。但一个地区是不是只需要成为旅游景观表演一下唱歌跳舞卖一些土特产和美食就足够了呢？对于一部分人来说似乎真的是足够了，而那些认为不该仅仅如此的人，却连表达的机会都没有。

历史上的喀什曾经是东喀喇汗国的国都，之后又成为察合台汗国陪都，再之后经过帖木儿帝国和长期战乱，又属于叶尔羌汗国。在藏地第巴桑结嘉措和准噶尔汗国支持下，1682 年阿帕克和卓伊达雅图勒拉统治喀什，他的后代被准噶尔汗国囚禁在伊犁。

阿帕克和卓的两个曾孙波罗尼都和霍集占被称为大小和卓，清军击败准噶尔汗国之后，投靠清军的原准噶尔汗国阿睦尔撒纳反叛，在塔尔巴哈台自称可汗，被清军击败后流亡俄国。受到反叛鼓舞，大小和卓反叛，但不敌清军，逃往阿富汗东北部巴达克山重伤而死。波罗尼都死后尸体被仆人盗走埋葬，霍集占的头被送往北京。

在大小和卓叛乱期间，艾利和卓木和图尔都和卓木与霍集占的家族长期不和，而艾利和卓木的女儿法蒂玛是被霍集占遗弃的妻子，艾利和卓木家族协助清军进攻，战后法蒂玛被送往北京封为容妃。霍集占没有子嗣，波罗尼都有一个活着的儿子萨木萨克战时逃往阿富汗，后一直生活在布哈拉酋长国。

来喀什之后，我时常陷入一种怀疑，这种怀疑让我在老城区里放空了几天，没有去别的地方参观。

喀什风景美，人也长得好看，好吃的东西又多，怎么想都比北京好。在北京唯一的好处是，有薪水支持我来这里。我发现自己挺厌倦一些文化媒体的，硬去把无趣的事实编造成有趣的故事，反而不想去找点真正有趣的东西。

一个人想远离现代资本是很难的，人总有欲望去更大的公司，产业更聚集的地方，更高的职位，哪怕做的是更无聊的工作，去编造更猎奇的故事替公司赚钱。我自己没有能力摆脱这种欲望，这是让我很难过的事情。放着真正的山珍海味不吃，一群人加班加点累死累活研究面食的108 种做法，用面捏的假肉食去骗更多的人，这就是一些文化媒体在做的。

但归根结底，是因为我们的国民实在太贫穷了，这种贫穷并不是纯收入低，而是生活成本消耗太高，政府提供的福利太少且没有稳固保障，人们为了获取安全感只能拼命压榨自己换取更多的财富，就像疯狂的军备竞赛一样，而由于东亚人天然自我压榨性很强，对人本身的待遇和权利很冷漠，这种自我压榨和财富竞赛就格外残酷。

生活是一件经不起琢磨的事情，我愈发觉得一些旅行者可能并不开心的，是不敢琢磨生活的。每次旅行都在加剧我的焦虑和怀疑，当一颗螺丝钉不甘心在一个自己不能选择的位置上直到生锈的时候，这颗螺丝钉必然是不快乐的，我有一种人类被做成电池的感觉。

我或许会忘掉这一切，甚至不需要特意去忘记，北京的生活会自然把这些记忆变成谈资和稿费，人的忘性是很大的，也很擅长自我麻痹。在旅行中话唠，是我想记录下这一切，我怕把我自己忘了，我的身体将会回到北京，灵魂却迷失在喀什。

当然，迷失在喀什，要比迷失在北京好得多。

阳光照耀在塔什库尔干

很多地方，因为一本书、一部电影、一首歌而成为某个文化群体眼中的圣地，人们按照那些文字、影像和旋律的记载，去找寻着自己对这个地方的感受与理解。久而久之，这个地方与描述它的文学电影音乐融为了一体，当人们某一天真正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会觉得完全不陌生，好像曾经来过这里。

对我来说，塔什库尔干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因为一部电影《冰山上的来客》和一首曲子《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我来到了这座帕米尔高原下的小城。这里说起来也很普通，只是一座小县城，街景看起来都是上世纪8 、90 年代的建筑，既没有古旧感也没有现代化。

从喀什到塔什库尔干的公路非常不好走，虽然只有三百公里五个小时，这个路程在新疆算是很近了，但基本上都是高原山路。早上九点到塔县办事处，所有去塔什库尔干的车都会在那里出发，说是办事处，其实办公地点已经不在那里了，现在是停车场和货品集散地。从喀什去塔什库尔干每天只有一班大巴车，多数人会选择拼车前往。这些拼车以皮卡为主，还有少量越野车，司机大多常年从喀什往塔县送货，带客人是顺便的事情。

我坐的这辆车有四个乘客，两个骑行的广东人，他们从阿勒泰一路骑行到喀什，搭车上高原再骑行下去，他们骑的还不是山地越野自行车，而是小轮运动自行车。乘客里还有一个完全不懂汉语的德国小伙子，有的路段安检需要外国人单独下车过通道，让他很郁闷。司机是喀什本地维吾尔人，送我们上高原顺便送货，我们去的那天他要送的货是几十袋刚烤好的馕。路上司机邀请我们品尝，刚烤好的馕热乎乎的有馕坑的咸香味，非常好吃，这让我突然发现，原来之前我从来不知道刚烤出来的馕是什么味道。

塔什库尔干的昼夜温差比喀什还要大，清晨上山途中还在飘小雨。司机说路上下雨说明山上在下雪，塔什库尔干周围雪山常年积雪，夏天的时候积雪融化一部分冲刷下来，会有洪水和泥石流，路况非常危险。如果在夜间，还有牦牛在路上穿行，即使本地司机也不敢开夜路。在前往塔什库尔干的途中，会路过著名的高山湖泊——布伦湖，湖水在群山中如宝石闪耀，湖边很少有游客，却有兜售纪念品的商贩，冷到需要穿军大衣。

5 个多小时的路程到达了塔什库尔干，县城很小，大概只有两三条主要街道。在县城里，远处的背景屹立的慕士塔格峰，我们这些平原地区长大的人很少能在城区看到远处的高山。此时已经到了中午，阳光照耀在雪山上，反射着光芒。塔什库尔干中午的时候紫外线格外强烈，温度足以穿短袖。县城的中心广场是一座雄鹰的雕像，这是塔吉克族的象征，他们称自己是高山上的雄鹰。

塔什库尔干的主要居民就是塔吉克族。塔吉克族有更深的眼窝和更明显的高鼻梁，鹰钩鼻比例很高，高原紫外线让他们皮肤大多黝黑，还有一些高原红。塔什库尔干的塔吉克族和塔吉克斯坦的塔吉克族并不是同一个民族，在语言和宗教教派上都不一样，可以说塔什库尔干的塔吉克族算是塔吉克斯坦的一个少数民族。

塔什库尔干临靠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三国边境，中巴边境就是著名的红其拉甫口岸。我去的时候本地人说最近只能到达离国门两三公里的前哨班驻地，但一周后到塔什库尔干的朋友就可以到达国门门口。当地人说那段路不是很好走，如果有地震、泥石流或者边境局势紧张，临时不允许通行是很正常的，一定要提前准备好行程安排。

塔什库尔干有不少小旅馆，但比较有名的是一家温泉酒店和一家青旅，这是同一家公司开的两家店。从青旅出发，步行一公里就可以到达塔什库尔干最有名的景点——石头城，塔什库尔干这个名字就是石头城的意思。

塔什库尔干的石头城是丝绸之路上一处重要的历史遗迹，石头城在一座小山上，山坡下就是茂盛的阿拉尔草原和塔什库尔干河，从喀什、英吉沙、莎车方向来到帕米尔高原的山路都汇集于此。丝绸之路是接力式的，从中国内地的商品运送到西域，再由西域的商人经过石头城这条山路运往西亚和欧洲。

在汉代的时候，石头城是西域三十六国之一蒲犁国的王城，据说国王和他的子民用120 天的时间，从塔什库尔干河边取石头和泥土，建造了这座石头城。现在这座石头城只有部分保留，在专家考证的指示下，人们才能分辨出当时的布局。整个石头城外墙部分破坏严重，只残存少许城墙遗迹，内墙保留较为完好，还能清晰看出城堡的样子。石头城的角楼部分保存相对完整，面向着金草滩，视野极好，当年一定是精心选址过的。

整座石头城的城墙外表是泥土层，用来加固石料，在很少下雨的帕米尔高原上，泥石结构极其坚固，足以抵御风沙，地势高又不怕雪融水冲刷，是性价比很高的建材。

在这座城中有一处玄奘讲经处，唐朝时期玄奘法师取经回国，途径此地讲经，在玄奘后来编写的《大唐西域记》中也记载了这座石头城。斯文·赫定和斯坦因也跟随着记载和传闻，来找寻过石头城，试图描绘出历史上中国与西方之间连接的通道。

从石头城返回县城中心已是中午饭点，在塔什库尔干旅行，很多人会建议品尝当地的牦牛肉，确实这里产牦牛，县城里卖的牦牛肉质量也不错。在青旅门口就有一家牦牛肉摊子，半头牛挂在钩子上，留着长毛的牛尾巴露出黄色的脂肪，但是当地经营牦牛火锅的餐馆大多是外地人，主要面向游客的。如果在其他高原地区已经吃过牦牛肉了，那么到了塔什库尔干，还是建议去本地人吃饭的小餐馆体会一下。

我个人每到一地往往喜欢去本地人吃饭的小餐馆，这是一个感受当地氛围的好机会，比大饭店唱歌跳舞的伪民俗有趣得多。塔什库尔干的小餐馆分两种，一种是外地人主要是四川人开的汉餐馆，另一种就是本地人开的民餐馆，本地人的餐馆里客人几乎全都是塔吉克族，工作之后解决午餐晚餐。

塔吉克族非常热情友善，上点年纪的老人可能汉语不怎么好，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的年轻人或者跑外地的商人汉语会好一些，这也不妨碍他们喜欢和外来人聊天搭讪。老板也不太会讲汉语，遇到口音重的外地人只能互相连蒙带猜，好在这种餐馆菜品都很简单，只有一两种面食和烤肉。

吃过午饭，从塔什库尔干县城出发往北走，坐出租车大概十几分钟就可以到一处很少有游客前往的地方——曲什曼遗迹，这是一处2500 年前的琐罗亚斯德教墓葬遗址，四年前刚刚被发现。这片墓葬虽然是一处被围起来的景区，但我去的时候并没有人售票，可以直接进入。这里四周都是小山丘，冰川融水冲刷成的沟壑之间，地势较高的位置就是墓葬群所在地。

登上山坡，能看到一大片错落有致的黑白石条遗迹，大概十几处，每一处由黑白石块围成一圈，中心凹陷，这是琐罗亚斯德教的墓葬特征。登上稍远处一座更高的山丘，可以看到整片墓葬群的全景，在远处雪山的映衬下，如同回到当初，琐罗亚斯德教徒们登上帕米尔高原，在这里燃起圣火举行宗教仪式。

公元3 世纪的时候，波斯人摩尼将琐罗亚斯德教教义加入犹太教和古巴比伦宗教的内容，形成了摩尼教，八世纪从波斯传入中国又加入了佛教的元素，形成了明教，《倚天屠龙记》中讲述的明教在高山上祭拜圣火的仪式也是拜火教的得名由来。

拜火教其实是一个讹传的名字，他们并不崇拜火本身，而是崇拜光明，而火是最纯洁的被造物，代表无限的光明。拜火教崇拜的神叫做阿胡拉·马兹达，智慧之主，创造万物。

塔什库尔干的塔吉克族依然保留着与琐罗亚斯德教相关的独特习俗，古尔邦节的时候，他们会在屋顶上宰羊，为的是不让羊的血流到大地上。塔吉克族还保留着每年一次在家里拜火的习俗，还会祭拜一些祖先留下的或者历史悠久的石头。塔吉克族有自己的一套计算历法，来推算拜火和拜石头的日子，所以每年这些祭拜的节日都是不固定的，也允许外人旁观。

琐罗亚斯德教追求洁净与正义，用圣火来清洁这个世界，在群山中的墓葬旁，我开始能理解这里的确是会产生这样的信仰的。2500 年前，人们来到海拔三千米以上的帕米尔高原，接近天空与太阳的地方，去寻找自然与心灵的连接，对光明与牺牲的追求，这是塔什库尔干真正给人精神世界带来的影响。

我一贯不相信到了某个地方就能净化心灵，认为那只是小布尔乔亚伪文艺青年的矫揉造作。但现在我倒是觉得，很多东西一直都在人心里积累着，只是日常生活的繁琐焦虑让人无力去思考与内省。当人到达某个特定的环境中，内心就会被触动，如一扇门突然被正确的那把钥匙打开，让人一瞬间有了启发，去审视自己曾经积累过但没有正视的东西，这便是顿悟。

在这片琐罗亚斯德教墓葬的山丘上，我让司机等一下，想在这坐一会儿。我不得不承认，有些地方却是可以给人一些触动。那些人心中早有的积累，只待在某个特定的环境中，被启发出来。

这么看来，不是环境净化了人，而人期待净化自我，但平常被生活、工作、婚姻、家庭忙碌，没有心思去想这些问题。也许因为如此，贤者把大家带到群山之中，燃起火焰，让人们在此思考，净化自己的内心。

现代科技让这里网络信号出奇地好，朋友圈里最热门的话题，明星八卦、情感纠葛、职场矛盾、热点风口。真的那一瞬间，我会觉得这个世界需要一场净化，一场火焰的净化，那些喧嚣吵闹的种种都该化为灰烬，只有在这群山之中，才能迎接下一个新世界黎明的来临。

塔什库尔干的塔吉克族虽然是穆斯林，但整座县城却没有清真寺，当地人不太重视建起宏伟的宗教建筑，天空、雪山、寒风与太阳就是最宏伟的神殿，任何人为的建筑在慕士塔格峰脚下都是渺小的。

从曲什曼遗迹回到塔什库尔干县城，已经是傍晚了，夕阳洒在雪山上，把雪山映射成分层的金色。塔什库尔干的夜晚格外宁静，商店关门很早，除了个别外地人开的杂货铺和服务游客的酒店餐馆，基本上本地人天黑就回家休息了。在这个靠近太阳的县城里，北京时间与新疆时间是混用的，当地人干脆以太阳作为每日生活作息的依据。

塔什库尔干的文化艺术广场上，每天晚上大屏幕都在播出电影《冰山上的来客》，这部半个世纪前的老片子已经成为了塔什库尔干的名片，人们依然穿着电影中的民族服饰，吸引着全国各地的阿米尔来这里寻找他们的古兰丹姆。

关于琐罗亚斯德教，我之前在镇江倒是有一个有趣的发现，可以补充在这里。

在镇江的一所回民小学里，我发现了一座疑似琐罗亚斯德教建筑。目前公认的中国唯一尚存的琐罗亚斯德教建筑是山西介休的祆神楼，所以我说的这座建筑只是疑似，很可能并不是。

这所回民小学叫做穆源民族学校，位于镇江宝盖路，1906 年创办，最初叫私立穆源学堂。学校的发起者是童琮，但主要赞助者是镇江著名的回族商人金恒仁，金恒仁捐出了祖产土地作为回民学校使用。

童琮是最早留学日本的36 名回族之一，从日本留学回来就倡导兴办新学，创办了东亚清真教育总会。在他影响下，留日回族学生建立了留东清真教育会，在东京出版了回族近代历史上第一份具有进步思想的刊物《醒回篇》。童琮和韩国国父金九是朋友，所以在山巷清真寺到宝盖路这片回民聚居区有一座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史料陈列馆。

我当时走访学校附近的巷子，发现这里有一座道教德星宫，还有古戏台遗留，但我看到一块牌子写着“德星宫，又名火德真君庙，俗称火神庙，供奉祆神”。“祆神”这个词引起了我的注意，祆教就是琐罗亚斯德教。

我进入学校里去找寻古戏台，发现一块牌子上写着：“火星庙供奉祆神，出自西域”，这说明这里最初不是一座道教的庙，而可能是琐罗亚斯德教的庙。

我又去了镇江博物馆，在一篇博客里提及，火星庙出土过一座雕像，叫釉陶荧惑火星俑，看起来是一座护法神像，另还有一座胡人俑。然而，当我前往镇江博物馆找寻的时候，并没有发现这两座雕像，我询问馆内工作人员，得到的答复是“这两件展品应该在库房内，没有展出可能就是不宜展出的藏品，你如果想看可以打申请，但非公开展品理论上就是你看不到的”。

按照历史资料记载，唐僖宗乾符年间，驻润州（现在的镇江）的节度使周宝是祆教徒，《宋史•礼志》载：“建隆元年, 太祖平泽潞，仍祭祆庙、泰山、城隍。征扬州、河东并用此礼。” 《嘉定镇江志》卷二《坊巷》中记录了坊巷名称的由来：“以至城隍、火祆则因祠庙( 而得名) ”可见在南宋嘉定年间，镇江有火祆庙以及因之而得名的火祆庙巷。元人俞希鲁编纂的《至顺镇江志》卷八《神庙·庙祠》部分中有：“火祆庙，旧在朱方门里山冈之上”。端平二年(1235 年) ，“镇江防江寨中军作变，有祷于神，其神许之。事定，知府吴渊毁其庙”，大概是说疑似信奉祆教的军人叛乱，被平定后庙被拆毁。

学校建立时的赞助者金恒仁，他们家原本是中亚人，唐朝时候作为雇佣兵帮助镇压叛乱，从此定居在中国，一直为职业军人世家。明朝初年家族随军搬到镇江，被封为护国将军，赐姓为金（他们家原本姓易卜拉欣，旧译作亦不喇金）。清朝之后就不再是军户了，后代有做文官的，有行医的，也有做生意的。

在中国的祆教徒一些后来改信伊斯兰教，融于回民当中，这座火星庙距离回民围居的山巷清真寺只有一条街的距离，两者间有什么关联吗？我询问了住在火星庙附近的老人，也没有得到更多的信息。一座建筑前后属于两种不同的宗教并不罕见。教堂或者寺庙改为清真寺就有不少例子，那么有没有可能，这座火星庙原本属于琐罗亚斯德教，后来这些琐罗亚斯德教徒融入回民，祆神庙也就改成了道教的场所，顺理成章祭祀道教的火德真君呢。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很可能是错的。

尾声

如果说东北历史像沙拉，不同时代的文化遗迹并列在一起，你能在一座城市里找满蒙、俄国、日本甚至英美欧洲的文化遗留，又涵盖了从大清国到民国到满洲国最后到共和国的年代。新疆的历史则更像拿破仑蛋糕，一层覆盖一层，表面看都是旅游手册般的民族文化图景，但只有揭开表面一层，才会发现下面的内容，接着会发现还有更多层内容，从今天一直追溯到千年前。

把时间点理清一下，会发现1871 年俄国占领伊犁和1881 年《中俄伊犁条约》签订无疑是两个重要事件，为什么在这两年发生了这两件事情，可能要从俄国与大清国两条线索找原因。

俄国在1871 年是亚历山大二世统治时期，这是一位极具魄力的君主，在他任期内积极进行社会改革和对外扩张，1861 年废除了农奴制。1871 年是一个重要的时刻，在伦敦会议上，俄国推翻了1856 年俄土战争失败后的不利停战条款，达到了军事和外交的胜利巅峰。

在同一时期，大清国控制下的新疆却面临混乱，东边陕甘地区武装冲突波及，西边阿古柏的军队进入新疆，俄国和英国出于各自的战略考虑希望与阿古柏取得联系。为了避免阿古柏一家独大，俄军占领了伊犁，准备和阿古柏划分各自领地。

1875 年到1877 年，左宗棠的部队攻入新疆击败阿古柏，清军在新疆占据了优势地位，俄国人开始变得孤立，也没有了继续占领的理由，俄清两国双方开始接触谈判。1881 年是一个转折点，这一年的2 月24 日《伊犁条约》签订，一周后，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遇刺身亡，亚历山大三世继位。

比起军事扩张政策，亚历山大三世更加重视经济发展和外交手段，在他统治时期中俄边境局势趋于平缓。13 年后，亚历山大三世去世，尼古拉二世继位，重启扩张政策。这一次的扩张方向就是远东的满洲，在尼古拉二世继位的第三年，中东铁路开工修建，也就有了我上一次在东北北部的探访。这样看来，这次旅行倒是可以作为上一次的前传。

这样一次探访让我以一个更加全面的视角去看待新疆。如果我们把新疆只看作一个孤立的异域文化地区，那么我们所理解的只能是表象的东西。但是通过新疆满、蒙、俄、回等各个族群的迁徙定居，才能发现我们应该用一种联系的视角去看待历史，去理解新疆与其他区域之间的互相牵动，以及历史中很多事情背后的成因和可能。

新疆和东北不太一样，新疆是欧亚大陆的中心，东西两侧不同文化、宗教、民族流动到这里，接触之后再各自散开，这种汇聚带给这片土地的是温和的记忆，人们总可以有一些选择。东北是欧亚大陆的顶点，周围的势力都要覆盖这个点，到达尽头，这是没有妥协余地的，带着这片土地的就是激烈的记忆。

同样是来临很早的冬季与大雪，我却在这片土地感受到了与故乡不同的温度。

注：北疆之旅全部内容写于2017 年9 月。

返回北京

我无法把新疆探访的全部内容都写出来，有人说前人的秘密终究会被后人知晓，我不赞同这一点，历史上很多秘密永远就是秘密，有些秘密后人还要帮着前人隐藏，也许后人对前人至关生死的秘密根本不在意也没有兴趣了解。

对于严肃作品来说，记录时代似乎是一种义务，但对于时代的理解，决定这部作品的思想高度。一些作品会总结到人性这一层，但也就到此为止了，这只能说是一部深刻的作品，但不是一部锋利的作品。如果我们总是纠缠在人性的善恶中，反而会忽视一些关乎是非的问题。锋利的作品，要能辨析出究竟是什么样的制度和社会结构，把人性的善与恶释放了出来，并且让人们的行为在善与恶之间转换。

在写作过程中，我时常对自己所写内容的定位感到困惑，不知道是否承担了记录时代的义务，那意味着我需要更加慎重地书写，尽量留下严谨客观的文字，不能误导后人。但反过来想想，也许到了后人的时代，他们根本不在乎这些内容，无所谓曾经发生过什么。想到这儿，我也就有所释然，写作归根结底是一件私人的事情，在洞穴里画野牛的原始人不会考虑几千年后这幅画能不能卖钱，这个洞怎么收门票。

因为大卫的新诗集发布会要在9 月24 日举行，我要为他主持发布会的对谈，赶在24 日当天下午赶回了北京。如果不是大卫的演出，我自己很少去livehouse 或者酒吧，我好像天生对人多的氛围有一种抗拒，尤其是那种周围人都看起来很酷的氛围，就显得我自己特别无所适从，因为我特别不酷，没法和大家谈笑风生，不会social 。

褚姐有一次跟我说，我和大卫的性格特别互补，他属于特别灵动的那种人，在舞台上有一种癫狂的气场，我就是很稳的人，什么情绪都没有。可能真是这样，所以我们俩合作也有两年多了。

之前有一次，我和朋友马球一起去鼓楼东大街的Temple ，那次也是大卫演出，我就觉得马球在那个环境里如鱼得水，我就如鱼上岸，鼓楼东大街上的女人们，打扮的风格都很像，气场也很像，就是那种在不屑和自来熟之间交替的气场。我总是对他人的情绪有点恐惧，无论是他人特别冷傲的情绪，还是特别热烈的情绪，我总会有点不自在。

我的朋友们会建议我放开自己，但我慢慢发现我放开了就是现在这样，当我没有情绪流露的时候反而是最轻松的，这个可能叫克制内向型人格。每次我去livehouse 看演出的时候，总是很难融入环境，身边人一惊一乍吱哇乱叫就会干扰我的注意力，可能我更适合在监狱里欣赏音乐，谁出声就打谁的那种。

我想起一个笑话，说芬兰人非常内向，熟人见面都只会盯着自己的鞋，瑞典人就开朗多了，他们会盯着对方的鞋。

每次大卫演出的时候，我就在下面观察那些观众们，看他们的表情、神态、动作，他们对一些歌词和舞台表演的反应，这是一件多多少少有些乐趣的事情，我会用这种方式比较和校对我自己。有的时候我觉得很感动的一句歌词出现了，但大家没什么特别的反应，有的时候我觉得很平常的一种表达的时候，大家都在尖叫大喊牛逼。

生活中其实能让人乐呵的事情没有几件，在livehouse 里听台上的人嘶吼，自己在台下尖叫，这也是能在泥潭一样的日子里稍微痛快痛快。

在回北京的飞机上，我想起一首诗，“钟陵醉别十余春，重见云英掌上身。我未成名君未嫁，可能真是不如人。”诗人罗隐怀才不遇，他在赴考路上经过钟陵结识了歌姬云英，十二年后，罗隐还是没能考取功名，再次经过钟陵又遇到了云英，发现对方依然没有嫁人，就有了这样的感慨。刚看到说这个版本是错的，最后一句的“真”其实是“俱”，但我觉得错的版本更伤感，活到如此年龄，才发现自己可能真是不如人。

返回北京之后，我的心情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是特别好。我是一只重感情的动物，每次旅行见见各地的朋友，都是短暂的相聚寒暄然后又分别。似乎习惯了不会有人一直在身边，人们总会匆匆离去独自上路。久而久之，我说服自己生活本然如此，几十年的寿命百八十的熟人，这一生怎么都能过去。

从塔什库尔干返回乌鲁木齐之前，我去了一个叫麦盖提的地方，我的一位老朋友在那里驻村工作。五年前，在北京我和她第一次见面，五年之间我们再也没见过，我只知道她去留学，又回国工作。五年之后，四千公里之外，我们第二次见面，她在麦盖提驻村工作，我从北京来拜访她。我们相谈甚欢，如同前一次见面只在上周，人与人的缘分就是这么有意思。

这些年，身边人都在变化，似乎自己在一趟飞驰的列车上面对窗外闪过的风景，只能观看却无法触碰。如果有可能，也很想在一个地方就此安定下来，可偏偏又有点难过。我之前在杂志社工作的时候结识了同事欣峰和小南，我常常去他俩各自家里聚会，蹭沙发和电视，沙发与电视是一种现代意义上的家庭温暖的象征，大家有一个聚集的空间和焦点，在朋友家中沙发上的时候，那种温暖感总是会让我很愉悦。

在他们家的沙发上，我体会到了家庭的烟火气，我喜欢观察朋友情侣之间谈论每天吃什么，家里该换什么日用品，闲聊彼此的工作和社交，诸多的生活琐碎，也有对一些最近看到的文化艺术作品的评价。交流其实就是唠叨，一个人独处的时候自言自语，脑海中对话不叫交流，那只是假想。交流并不需要对话一定要传递信息，交流本身就带着意义，如同漂流在一个荒岛上看到一艘船路过，你可以呐喊可以摇晃旗帜可以点火可以挥手，只要你能让船上的人感知到你的存在，这就是交流的意义。

我们每个人都在一个荒岛上，让我们惊喜的只需要感知到有他人存在，他们陪伴在我们目力可及的范围里，和我们有着相似的生活期待。人在过往中会觉得柴米油盐吃喝拉撒很俗气，但能有俗气的共同生活是很难得的事情，高谈阔论形而上的东西与自身利益无关，闲暇之时当然可以宾主皆欢，但真正和切身利益相关的，却是柴米油盐吃喝拉撒，能一起讨论这些话题的人，便是那个和你的生活捆绑在一起的人，是能把后背交给对方的盟友。

找寻西康省

一次社会改造实验的局部破灭

北京——成都——马尔康——金川——小金——康定——泸定——雅安——西昌（德昌、会理、昭觉）——成都——北京

在北京的日子匆匆过去，到了冬天准备下一次探访旅行的时候，由于北方的交通和气候变得非常不利，于是我考虑将探访路线放在南方的四川西部。

作为东北人的我对整个中国西南地区都是不了解的，对这片地区的藏、彝等民族也从未接触过，但四川西部的历史却让我颇为兴奋。1979 年，人类学家费孝通提出了藏彝走廊的观点，认为在四川西部怒江、澜沧江和金沙江流域地区存在一条自然形成的横断山脉通道，连接起以藏族和彝族为主要族群的若干个民族，并在东面的汉族中央政权与西面的藏族佛教政权之间形成交流和缓冲的过渡地带。

这种过渡地带的意识贯穿了川边地区的历史，1939 年，在西藏东部与四川西部之间建立了一个独立的省份，叫西康省，把这种意识以政治体制的方式确定了下来。西康省只存在了短短16 年的时间，但建省本身的博弈和冲突却前后延续了半个多世纪。围绕着西康省的历史，这其中有豪强家族内斗，有民族之间的争端，有地方政权内部纠葛分歧，有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的互相制衡，有红军的崛起和少数民族革命意识的形成，有英国殖民者的介入，还有一个抗日战争时期“把边地变腹地”的社会改造理想。

谈到此次探访的路线，在历史中有“地图上的西康”和“实际的西康”，这种情况对于历史上中国的少数民族边区来说是常见的，也就是实际上的政府控制区并不与名义上的地图一致。地图上的西康省包括金沙江以东33 县2 设治局和金沙江以西13 县，但西康政府能够实际控制的只有金沙江东部地区，金沙江以西归西藏地方政府实际控制，双方在一系列武装冲突之后，默认了金沙江为康藏边界。

冬季对于西康地区旅行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季节，我的朋友们很担心我此次旅途会遭遇恶劣的天气与交通（他们的担心被证实是对的）。对于山地地区来说，冬季无论是行车还是徒步都比较艰辛，而且风景也并不好。我到达成都的时候距离农历新年只有一个月，离开的时候已是农历十二月二十九，旅游淡季很多地区是非常萧条的。但反过来，这可以避开游客看到真正当地人的生活，又获得了诸多寂静在沿途走访思考，虽然环境恶劣一些，倒也是一种难得的体验。

这次探访我跟随了一个人在历史中的脚步，这个人叫孙明经。1934 年，孙明经从南京金陵大学毕业留校，开始参与一项电影教育计划，金陵大学理学院院长、物理学家魏学仁和化学家潘澄候在美国留学期间了解到电影对教育的作用，打算应用到中国的教育实践中，这项计划的落实者就是当时年仅23 岁的孙明经。

由于东北已经被日本占领，孙明经打算制作一套系列影片来推行爱国主义，教育民众对中华民族统一国家的热爱，他找到了时任南京中央大学地理系主任的胡焕庸请教（第二年胡焕庸就提出了著名的黑河- 腾冲“胡焕庸线”）。1939 年，孙明经加入中英庚款川康科学考察团，被允许使用庚款经费拍摄电影，他于1939 年7 月开始进入西康进行地理人文考察，拍摄了8 部影片。

北马不识南风，不过这趟旅途我没有觉得在南方，川西和北方区别不大，尤其我在途中遇到了一场雪，更是只将他乡作故乡了。

成都安仁：首善与恶霸

成都我曾经去过一次，之前我在成都做过一场读者见面会的活动，但当时走马观花，只去了一些游客景点，吃了我完全受不了的辣味食物，并没有了解过这座城市。

到达成都的第一感受是气温比北京还要低，今年中国南方的气候异常寒冷，很多地方都在下雪，北京反而一场雪都没下。成都市区的繁荣并没有吸引我，我要去成都西边的大邑县安仁镇，那里是西康省第一任省主席，也是西康省最著名的政治人物之一刘文辉的公馆故居。这座公馆目前已经被改造成旅游景点，同样被改造为景点的包括整个刘氏家族庄园，尤其是他的哥哥，中国最著名的地主刘文彩的庄园，在共和国建立早期的宣传中，刘文彩作为反面人物的代表而人人皆知。

从成都市区坐大巴车到安仁镇，再坐电动车到刘氏庄园景区，这里如同中国绝大多数古镇一样，被设计成仿古风情街的样式，两旁都是仿古建筑的餐馆和特产商店。整个庄园区分成两部分，刘氏家族的住宅在一起，刘文辉的住宅在北边稍远的地方。

一般讲到中国地方军阀对本地的治理和建设，总会是一部强权与热血交织的个人史，如山西的阎锡山、东北的张作霖、青海的马步芳等等，但西康与刘文辉的关系却并非如此激动人心，这位西康省主席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政治斗争的失败者，他统治西康更像是一次流亡甚至流放。

在刘氏庄园门口，最显眼的莫过于大门牌楼，清末民国时期的名门望族经常选择这种东西方融合的建筑样式，而且会有不同地方各自的风格特点。刘氏庄园正门高大，选用青黑色石条，配以红色的彩绘，门廊上方有一块刻字或雕花的石匾，周围的尖顶却又不像哥特式那样生硬，反而带着中式装饰的曲线与雕饰。

刘氏庄园建于清朝道光皇帝时期，他们家族的祖先在清朝初年从雅安名山搬到大邑县，与当地望族胡家联姻，从此定居下来。到了八世祖刘公赞时期，对祖宅进行了扩建，之后由他的6 个儿子分别继承，其中长子刘文渊的公馆包含了原本的祖宅。

在刘公赞的6 个儿子中，比较有名的是其中3 个，长子刘文渊从政，在家中地位如同族长，曾担任四川省咨议局议员、四川省高等审判厅厅长、大邑县参议会议长等职务，共和国建立后在四川省文史馆工作；五子刘文彩是中国最有名的反派地主之一，靠酿酒业起家，是几个兄弟中最富有的，1949 年去世；六子就是我此次探访的主要人物——刘文辉，西康省主席，共和国建立后担任林业部部长，1976 年去世。

除此之外，刘家还有一位有名的人物，也是一位战争英雄，叫做刘湘。他是刘公赞哥哥的长子长孙，按辈分上算是刘文辉的侄子（但这位侄子比叔叔还要年长5 岁），曾任国民革命军21 军军长，在抗日战争中率军队离开四川与日军作战十分英勇，最后病逝于武汉，被追授为一级上将。

也正是这位战争英雄刘湘，曾经与叔叔刘文辉争夺四川省的统治权。1931 年，刘文辉购买的一批军火被刘湘扣留，两人开始交恶，次年，矛盾已经到了无法调和的地步，两人兵戎相见。最终刘文辉失败，退居到西康，也才有了后来的故事。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次叔侄相争中，刘文彩坚定地站在刘文辉一边，与刘湘断了来往，文辉文彩兄弟俩关系更加亲密，后来刘文辉的公馆就是刘文彩出资修建的。

叔叔与侄子两个人，一方面是争夺权力打得你死我活，另一方面，侄子后来抵御侵略者，成为战争英雄，叔叔后来建设边地，造福一方。

今天中国流行为革命时期被打倒的地主士绅翻案，刘文彩的故事不断被重新讲述，共和国建立初期的地主恶霸典型，后来被认为是大力投资公共事业的地方首善。我无意去探究刘文彩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剥削民众的豪强与造福一方的士绅未必不能是同一个人，剥削民众聚集财富与造福乡里获取社会地位本就是一致的。

给曾经的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洗白，将他们塑造成儒雅开明的爱国人士，这是对于阶级斗争时期塑造反派的矫枉过正。我想这些人也许不像曾经斗争年代宣传的那么坏，但肯定不会是好人，因为曾经的社会结构决定了他们就是残酷剥削压迫民众的，即便开明或者爱国，也不过是他们在残酷剥削压迫民众之后，做出的其他一些社会和政治选择而已。

距离刘氏祖宅稍远一些的地方就是刘文辉公馆，但刘文辉本人并没有在这座公馆里住过多久，公馆主要是用来显示身份。1949 年前刘文辉主要住在康定、雅安和成都市内，1949 年之后这座宅子就交给国家了。与祖宅和其他几个兄弟的公馆相比，刘文辉公馆显得更偏西式，正门是高大的巴洛克建筑样式。

有一处与众不同的是，其他公馆匾额上的都是汉字，刘文辉公馆却是写着汉藏双语，这大概是他作为地方长官管理汉藏边区的政治智慧，正门的匾额上，汉文写的是“进德修业”，藏文写的是“佛法无边”，刘文辉主政期间为了民族团结极力拉拢藏族宗教人士，自己也至少表面上虔诚信佛。

在刘氏庄园中，大部分展品还是与家族相关，包括字画、瓷器、金器等等，刘文辉公馆中也主要讲述的是他个人的事迹，以及刘家叔侄相争的故事，对于西康省本身的政治文化历史涉及并不多。这将是一个起点，从这位省主席的故乡出发，开始探寻整个西康。接下来的第一站，就是西北方六个多小时车程的阿坝藏族自治州州府马尔康，那里我将找寻西康建省背后复杂的政治民族背景。

马尔康：尘埃落定

作为阿坝藏族自治州州府的马尔康历史其实很短暂，真正成为地区政治中心要到20 世纪50 年代。今天的马尔康市区位于卓克基土司领地和松岗土司领地的中间，相当于政治权衡的结果，管理着历史上的“四土地区”（卓克基土司、松岗土司、党坝土司和梭磨土司）。

在阿坝州地区生活的主要少数民族是嘉绒藏族，这个族群源自吐蕃人与当地原住民的融合，以务农为主，被称为“绒巴”（意思是农区人，巴就是藏语中人的意思），与南边的康巴藏族和北边的安多藏族是不太一样的，50 年代民族识别中被统一划分为藏族。

嘉绒藏族与红军关系密切，在嘉绒藏族的领地有很多遗迹显示出当时的亲善合作（当然在那时的历史背景下，藏地政权对汉地不同政治派别的态度不能用今天的视角去解读），其中马尔康的卓克基土司官寨就是一处，红军长征期间毛泽东等领导人在此借宿开会。

卓克基土司是四土地区最有势力的土司，这座官寨既是土司的住宅也是办公衙门驻地。卓克基是马尔康最著名的旅游景点之一，距离市区很近，已经被改造为民族风情小镇。我去的时候深冬寒冷，游客大多是周末来度假的成都人。

从马尔康市区出发向东，乘出租车十来分钟就到了卓克基镇。镇子大体分成三部分，梭磨河北面是旅游街区，旅馆、餐馆和商店主要在这一块；梭磨河南面是西索村，村子里遍布着民宿客栈，已经完全被开发为旅游导向，在西索村里最有名的是丹达伦寺的壁画。

在西索村东边，梭磨河支流对面，一座石头城堡屹立着，这里就是卓克基土司官寨，土司官寨的地形选址极好，在河流和道路交叉口的高地上，可以监视此地的一切往来。迎着岔口是高大的防御碉楼，侧面小路通向官寨正门，官寨旁边是一片山脚平地，再远处就是高山，官寨碉楼俯视着整个西索村，是这一片地区的制高点。这里易守难攻，是一处绝佳的军事要塞。

1935 年红军进入卓克基地区的时候，与支持国民党的索观瀛土司的军队发生交火，土司依托坚固的官寨与红军对峙。当时正值雨季，土司军队使用的火药枪受潮无法使用，深夜红军向天空发射三发信号弹，官寨守军以为红军会法术将黑夜变成白昼，弃寨而逃。之后，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进驻官寨开会，通过了《告康藏西番民众书》，这是西康地区少数民族革命的重要时刻。

索观瀛土司对藏文和汉文都很精通，也爱读书，在卓克基土司官寨内，有大量藏文和汉文书籍保存。官寨的文化气息吸引起了暂住于此的毛泽东的注意，他对周边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将官寨与《三国演义》中的郿坞相提并论。1952 年，索观瀛土司赴北京参加少数民族五一礼团的时候，毛泽东还再次关切过问官寨的保存状况。

卓克基土司官寨曾是电视剧《尘埃落定》的拍摄地，这部作品反映了末代土司的生活与藏区历史变迁，作者阿来正是马尔康本地人。官寨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主楼部分，共有五层，对游客开放，主要展示马尔康附近四土地区的历史演变，包括嘉绒藏族的文化习俗和宗教信仰，以及土司家族的生活起居；另一部分是碉楼，曾经是土司官寨主要的防御建筑，与主楼之间有走廊连接，但目前被关闭，不对游客开放。

说到碉楼，在马尔康市区西边的松岗镇直波村，曾经松岗土司的领地，这里保留着四座高大的碉楼，南北各两座，通常游客们参观的是南边的两座。碉楼分成好几种，其中四角碉楼最为常见，直波村的碉楼则是比较少见的八角碉楼，相对而言防御性更好。这种碉楼形状细长，大概30 米高，开口处很小，墙体异常坚固，碉楼上方有射击孔和了望口，松岗土司官寨在20 世纪30 年代烧毁了，之后也没有重建，如今只残余遗址，高大的碉楼则一直保存了下来。

在川边藏区，碉楼是常见的防御工事，高原山区不便运输重型火炮，在很长一段时间，碉楼是难以攻克的，也是土司们统治一方的要塞，往往用心修建。在近代，以碉楼为核心的防御体系是藏区土司们拥兵自重的筹码，这个问题一直伴随着西康省的建立到撤销，每一任行政长官都要想办法制衡与土司们的关系。

西康省的建立也正是源于汉藏之间的冲突，1904 年英国远征军入侵西藏，逼迫西藏地方政府签订《拉萨条约》，十三世达赖喇嘛前往蒙古库伦寻求俄国援助。这场战争让清政府意识到对西藏地区加强控制的重要性，愤怒的清政府下令革除达赖喇嘛名号，直到1908 年达赖喇嘛从库仑抵达北京觐见皇帝和太后表示效忠后才恢复。另一方面，这也让西藏地方政府怀疑清政府对帝国边区的控制力与权威，西藏地方政府开始对川边地区产生野心，同时英国势力开始进入西藏和川边，在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挑拨裂痕。

1905 年，巴塘土司与丁林寺喇嘛叛乱，烧毁了法国天主教堂，杀死了法国传教士和清政府驻藏帮办大臣凤全，历史上称为巴塘之乱。面对藏人的反叛，清政府派军队镇压，处决了一批土司和喇嘛，参与平叛的建昌道赵尔丰留任炉边（就是今天的康定）善后。清政府开始认真治理川边地区，任命赵尔丰为川滇防务大臣，后来又任命他为驻藏大臣和四川总督，以巴塘为开端，赵尔丰执行改土归流政策，逐步撤销土司。

赵尔丰在川边推进铁腕政策，虽然取得一定成效，但也激化了矛盾。1911 年，四川保路运动兴起，赵尔丰奉命残酷镇压，辛亥革命之后又策划兵变反对革命（兵变是否是他本人策划有所存疑），因此他本人在成都被激进的革命党斩首。

在此之前的1910 年，由于川军攻入拉萨，十三世达赖喇嘛流亡印度大吉岭。1911 年发布告民众书，宣布西藏独立，号召藏军反抗。1912 年将清军击溃赶出西藏，1913 年1 月，十三世达赖喇嘛返回拉萨，之后开始推行现代化改革。

在英国人的挑唆下，1917 年和1930 年两次西藏地方军队与川军之间发生武装冲突。1917 年第一次康藏边界纠纷，藏军进攻昌都，占领金沙江西岸地区。1930 年第二次康藏边界纠纷，甘孜大金寺与白利土司纠纷，白利土司向川军求援。由于藏军进攻安多地区的军阀马步芳，马步芳和川军合作，藏军开始失利，经过调停签署《岗拖停战协议》，战争持续到1933 年6 月双方正式签署《康藏合约》。

半年后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两次川藏战争，形成了双方以金沙江为界，西藏地方政府实际控制金沙江以西地区的局面。

中华民国建立之后，成立了川边特别行政区，1925 年改为西康特别行政区，1928 年开始筹划建省。刘文辉统治西康的时期，他小心翼翼处理康藏关系，一方面拉拢宗教高层人士和贵族，通过经济与教育建设让他们感受到政府的怀柔恩惠，另一方面在关键时刻显示武力。

1923 年，由于十三世达赖喇嘛推行的现代化改革受到一些贵族的抵触，造成他与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关系紧张，班禅出走北京。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班禅返回西藏，途中1937 年在青海玉树圆寂。因为青海马步芳部主要是穆斯林，班禅行辕携带大量武器引起猜疑，刘文辉抓住机会，邀请班禅行辕移驻西康，然而在甘孜县双方发生武装冲突，刘文辉强硬处理，最终班禅行辕被撤销，刘文辉牢牢控制住了西康藏地。

这个局面一直持续到共和国建立，刘文辉率西康省投诚共产党，解放军进入西藏，再加上20 世纪50 年代中期的大规模平叛，彻底改变了局面。我的下一站大小金川，乾隆皇帝的十大功劳之一，这里就有解放军的前身红军在当地留下的遗迹，这些遗迹反映了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西康地区复杂的政治局势。

大小金川：红色山城

从马尔康到金川只能乘坐一早的大巴车前往，在西南山区，交通是很不方便的，汽车常常要在连绵的山中反复爬坡环绕，地图上看起来很近的地方实际却要走很久。山间的路都是狭窄的两车道，但实际上一辆车通行都要很小心，夏天要小心泥石流滑坡，冬天降雪后更容易滑下路边，我在这一路上看到不少路边山下的车辆残骸。

在西康地区，大小金川是最具有革命记忆的，红军经过这里时，与当地人关系颇为密切，也留下了革命的思想，今天在金川与小金两地，红色旅游成为了重要的产业。

金川是一座山中小城，地势较高的山上是老街区（那片街区的名字就叫老街），靠近大渡河边的山下则是新街区，商业街和居民区主要在新街区，重要的历史遗迹都在山上老街一带。在这些历史遗迹中，我首先去的是一座清真寺。

对于西康地区的伊斯兰教我接触并不多，在四川本地穆斯林的介绍中，伊斯兰教主要传播于四川的东部地区，川西则集中于北面靠近青海的松潘，那里曾是穆斯林马帮的重要城市，还有南面的西昌，那里的穆斯林来自明朝初年的平叛战争。川西中间地带穆斯林不多，主要分散在汉族居住的地区，纯粹的藏区和彝区很少有伊斯兰教传播。

在金川我住在县政府旁边的商业街区附近，这里购物和交通都比较方便，在南面街上有一家清真牛肉面馆，不同于其他地方常见的西北牛肉面，这家店是四川本地回民开的，除了面条还会卖抄手（就是馄饨），这是西北回民的面馆里不会有的食物。虽然抄手加了很多红油，但并不辣，我在金川几天都是在这吃饭的。

在店主的指引下，我往山上走到老街，一路询问找到了金川清真寺。金川清真寺在一处山岗上，俯瞰着下方的河流和道路，周围建筑墙高巷子路窄，易守难攻，可以看出当时设计修建清真寺的很可能是军人。这座清真寺建于清朝乾隆皇帝时期，最初到此地的穆斯林是被派来镇压大小金川藏族土司叛乱的陕西籍回民军人，战争结束后留守定居在这里，也就修建了清真寺。

我到金川清真寺的时候，阿訇并不在，阿訇的妻子接待了我，让我自己随意参观。这座清真寺并不是最初的老建筑，经历过多次的修复，如今不仅仅是宗教用途，也是爱国主义革命教育的重要场所。共产革命的教育地设在宗教场所内中是很少见的，这座清真寺在近代一定有不一般的历史。

走进清真寺院子里，右侧的房子一楼是革命教育展示馆，左侧是清真寺的大殿，大殿门口挂着一块大牌匾“红色古寺”，墙面上挂着“四川省绥靖县回民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遗址”和“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三军绥靖回民独立连连部遗址”两块牌子，清真寺大殿一楼是革命陈列馆，礼拜殿在二楼。

金川清真寺是红军长征在金川的重要遗迹，1935 年红军经过的时候，在这里建立了绥靖回民苏维埃政府（绥靖是金川当时的名字），苏维埃主席和副主席正是这座金川清真寺的两位阿訇肖福祯和周学民，他们加入了红军，在清真寺集会上宣传共产主义革命思想。也是因为这个原因，革命胜利后，金川清真寺受到了格外的关注，政府出资进行了修葺，也有高层官员前来参观。

在金川清真寺内的革命教育展示馆，虽然很简陋，展品却很丰富。地上有四根雕工精美的木柱，柱头刻花，下方是花瓣座。这是经过多次翻修之后，清真寺大门房架唯一保存下来的装饰吊托。此外，陈列馆中还有若干块匾额，但年代都不是很远，墙壁上贴着清真寺内历任宗教人士的照片和经历，其中有一位虎竣丞阿訇，在1960 年代将《毛泽东选集》翻译成阿拉伯文。馆内还有若干拓片印刷品，红军的标语“回番民族，信教自由”，“番夷羌回各成立自己的政府，由番夷羌回各民族中的劳苦大众掌管政权，永不受汉族发财人的压迫”，还有一句中阿文双语的标语“胡宗南是帝国主义的走狗”。

据阿訇的妻子介绍，如今金川地区大概有3000 多回民穆斯林，也有少数汉族和藏族皈依伊斯兰教，但金川清真寺所在的老街周围主要是汉族居住，回民大多散居在各地，周五主麻集会来的人并不多，阿訇因为要负责周围各个乡镇村的宗教事务，也常常不在清真寺内。

伊斯兰教清真寺的两个阿訇，参加红军宣传共产主义革命，这听起来是很难理解的事情，但结合当时的政治形势来看，共产党宣扬的反对三座大山剥削压迫，对于少数民族和基层宗教人士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口号。接下来更有意思的历史是，在这座县城里，曾经并行着两个红军扶持的少数民族地方政权，一个是以金川清真寺为中心的绥靖回民苏维埃，另一处是格勒得沙共和国。

“格勒得沙”是嘉绒藏语中藏族人民的意思，1935 年红四方面军来到金川的时候，成立了这个藏族苏维埃政权，隶属于中华苏维埃西北联邦政府。离开清真寺往山上继续走，道路会变得开阔，这片街区曾经是格勒得沙共和国的政府机关旧址，可以看到当时的国家药店、国家商店、中共大金省委、西北联邦政府旧址和格勒的沙共和国中央革命政府旧址等遗址。

这两个红军扶持下的地方少数民族政权只存续了一年多，就随着红军北上解散了。从金川的历史，可以看出当时西康省面临的复杂局势不仅仅是汉地政府与藏区地方政权间的矛盾，还包括汉地政治派别的争斗对藏区的影响。红军过境川西的时候，发布了一系列针对回番夷（番指藏族，夷指彝族）各族的告示，在小说《尘埃落定》中也提及了对于“红色汉人”（共产党）与“白色汉人”（国民党）之争，藏地土司们也有着各自的权衡、盘算与分歧。

我离开金川前往小金，这是一座更加繁荣的山城，清朝乾隆皇帝时期大小金川之乱的缘由就是大金川的土司想要吞并小金川，这片地区，成为了乾隆皇帝衡量自己一生十个最伟大功绩之一。几百年过去了，小金川依然是此地最繁华的城市，胜过州府马尔康，夜景仿佛有一点点《千与千寻》的感觉。

在小金我要去寻找的第一个地方来自一张老照片，拍摄者就是我在最前面提到的孙明经。

1939 年，孙明经跟随西康科学考察团来到小金的时候，拍摄了一张照片，是当地的一座铁索桥，叫做三关桥（金川、小金、丹巴三地交汇处）。三关桥很有意思的一个特征是，两边的桥头堡是不同的建筑样式，桥北边是欧式石头牌楼，桥南边是汉式木质亭台，这座桥代表了跨文化的西学东渐，是当时那个时代的社会改造理想。孙明经看到这座桥颇有感触，便拍摄了下来，我这次到小金，第一站就是去找这座桥。

这座三关桥在离小金县城略偏一点的地方，从北面桥头堡过去会更方便。三关桥修建于1923 年，是当时的小金天主堂捐款修建的，桥体由11 根铁索组成，上面铺设木板。在两边的桥头堡上，汉式的一边刻着“鱼钥闲关”，欧式的一边刻着“灵芝锁江”，两边石刻互相对着，在西式桥头堡侧面另有石刻“关键”二字。

三关桥保存的非常完好，与老照片上几乎一样，而且还在使用中，我特意走了几个来回验证牢固度。不过，小金当地目前最有名的桥却不是这里，而是县城东北面的猛固桥和马鞍桥，这两座桥因为红军强渡而成为红色景点。不同于三关桥的是，猛固桥和马鞍桥已经不再使用了，桥面上只有铁索，上面缠绕着经幡，桥头有禁止上桥的告示牌。

猛固桥和马鞍桥桥头堡相对比较简陋，石头有一定破损，大体形态依然保存着原貌。其中马鞍桥桥头在一处高地上，旁边有一座佛教白塔，保存相对更完好一点，对面桥头堡刻着“伏龙”二字，由于无法到河对岸，所以不知道这边的桥头堡刻着的是什么字，推断可能是“卧虎”（也可能是“凤雏”）；猛固桥就在大路边，北岸拱门洞上刻着“猛固”二字，对面门洞刻着“长平”二字，桥旁边还有纪念猛固桥战斗的石碑。

从马鞍桥和猛固桥返回小金县城，路上会经过一个叫营盘街的地方，听名字似乎和军队有关。这里是小金的穆斯林聚居区，和金川一样，小金的穆斯林祖先也是来镇压大小金川土司叛乱的陕西籍回族军人，战后被授予土地定居于此。营盘街上有一座老旧的清真寺，清真寺是传统中式建筑，在经历过1933 年和1989 年两次强烈地震之后，清真寺受到严重的损坏，已经显得很破旧，也经历过很多次重修，目前部分建筑还在继续修复中。

小金清真寺的阿訇和金川清真寺的阿訇都是西昌人，他介绍说这座清真寺是嘉庆年间修建的，但很多历史文物在文革中毁坏了，目前保存完好的是两块清朝光绪皇帝时期的重建碑，此外在回民墓园中还有一些石刻。营盘街附近居住的回民穆斯林超过小金全县的一多半，也有少数汉族和藏族因通婚而入教。

这座清真寺是小金县唯一的一座清真寺，两重天井布局，在进入大门之后，二门正中是清真寺三个字的匾额，原本有过厅通向大殿，门口还有石鹿，也均被毁坏掉。在清真寺大殿正中，有若干块匾额，为清朝各地穆斯林军官赠送，匾额上还写着他们的官职，这也说明小金清真寺从建立处，就在穆斯林军官群体中有着很特别的地位。“真空妙有”是清朝建威将军周文喜和儿子周天受兄弟五人所挂，“功参造化”是四川提督军门马维骐所挂，“维持戡定”是湖北提督江长贵所挂，“圣德洋溢”是汉中镇总兵陈天柱所挂，另有一块“独一无二”是清真寺最早的匾额，时间是乾隆五十一年。

比起依然在使用的清真寺，小金天主堂已经被完全成为旧址建筑，这里是红军第一、第四方面军会师的遗址，也就是小金会议的地点。教堂目前已经不再使用，但保存完好，被锁在小金县党委院内，看起来有修葺过，建筑上的十字架依然存在。小金天主堂后面是一小块广场，当地人在这里聊天带孩子玩，从这里能看到河滩上正在修建的巨大桥基建筑，更远处的山坡上，是一面红旗样式的纪念牌，纪念红军在这里会师。

在小金我与一位当地朋友曹蕾错过，她是小金本地人，但当天不在小金，很遗憾没能见到。她为我推荐了一家清真餐厅，店主阿姨非常热情，不仅为我做了好几道菜，还一定要我带上一些冷切牛肉，方便第二天早上吃。临走的时候还送了我几盒沙棘含片，味道很好，长途坐车是很辛苦的，即使不晕车也会嘴里发干，这个含片让我接下来的旅途舒服很多。

在大小金川，我没有找到更多关于西康省的遗迹，关于红军长征的遗迹却有不少，红军过境后留下的革命思想让这里后来的统治管理变得有些困难，在这个过程中，不只是汉族的各个政治派别，回族和藏族也参与其中，意识形态第一次超越了民族界限。这也意味着，在近现代整个国家的变革中，没有一个民族和地区能够独自平静独立。

离开小金，经过丹巴向南，从阿坝州进入甘孜州，就到了我此次探访的核心地区，西康省曾经的省会康定，也是整个川边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城市。

康定：跑马溜溜的山上

从小金到康定路上，在丹巴转车的时候，一个藏族大叔和我聊天，听说我从北京来，问了我一个经典问题“你说是甘孜大还是四川大？”，我之前去西宁的时候，当地朋友跟我说，他们那边藏族的问题是“你说是玉树大还是青海大？”。

今天康定成为了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州府，在这座城市的街道上随处可见穿着传统服饰的藏人，但这座城市又充满现代商业气息。这源于康定是一座汉藏边地的贸易城市，汉藏混居以商人作为核心阶层是这座城市的特点。

康定旧时被称为打箭炉，这是藏语打折多的音译，指达曲（雅拉河）和折曲（折多河）交汇处，汉名康定意思是康地安定，丹达山以东被称为“康”，这座城就是康地中心。清朝的时候在这里常设行政机关，民国时期改康定府为康定县管理川边特别行政区，西康建省后定康定为省会，共和国建立后省会迁往雅安。

康定是一座汉藏之间的贸易中转城市，曾经商业非常繁荣，也是茶马互市的重要一站。在清朝末期，这里有21 个商帮，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和西藏地方政府都在康定设立了各自专门的商贸机构。在孙明经拍摄的老照片中，提到了当时城内汉商以四川人和陕西人为主，四川人的店铺较小，主要做川内和藏地之间的买卖；陕西人的店铺规模较大，大量收购藏地特产运往外省销售，大胆的陕西商人还会学习藏语，穿藏人的衣服，熟悉藏人的生活习惯，深入到山里收购更加珍贵的商品，主要是药材。

由于孙明经在康定以拍摄为主，并且是跟随政府考察团，他的视角和接触的内容是有限的。但在同一时期，有另一位旅行者也到了康定，他虽然是公派考察人员，却更像是一位人类学家。这位旅行者叫顾彼得，是一个俄国人，十月革命之后离开俄国来到上海，在美国捷运公司工作，在此期间他四处游历，对中国的地理人文产生浓厚的兴趣，也积累了不少中国的旅行经验。

1939 年，顾彼得受雇于中国工业合作社，作为特派员前往西康省考察在当地设立分部。在西康考察期间，顾彼得游历了藏区和彝区，这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说是少见的，只有一些传教士（也有学者和间谍）愿意涉足这些地区，在当时也非常危险。

在顾彼得的笔记《彝人首领》中，虽然主要写了他在彝区的见闻，但其中也包含了不少关于藏人生活的记述，作为工业合作社的特派员，顾彼得详尽地记录了康定的商业。当时康定有庞大的商人群体，他们雇佣挑夫从雅安把茶砖用人工背到康定，这里有政府安排的储存点，康定当地官员对这些茶叶进行征税，然后茶叶会被下一段的商人分包继续向西运输，经过昌都到达拉萨。

顾彼得提到在康定，藏地的锅庄是由女性主持的，这种锅庄类似商务旅馆，可以存放货物和马匹，也可以吃饭、喝酒和住宿，很多人晚上在锅庄跳舞娱乐，也就形成了藏人特色的锅庄舞。藏族女人组建商会把持着这条商路，她们对茶叶重新包装，然后运到城外的牦牛队那里，利用藏地和汉地商人间信息不畅赚取中介费用。

在康定，顾彼得结识了一位地位很高的女商人，她是明正土司的侄女，顾彼得拜访了她的锅庄，了解了藏族女人在这条商路上的重要性。她们通过自己熟悉的锅庄了解商业信息，远道而来的商旅会在这里进行交易，这些藏族女人促成这些交易实现，她们将经由西藏进口的印度商品卖给汉商，再把汉区商品卖到藏区。她们的丈夫只是经办人，负责监督马队的押送，将货物运往拉萨，再交付给拉萨的另一位女商人。

我非常欣赏这种女性负责经营商业活动和社会关系，男性负责需要出力执行的合作模式。在整个泛北方，游牧- 渔猎文化下的地区，多多少少都有女性执掌家族的传统，因为男人们大多从事危险性较高且长期频繁外出的工作，亲族关系和礼节往往由家中女人维系。这是真正的男主外女主内，男人是双手女人是大脑，男人负责执行，女人负责决策。

今天康定在努力找回曾经的历史记忆，通过现代商业运作的方式，包括复古的“溜溜城”商业区和一系列城市公共雕塑。这似乎是中国大部分城市的做法，做一片复古的街区，然后一些连锁商铺和文艺小店开始入驻，建造一些文化景观吸引游客。

不得不遗憾地说，除了街头上随处可见穿着传统服装的藏人和藏区特产商店之外，很难再发现当初汉藏互市的情景。现代商业使人们不再限制于某些特定的陆路交通线和贸易中转城市，内地的商品可以直接到达藏区腹地。唯有一个观察，康定城区的便利店非常多，走几步就有一家，与城市的体量不太符合，不知道是不是商业发达的余韵。

如果一定找到康定和其他城市不同的一点，大概是夜晚文化馆广场上的舞蹈，人们围着圈跳锅庄，伴随着康定河边湍急的冲刷拍打声，倒是恍然回到茶马互市的当年风景。

顾彼得在康定得到了当地基督教堂顾福安牧师夫妇的帮助，牧师为他安排了住处，在康定期间顾彼得都是在牧师家里吃饭。顾福安牧师还介绍当地的藏人贵族、喇嘛和大商人给顾彼得，也是在顾福安牧师口中，顾彼得得知了关于彝人的故事。孙明经在康定期间同样去拜访了顾福安牧师，并且拍下了夫妇二人和基督教堂的照片。

老照片上的基督教福音堂非常漂亮，包括教会医院和牧师住宅，教堂主楼是完全的中式风格，医院和住宅虽然为西式建筑主体，却有着中式的屋顶和围墙，还有中式的传统农家院门。照片上，顾福安牧师穿着中国读书人的长衫，他的夫人却是洋装。

顾福安牧师非常热爱西康，精通藏语，尝试以佛入耶进行传教。他在孙明经的笔记本上用藏文题字“三宝赐汝子，世界受恩惠，大家都信仰，祝其长寿，中国西部，西康打箭炉”。民国时期有一大批传教士为了便于传教，努力学习中国文化融入中国普通平民生活中。

因为胶片极其珍贵，孙明经往往会在一张照片上记录很多信息。在基督教堂的照片中，汉文牌匾、藏式窗棂围墙显示出汉藏融合的建筑特征。旁边的电线杆上有一块标语，上面写着“好男儿要当兵”，是战时的征兵口号。标语上方有一块横着的小牌子，上面写着“行人靠左走”，可以看出当时采用了英式的交通规则，而且康定山城道路很狭窄，对于交通规则管理很有必要。在正面悬挂的匾额中，“川边康定内地会”显示出教堂的归属。

在康定我试图去寻找曾经的基督教堂、教会学校和牧师住宅。地图上标识的基督教堂位置显然与老照片和顾彼得的讲述不太一样，这让我很担忧教堂已经搬迁了，搬迁意味着原有的老建筑很可能不在了。在一个河边居民区的巷子深处，我找到了康定基督教堂，一栋毫无特色的白墙三层楼房，像一栋农村自建的住宅一样，虽然墙壁上的牌子提到了这座教堂与老教堂的传承，但显然完全没有当年的半点影子。

我找到当年老教堂的旧址，在现在的康巴文化艺术中心附近，我询问当地的老人是否还记得这里曾经有一座教堂，只有一个老人看了老照片能说清楚教堂在1958 年城市重新规划中被拆毁，而其他人，甚至很多都不知道这里曾经有这么一栋建筑。1958 年福音堂大堂搬到了现在的基督教堂的位置，文革期间宗教活动停止，直到1982 年恢复活动，1995 年危房改造建起了新的基督教堂。

在孙明经的老照片里，还有一座康定天主堂，照片中这几乎是旧康定城内最雄伟的建筑。我找到这座教堂，还在当年的位置上，但显然外观与老照片不同。老照片上康定天主堂是高大的哥特式建筑，富丽堂皇，内部是若干根柱子支撑起的高耸穹顶，还有华丽的吊灯。今天教堂已经不是当年的建筑样子，外表的红蓝涂装更像是游乐场的城堡或者儿童医院，比天主堂的牌子更显眼的是楼下餐馆的招牌。

天主教堂所在的楼下面三层都租给了饭馆商铺，教堂在四楼，楼梯的墙壁上贴着天主教茶房和餐厅转让的告示。我去拜访的时候教堂的李神父不在，只有一位老人看门，这位老人不是本地人，而且皈依时间不长，我从他那里没能得到更多信息。据老人说，这座教堂就是当年的那座天主堂，不过之前的老建筑早已拆毁重建，并无老物件保存，现在这座教堂承担了康定天主教的主要活动，也是康定天主教爱国会驻地。

刘文辉执政西康期间，有一个口号“把边地变腹地”，在他经历了叔侄相争失败后，虽然失落地到了康定，却没有一蹶不振，反而比之前更加务实地开始经济文化建设。刘文辉的儿子回忆和父亲第一次来到康定的时候，觉得康定还不如四川一个县好，甚至不如一个大一点的镇好，可见当时康定的城市建设之简陋粗糙。

到了刘文辉统治时期，抗战后国民政府从南京迁到重庆，临近四川的西康地位一下子变得格外重要，不仅刘文辉打算把这里变成国家振兴的腹地，蒋介石也开始觊觎西康。刘文辉开始在西康推行经济文化建设，大力兴修水利和交通设施，同时鼓励公共教育，让一向被认为是荒蛮之地的康区也能接受国民教育，其中一项重点建设就是康定文辉图书馆。

1926 年，西康省政务委员会设立了通俗图书馆，后来又改名西康省民众教育馆。1943 年，刘文辉五十岁生日时，西康军政官员们捐款送给他一栋二层楼房作为图书馆，取名文辉图书馆。原本的文辉图书馆在现在的甘孜州政府对面，但早已不在了，整条街都改造了。所幸的是，图书馆内藏书保存完好，被整体搬到了康定文化馆。文化馆内有一间古籍馆，一位工作人员在那里办公，她允许我自己进入馆内翻阅图书。如果要说这座图书馆和曾经的文辉图书馆有什么联系，大概就是古籍馆门口有一座刘文辉的半身像。

馆内旧书大部分是教材、期刊和通识读物，比较符合当时公共教育图书馆的定位。期刊中有一部分是针对西康省和康藏边区的出版物，包括《公务人员生活规范》《西康经济季刊》《蒙藏月报》等，也有《中央日报》《宇宙风》《时事类编》等全国性出版物。

这些图书保存状况非常堪忧，很多书籍出现粘连、脱落、掉页的状况，书籍存放过于密集挤压，也没有清洁过，大部分书籍上面全是灰尘，只有部分期刊进行了简单的分类摆放。工作人员说平时很少有人来看，只有复旦大学的研究人员曾经来过，这里没有更好的保管和研究条件，所有的馆藏基本都没有经过数字化归档，也没有纸质目录，只有一部分年代较近保存完好的正在进行简单缓慢的归类处理。

如果有前去拜访阅览的读者，我建议自己准备一副手套，小心翻阅。如果是冬天前往，注意保暖，阅览室内没有暖气。

孙明经在康定留下了大量的历史照片，很可惜的是，这些老照片中的大部分建筑都不存在了，只有个别还存有遗址，或者名称还在但搬到他处，更多的连地方都找不到了。比如曾经的西康省政府治所已经不在了，曾经的省立藏民小学是一栋传统的藏式建筑，被视为对边区藏人教化的典范，现在被合并为康定市民族小学，也不是老建筑。

我想这大概因为川边地区以前的传统建筑大多是木质，本身并不坚固，在多地震的情况下经常翻新重建也是正常。再加上西康省存续历史短暂，又是在抗战期间，并没有留下建造成本高的宏伟建筑，很多政府机关都是朴素从简，后来城市改造也就都拆除了。

今天人们了解康定更多的是源于一首《康定情歌》，为了这首歌我特意花了三个半小时去爬了跑马山，就是歌中所唱的“跑马溜溜的山上”。每年的农历五月十三，当地的土司们在山上祭拜山神，并举行赛马会，康定周围的藏族头人和富商们都乐于参加，这座山也就被称为了跑马山。我登到半山的吉祥禅院，再往山上就没有路了，我试图找到一处能够俯瞰整个康定城的地点，然而并没有成功。我不知道当年孙明经拍摄康定俯瞰全景图的地点是哪里，也许城市和周围形态已经发生了变化。

我不确定孙明经和顾彼得在康定时有没有听过《康定情歌》，这首歌是1946 年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学校学生吴文秀在康定担任随军教员时采集整理的，后来交给他的老师伍正谦，伍正谦又交给作曲系老师江定仙配乐演唱，江定仙将这首歌命名为《康定情歌》，推荐给当时走红的歌手喻宜萱。1947 年，喻宜萱在南京国际俱乐部举行个人演唱会，公开演唱了这首《康定情歌》，从此这首歌开始流行全世界。孙明经和顾彼得在康定如果接触过这首歌，那他们应该只听过这首歌最原始的民间版本，就是康定马夫们哼唱的《溜溜调》。

在康定天主堂，我获取到一个信息，康定东边的泸定县，有一座天主教堂还是保存完好的老建筑，而且里面还有神父主持宗教活动，于是我的下一站就去了泸定。离开康定的早上，竟然下了雪，在北京整个冬天都没有下雪，在康定竟然看到雪了，真让人温暖。东北人对下雪有一种执念，如果冬天没有下雪，哪怕是不祥的征兆，经过了一冬天的不顺，在康定见雪，算是有了些慰藉。

泸定：冬日里的铁索寒

孙明经当年的路线和我是相反的，他从雅安出发向西经过泸定再到康定，而我是先到康定，再向东经过泸定到雅安。说起泸定最有名的就是泸定桥了，这座桥随着毛泽东的诗“大渡桥横铁索寒”而知名，恰逢冬天到此是个很好的时节，因为此时可以感受到肉体知觉上的“铁索寒”，如果是夏天，铁索是很烫手的。

当年川康科学考察团的队员们也在桥上合影留念，留下了这座桥的全貌照片。我住的酒店就在泸定桥旁边，泸定桥对面的观音阁是曾经红军强渡大渡河的指挥部和炮兵阵地。参观泸定桥最好的时间其实是晚上，晚上不要门票，而且人很少，可以一个人不受打扰地在铁索桥上散步，感受湍急的水流和桥面轻微的晃动，往下望去，黑漆漆的河水如同深渊能把人吸入，偶尔的波光又好像河里有怪物在眨眼，注视久了，我都有种跳下去的冲动。

据当地朋友介绍，泸定桥头街对面的广场一带以前是一户农民的土地，这户农民家在上世纪30 年代出了一位活佛，之后就举家搬走了。在泸定这片土地上，曾经有四位土司，三个藏人，一个蒙古人。泸定的蒙古人是新疆和硕特汗派来镇守的兵将后裔，曾经姓于（音），90 年代改姓为铁木，但很多已经汉化和藏化。

在泸定桥头，有一块石碑，上面记载了泸定桥的历史。这座桥建于1706 年，当时清朝康熙皇帝为了川边地区交通便利，下令修建大渡河上的第一座桥，取“平定泸水”的意思（泸水就是大渡河）命名为泸定桥。康熙皇帝亲笔题写了泸定桥三个字，并在桥头立了一块御碑。

雍正皇帝时期，朝廷命令果亲王（康熙皇帝的第17 个儿子）作为钦差大臣前往川边，为七世达赖喇嘛送行，同时巡阅沿途军队驻防情况。在泸定，果亲王在明正土司陪同下拜谒了父亲康熙皇帝亲笔题字的泸定桥，这座桥康熙皇帝未曾亲眼见到，果亲王只是童年时候听过在遥远边地修建铁桥的传闻，此时终于得见，在居住的化林坪留下了诗碑。

从泸定桥向西绕一个大弯，经过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继续一直往山上走就能找到沙坝天主教堂，教堂在一个大上坡的岔路，并不是特别好找，需要留意远处的教堂尖顶。沙坝天主教堂目前保留下来的主要是两部分，欧式的教堂主楼和旁边中式的神父办公楼（过去是修女宿舍），教堂和学校之间隔了一堵墙，这使得教堂正门距离围墙很近，人们从院子走近教堂首先看到的是教堂后面，然后绕过主楼才能看到正门。

教堂的肖神父带我参观了教堂，教堂内部结构保存完好，红色的柱子橘色的屋顶，主楼内柱子和基石都是当年的老物件，这座教堂能保留至今的缘故是因为曾经作为红军指挥部使用过。在汶川地震的时候，教堂受到一些影响，墙面出现部分开裂，但影响不大，由于在当地很难找到能够做老建筑修复的工匠，也就一直没有维修，裂缝依然在墙面上。

据肖神父介绍，这座教堂周围一片都是法国传教士来的时候买下的土地。在泸定周边沙湾、冷碛、磨河沟等地方法国人曾经买下不少土地，分给皈依天主教的中国人耕种。

解放之后，教堂周围建筑被泸定中学占用，教堂内两棵据说是毛泽东休息过的树被围在校园内成为爱国教育点，修女楼被当成学校印刷厂，教堂附属的孤儿院和养老院也都划给学校。文革期间最后一位神父去世，教堂关闭，学校也停办了，但因为红军驻地的缘故，教堂主体受到的毁坏并不多。

肖神父说泸定教堂2007 年才重新开放，目前归乐山教区，之前有不少天主教徒，但目前常来教堂的不多，以老年人为主，也有藏族教徒，他们主要是早上来。在共和国建立前，康区有大量的天主教徒，泸定的教徒以汉族为主，康定的教徒汉藏各半，康区西部的甘孜、道孚、巴塘、鱼通等地则基本是藏族教徒。如今除了康定、泸定、磨西有保留完好的教堂和教会活动外，其他各地教徒基本上自行维持信仰。

巴塘曾经是藏区最早接触天主教的地区，但当地朋友告诉我那里早已没有教堂了，不必费心去寻找。法国天主教会在巴塘传教一开始就不顺利，从1873 年进入巴塘，到1905 年巴塘之乱，发生过五次大规模冲突。

法国天主教会传教受挫之后，1909 年美国基督教会开始进入巴塘，建起教堂、学校、医院，得以短暂兴盛。巴塘有一个地方叫架炮顶，藏语原来叫甲邦顶，意思是开阔之地，1930 年代藏军与川军在此开战架设大炮，就改了名字。巴塘的美国基督教堂与教会学校也是在冲突中被摧毁的，如今已经完全没有残余，倒是有一大片苹果树，是当年牧师们种植的。

我告别了肖神父，返回泸定桥附近，在南面的高地上，意外地发现了一处老房子，是朱德曾经住过的。这座老房子的保护方式很特别，为了保护上面的木质结构，把下面全部用水泥砖石修砌加固，所以这栋房子上面是老式木质民居，下面是完全的水泥墙，目前还在维修中并不开放。

说起朱德还有一个笑话，国民党军队围剿共产党的时候，经常发布击毙朱德的新闻，当然都是假的。于是人们猜测，朱德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职位，当前一任朱德被击毙后，共产党就会选出新一任朱德，这就是为什么国民党总报道击毙朱德的原因。

到此为止，西康省的康属部分探访就结束了，接下来就要进入雅属部分，以雅安市为主。雅安是西康地区最发达的城市，共和国建立后的西康省省会，同时也是一座历史非常古老的城市。

雅安：青衣江边，带厉河山

来雅安之前我问朋友，雅安最有名的西康省时期的遗址有什么，朋友说是彩虹大桥边的题字。我在这一路上发现著名的历史景观都是桥，这也是西康地区的特点，城市都是在山间沿河流的走势而建，所以城市的形态就是河流的走向，最有名的景点也往往是桥。

在雅安我住在廊桥旁边，从西门汽车站下车，沿着青衣江向东走就能看到河面上的亭台楼阁，那里就是廊桥，雅安著名的河上商业街。到雅安已是傍晚，雨夹雪的天气，廊桥所在的地方叫雨城区，在一个雨天到达这里也是有所意境。

从廊桥继续沿河向东，就能看到一座更高大的彩虹大桥，在桥的南岸石壁上，能看到题字“带厉河山”。这句话出自《史记》“使河如带，泰山若厉，国以永宁，爱及苗裔”，意思是江山永固，国祚延绵。

不过，这座桥已经不是当年的那座老桥，桥和题字不是同一时代的。原本的雅安大桥建于1944 年，建成后刘文辉在桥头题字“带厉河山”，老桥已经在1954 年拆除，只残留水下桥墩遗址，原址旁建了这座新桥。大桥边一位老年清洁工回忆起，原来的老桥是一座铁索桥，他小时候走在上面，风一吹桥就晃，后来建了新桥之后，老桥就逐渐废弃拆除了。

另外据雅安本地朋友彭志讲述，他记忆中小时候的大桥题字是“带砺河山”，为什么现在变成了“带厉河山”，他也有疑问。

从大桥往南走到张家山公园上山，快到山顶我看到一座高大的建筑，典型的中西结合风格，凭经验看是一座民国时期的学校。这里是曾经的雅安私立明德中学，1922 年由基督教浸礼会资助，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施勉志创建的一所教会学校。共和国建立后，这所学校被人民政府接管，与其他几所学校合并为雅安中学，2017 年10 月刚刚被改造为西康博物馆。

我去的时候是工作日上午，博物馆内没什么人参观。大楼主体是三层楼砖石建筑，正门门廊非常高大，整体上基本是老照片里的样子，顶端的牌子依然写着“私立明德初级中学校”。但屋顶部分与老照片不符，大概是之后进行过修复，没有完全还原。博物馆门前院子有一座塑像，1937 年南京保卫战中牺牲的飞行员乐以琴，他曾在这所学校就读过。博物馆内展品比较少，以文献类为主，主要集中于西康的历史进程，也有孙明经的照片，但对于西康本身复杂的政治民族文化背景涉及并不多。

在西康博物馆周围的山麓，有一些散落的民国时期建筑，其中包括美国传教士柯培得的故居，刘文辉在雅安期间曾住在这里，不过目前在维修中，无法参观。我往西绕到另一个山头，从这一片到四川农业大学院内，是曾经西康省的行政区。我沿着山路走上去，在雅安气象局院内，看到大门右手边有一排楼房，再往里走就是一排平房，这是曾经的西康省广播电台办公楼，现在作为气象局媒体通讯办公地点使用。走到气象局大院深处，能看到一栋土黄色塔楼，是原来的西康省气象监测站。

离开气象局，我下山往东过一条马路，走到四川农业大学院内，看到三栋灰白两色的砖木建筑，分别是曾经的西康省政府、西康省财政厅和西康省教育厅。这三栋建筑都很朴素，比起旁边现代化的学校教学楼和体育场显得很不起眼。西康省存续期间的行政财政支出是很少的，民国时期刘文辉主席一直奉行简政的原则，很多县政府极其简陋，在康定的原西康省政府更加简单，如同旧式的县衙。1950 年西康省会迁到雅安之后，办公条件有所改善，但也是很普通的建筑。

从四川农业大学出来，我沿着县前街往西走，雅安市的基督教堂、天主教堂和清真寺就分布在这条带状区域上。雅安市基督教堂1916 年由基督教浸信会修建，是当时雅安教区的总堂，共和国建立后停止宗教活动，一直被雅安市织染厂占用，直到1999 年归还，但原教堂已经损坏严重，2003 年拆除重建，所以今天的教堂是完全的新建筑。

相比之下，雅安天主教堂状况要稍好一些，这座教堂修建于1900 年，由法国远东传教会主持修建，虽然也在2001 年进行了重建，但外形还原更加美观一些。这两座教堂的保存都要比雅安清真寺要好，虽然是较大的城市，然而雅安市清真寺却格局很小，本地的穆斯林和康区穆斯林一样最早都是戍边而来的军人，清朝道光皇帝时期修建了清真寺。原本是汉式庙宇建筑，但经过多次改建之后变成现在这座很普通的二层楼建筑，只是多了一个拱顶，周围很多清真饭店。

从清真寺返回廊桥途中，路过雅安市中医院，我看到一座石头牌坊。牌坊沉在地下一米多，外观是红褐色，虽然没有找到文保牌子，但被围栏起来保护的还好，这是过去的文庙棂星门。孙明经在雅安拍摄期间重点考察了雅安的工业，制硝厂就设在文庙的偏殿，因为东部沿海的运输线被切断，大量物资从西部运输，就需要修建公路，开路需要炸药，制硝厂就成为战时雅安急速发展的工业，孙明经详细记述了制硝厂的生产状况。

在雅安市内一个意外收获是雅安市博物馆，虽然只是个地级市的博物馆，却意外地好看，这里有丰富的东汉墓葬遗址，尤其出土的大型石兽是难得的珍品。在雅安市区东北角还有著名的东汉时期的高颐墓阙，1939 年孙明经前往雅安市拍下了照片，对比起来保存和当初一样完好。

在博物馆中有一座汉代石棺特别吸引我，上面刻画的是人死后的场景，右边是西王母主宰的昆仑仙界，中间是一个半开门的妇女，右边是男女相拥接吻。开门露出半个身子是墓葬里很常见的，阴阳两隔的意思。这是一幅连环画，大概意思是人死后去了昆仑仙界见到西王母，然后走进另一个世界的自己家中，和妻子死后相逢。我猜会不会是对死者死而复生的期盼，希望他回到家中与妻子团聚，所以把夫妻相聚的场景刻在棺材上。

汉代人的浪漫与细腻真的惊艳，在很多博物馆中我都喜欢看汉代的人物雕像，从雕像能看出制作者的审美和情趣，无论是滑稽俑的表情，还是舞蹈俑的身姿，我想当时的人一定有着敏感的内心世界，还有幽默感。汉代之后，中国人的幽默感好像越来越少，内心世界也越来越麻木。

在雅安除了上面提到的市区内改建过的天主教堂之外，在周边山上还有一座天主教堂，那座教堂保存的非常完好，而且是一座中式建筑。值得一提的是，这座教堂的神父是第一个发现大熊猫的西方人。

我从雅安市出发，先坐两个多小时大巴车到宝兴县，再换小车坐半个多小时到蜂桶寨乡，再搭私车上山半个多小时到邓池沟，因为山上积雪，我们的车要在半路等雪融化一阵子才能上山。在邓池沟有一座天主教圣母领报堂，教堂曾经的法国神父戴维就是当年第一个发现大熊猫的西方人。

这座邓池沟天主堂的建筑风格比较罕见的，是一个中国式的四合院，正门匾额也是典型中式，写着“圣母领报堂”和“普地钦崇”，看起来更像是一座传统中国式建筑的清真寺而不是教堂。教堂主楼不在正房，而是在侧面厢房，三层穿斗木质结构，四周是石料墙裙，室内是典型的西式教堂建筑，由两排八根柱子支撑起木质的圆拱天穹。

这座教堂1839 年由法国远东教会修建，现在已经变成旅游景点，没有神父在里面（但泸定沙坝天主堂的神父说里面有宗教活动，如果不是神父记错了，那也许不是固定的）。在教堂主楼以外的房间，主要展出的是这座教堂曾经的神父戴维发现大熊猫的历史。

戴维神父童年就对自然科学有浓厚的兴趣，教会派遣他来华就是受巴黎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委托，通过传教士进行科学研究。戴维神父在1862 年来到中国之后一直进行科学考察，他涉足了从内蒙古到福建的大半个中国。1865 年他在北京南郊考察期间，发现了皇家猎苑中的麋鹿，这种鹿当时在西方国家并无记录，戴维弄到两只制成标本送回了巴黎。

1869 年，戴维在红山顶下河谷一户农家墙上发现了一张大熊猫皮，引起了浓厚的兴趣，他意识到这是一个未知的物种，之后在猎人的帮助下，他捕捉到了一只活的大熊猫。可惜大熊猫没能活太久，戴维只好把标本带回了法国，现在这个西方第一只大熊猫标本存放于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内。

今天戴维神父已经成为中法友谊的代表之一，但不得不说的是，当时外国传教士进行的科学考察并不都是合法的，很多都没有得到中国政府授权，还有一些通过传教特权进行非法地理勘测和物种采样。在戴维神父向西方告知大熊猫的存在之后，也引发了外国人在中国针对大熊猫的盗猎活动。

在雅安的探访结束之后，雅属部分就到此为止了，接下来就要进入宁属，也就是凉山地区了。

西昌：古城宰羊巷

在很长一段历史中，西昌是一个传统的汉人城市，凉山则是汉地政府无力直接管辖的彝区。对于西昌，随着抗战腹地的重要性，刘文辉的西康政府和蒋介石的中央政府在这里明争暗斗争夺管理权。西昌是国民党政府在中国大陆统治的最后一座城市，共和国建立后，国民党控制下的西康政府短暂迁往西昌，直到1950 年3 月被解放军攻陷。

民国时期凉山地区划为宁属，1950 年设西康省西昌专区，1952 年设凉山彝族自治区。1955 年西康省撤销，改西昌专区为西昌地区，改凉山彝族自治区为凉山彝族自治州，同属四川省管辖。1978 年西昌地区与凉山彝族自治州合并，归凉山州管辖，州府设在西昌市。

在共和国建立之前，西康政府对凉山地区基本是无法进行有效行政治理的，西昌之外的凉山，在20 世纪50 年代中期地方叛乱被肃清之前，是一片比较模糊的存在。据当地人称，直到50 年代初，彝人还经常下山到西昌周边抓汉人上山当奴隶，彝人自己也不敢单独下山到汉区来，双方只在一些被默认为安全的集市进行接触，如果汉人要去彝人地区，要找彝人贵族引荐才能保证安全，即便外国人和宗教人士也不例外（这一点在顾彼得的游记中有亲身体验）。

汉人与彝人的关系不同于汉人与藏人之间的关系，因为彝人地区并没有像拉萨政府那样的统一地方政权作为双方协商的代表。50 年代中后期，共和国在凉山地区推行大规模社会改革，70 年代末又把凉山和西昌合并，从此彝区和汉区才算是融合在一起，虽然民间尚有少许偏见残存，但表面上再也没发生激烈的冲突。

我在凉山的探访第一站，直接到了州府西昌。西昌老城区目前已经被改造成旅游区，我去的时候正好赶上春节前的灯光展，城市很热闹，老城门就是热闹的中心。

在老城区向东，一条细长的小巷子穿进去，我找到了吉羊巷清真寺，这是西昌老城区原来的穆斯林聚居区，也是老城区保留最完好的老建筑之一。由于穆斯林围寺而居的传统，使得以清真寺为中心的穆斯林社区往往都是一座城市中的老街区，很多城市中清真寺就是当地最老的建筑。

我走进吉羊巷清真寺的时候，正好是礼拜时间，我在清真寺大殿的门口等待。大殿外有一列桌子，从摆放看人们不是面向大殿前方坐着，而是侧对大殿面对面坐着。这让我想起在云南的一些清真寺，礼拜时候伊玛目从大殿门口走向最前面，其他穆斯林不是面向大殿前方站立，而是面对面夹道迎接伊玛目，这与其他地方清真寺都不同，是军队行伍的传统，因为云南很多地方穆斯林祖先是平定叛乱而来的军人。那么西昌的穆斯林是否也是如此，这就要问问阿訇了。

礼拜结束，阿訇从大殿内出来接待了我。据阿訇介绍，这座清真寺建于明朝初期，吉羊巷原名宰羊巷，因为穆斯林在此宰羊得名，后来城市改建觉得不雅就改名吉羊巷。这片老城区目前穆斯林居民不多，几次城市改建后大多散布城市各地，而且更大的清真寺新建之后，老清真寺平时来的人就更少了。

明朝朱元璋皇帝统治初期，边地的政治局势并不稳定，蒙古旧臣、色目人集团、汉人地方豪强、各地土司都暗藏着野心。根据《明史·四川土司传》的记载，建昌（西昌）地区在明朝洪武十四年前仍然维系着元代的建制，从洪武十五年起才正式更名为建昌卫指挥使司。然而，在川西南发生了月鲁帖木儿的反叛。

月鲁帖木儿是元朝旧臣，明朝建立后，月鲁帖木儿从云南潜入建昌，收买拉拢各地土司策划叛乱。朱元璋皇帝命令蓝玉将军从甘肃前来镇压叛乱，最终击败叛军，将月鲁帖木儿押送南京处决。蓝玉和他的军队中很多士兵都是穆斯林，平叛后一些士兵就定居下来，成为西昌城内穆斯林的祖先。

在吉羊巷清真寺内有很多石碑，大部分是清代的，以重建纪念碑为主。有一块民国时期的碑，记录了当时西昌发生了一起侮辱回民的事件，政府出面平息此事，立此碑作为告示。这座清真寺内的书法是值得一看的，尤其是清真寺正门照壁的那幅“去妄寻真”。吉羊巷清真寺虽然是明朝初年修建，但主体建筑是清朝光绪皇帝时期重修的，还有多处是民国之后修补的。

插一段记忆闪回，这让我想起之前去福州，福州清真寺也和军人有关。福州清真寺原本是一座佛教寺庙，唐代的时候叫万寿寺，元朝时期改为清真寺。明朝的时候经历了一次大火之后修复，今天看到的庭院屋檐和基本建筑保存着明朝的样式，门口的石头栏杆很可能是宋朝的。这座中式的清真寺白墙黑瓦，素雅温润，前面却修了一个阿拉伯式的大楼，把整个清真寺都挡住了。

福州清真寺最早的使用者可能是元朝时的波斯雇佣兵亦思巴奚军，当时福州发生叛乱，泉州万户赛浦丁带领穆斯林军队进驻福州平定叛乱，这座清真寺可能是他们当时使用过的。

按照清真寺里石碑的碑文记载，福州清真寺在嘉靖二十年毁于火灾，古里国使臣葛卜满的后代葛文明发起募捐重修清真寺。（古里国在印度西南部，明史中记载这个国家一半人口是穆斯林，郑和就是在这去世的） 在清真寺内，有一块明朝嘉靖年间的碑，记载的是翻修清真寺的事情，石碑前半部分内容基本都是鼓励赞美的套话，重点是后面的名单，注意上面的名字和头衔会发现一个问题。

不同于其他地方清真寺往往由商人或乡老们筹款修建，这里的赞助者们都是军官，而且大多是海军军官。这些军人来自福建水师、也有下属台湾、厦门、金门、漳州等地，为首的包括两任厦门提督军门，名字很有意思，一个叫马大用，一个叫李有用。 此外还有“ 邵武众亲戚” ，邵武这个地方在福建靠近江西的地方，历史上这里驻扎着来自山西大同的穆斯林军人，这里的回民祖上就是山西大同人，那里现在还有清真寺存在。

说回到西昌，当时与蓝玉将军共同镇压月鲁帖木儿叛乱的还有一位西昌当地的建昌卫指挥使安土司，由于在平叛中宣誓效忠，得到了明朝政府的信任，后代一直世袭土司。直到清朝同治皇帝时期绝嗣，清朝政府任命原来的邛部宣慰司岭承恩接任西昌河东长官，因为岭承恩参与了大渡河围堵太平天国石达开部队的战斗，立有战功，他死后墓碑藏于西昌奴隶制博物馆中。

彝区的土司衙门比人们想象的要简陋很多，大多只是一个小小的砖木庭院，所以保留下来也是很难的。我从吉羊巷清真寺出来，向南到河东街，当年的建昌卫指挥使司衙门就在这片旧街区中。这栋房子外表很难看出来是一座土司衙门，只是简陋的土坯墙房子，但门口的一对雕花石鼓可以看出这里曾经很不一般。

房子的主人丁先生接待了我，让我进屋参观。丁先生说西昌文物管理部门曾经来这栋房子考察过，但之后就没有消息了，他只能自己保管维护这间房子，又没法转让。丁先生的祖父在民国时期搬到这栋房子里，当时房子已经破败不堪，大门、屋顶和厢房都进行过修复，但室内大部分柱子都是原本的老木头。现在这座房子也显露出很多维护问题，屋顶多处漏水，只能用塑料布遮盖住，木头构件也有多处已经腐朽开裂。

西昌在1536 年、1732 年和1850 年经历过三次大地震，很多古建筑都经过多次维修重建，这座衙门的主体建筑很可能是1850 年大地震之后修复的，里面既有明代的构件，也有清代的遗存，包括后来丁先生家自己修复的部分。

谈到西昌的行政机关，就要提及刘文辉的宁属屯垦委员会和蒋介石的西昌行辕。1939 年蒋介石在西昌成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昌行辕”，将西昌视为第二陪都，如果重庆失守，国民政府将迁往西昌。为了满足行政机构驻地需要，在西昌市邛海西岸修建了二百多间平房，分布在一片半山坡上，这片邛海新村作为国民政府各个院部驻地使用，其中有一座就是蒋介石特宅。

1946 年抗日战争结束，西昌行辕也就随之撤销了。到了1949 年底，西昌成为国民党控制下的最后一座城市，胡宗南在此孤守，蒋经国亲自飞抵西昌督战，在蒋介石特宅内召开了国民党在大陆最后一次军事会议。如今这座蒋介石特宅依然在邛海边上，不过被围在一片军事管理区内，警卫没有放行，我也无法进入参观。

与蒋介石的西昌行辕对应的，是同一年成立的刘文辉的宁属屯垦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设立是作为西康省政府在西昌的派出机构，遏制中央政府对西昌的控制。1949 年底，刘文辉投诚共产党，国民党将西康省政府迁往西昌，原来的宁属屯垦委员会作为旧机构自行解散了。

我试图找到当年的宁属屯垦委员会驻地，相传在大水井附近，我走到那里，发现一栋老房子，被围栏围起来标记为危房，我绕到正门，有一位大叔坐在那里，打听了一下，原来并不是委员会，而是一处地主的私宅，那个地主在共和国建立之后逃到了香港，他的房子一开始作为学校使用，后来年久失修，就逐渐废弃成危房了。大叔说原来的宁属屯垦委员会在府前街，但我并没有找到，那里确实有一些老房子，但没有明显的标识。

前面提到了1978 年西昌地区和凉山州合并，合并前凉山州的州府在昭觉，我前往那里试图找到一些老凉山首县的影子，不得不说实际上是有些失望的。

昭觉：老凉山首县

从西昌前往昭觉，路边停车休息的时候，有彝族山民出售烤土豆，很多乘客去购买。这种土豆非常好吃，简直是我吃过的最好的土豆，尤其是烤制的火候把握精准。当地朋友说，土豆是很多山民家庭一年的日常主食，他们没有其他的食物，只能吃土豆，所以土豆烤得特别好，这些能下山到路边卖烤土豆的已经算是有点小钱的。

来凉山之前，我听过一个很有名的悬崖村，村子里的人每天出入都要爬绳梯。后来媒体记者发现了这个村子，这个村子被作为了报道典型，既是中国各地发展不平衡极端贫困的典型，也是政府不放弃老少边穷地区的典型。政府把悬崖村的绳梯换成了钢管梯子，常有官员去看望他们。我来到凉山的时候，发现当地人一大爱好是拍摄短视频，内容就是他们每天爬梯子上下村子的过程，还能通过短视频获得一些收入，俨然是一门全村活动。

本地人说悬崖村并不是凉山最穷的地方，甚至都不能算很穷，只是穷得很有特色，真正穷的地方是穷得毫无特色，完全不会被外界知晓，即使知道了也不会被格外注意。他们说悬崖村本地人并不愿意搬走，因为只有留在那里才能得到补助，当地官员也不愿意他们搬走，因为他们留在那里，本地才能得到上级政府关注。

昭觉是一座外表看起来发展比较缓慢的县城，在城市中心烈士纪念碑的广场上，四周有大量的彝族人，他们坐在街边聊天抽烟。这些彝族人大多穿着传统服装，包着头巾，男人披着蓝色或者白色的披风，当地人把这种披风称为“查尔瓦”。

在文化馆前，一群彝族孩子练习鬼步舞，他们上身穿着民族服装，下身是很潮流的裤子和鞋。我在昭觉发现很多本地彝族都喜欢玩短视频直播，尤其是自己唱歌跳舞的视频。本地朋友说彝族人有跳鬼步舞的天赋，这是他们跳竹竿舞练就的。

在顾彼得的记录中，他说当地彝人身材高大、体形健美，有着贵族骑士般的威严气质。在顾彼得笔下，充满了对彝人的同情，认为是汉人的驱逐与压榨造成了民族对立。这种说法与我到此听闻的一些当地汉族对彝族的看法差异很大，恐怕是那个时代外国人对东方神秘美好的幻想，但是顾彼得见到了著名的彝人领袖岭光电，岭光电的人格魅力大概也是影响顾彼得印象的因素。

在孙明经对宁属的叙述中，则这样写道“倮夷有尚武精神，起居简单，具有上等战士所必具之优点，宜善为编导，使成国防劲旅。宁属不仅为重要工业所赖之金属矿所在地，且为‘建军工业’所赖之‘人矿’所在地”。在孙明经的描述中，他更多的是从国家整体需求的角度出发，认为彝人适合作为士兵，虽然用了“倮夷”这样的蔑称，但这是当时汉地通行的称呼。但在其他部分，他也提及鸦片烟土对本地人的毒害，这一点直到现在，依然是凉山地区严重的社会问题。

在彝区，佛寺、教堂和清真寺都不多见，19 世纪末，有一些西方传教士试图进入凉山地区传教，有一些被当地彝人部落杀害或驱逐，留下的教堂大多存在于汉人县城或者彝人生活的地区边缘。

在这些教堂中，保留完好且建筑风格独特的，是德昌天主堂和会理天主堂，这两座教堂是同一位传教士主持修建的。

德昌会理：两座孤单的教堂

德昌是一座很古老的小城，在这里汉文化占主导，有一条古街，中心是一座钟鼓楼，城楼两边牌匾写着“南通蒙治”“北达京畿”，汉地县城传统的标配规划。以这座钟鼓楼为界，向北叫上翔街，向南叫下翔街，德昌天主教圣心堂就在上翔街。

这座教堂周围是比较老旧的民居，教堂被环绕在民居中，老照片上的正面围墙和大门已经不在了，只有铁栏杆围着。教堂主楼是民国时期常见的中西结合建筑，整体是罗马风格，但在屋顶飞檐细节上却带着大量的中式审美元素。外观最有意思的设计是，教堂楼顶采用的不是传统西式教堂的尖顶，而是中式四角飞檐中间一座宝瓶，这个设计把中西文化元素结合得非常巧妙。

在民国时期，很多教堂为了吸引当地人皈依，往往乐于融入中国文化，就出现了很多地方教堂会融合中式风格，外国传教士穿长衫通汉学的情况。这座教堂现存墙面很老旧，题字只剩下中间“圣心堂”三个字，两边的字都被清掉了，能看到痕迹，木头大门是紧关着的。

教堂内好像没人看管，我只好自己进入参观。正门旁边有一座小门，一把锁头挂在上面却没有锁上，我认为这是一种信任，所以自己打开门进入教堂旁院里。进入院子能看到神父办公室，同样也没有人，比较遗憾的是墙壁上原来的文字都被清理掉了，无法辨认出当年写的是什么。

神父办公室旁边有一座碑，上面记载了教堂的历史，法国传教士在1896 年就进入德昌进行传教，这座教堂修建于1908 年，之后一直活动到1950 年，之后天主教学校被政府接管，教堂的田地被收归国有，宗教活动受到限制。文革开始之后，教堂彻底停止活动，建筑也受到了破坏，墙壁上的文字大概是那时候被清理的。直到1982 年，天主教会在德昌重新开始活动，1997 年进行了重修，2000 年开办教会幼儿园。

我去的时候，教堂主楼没有锁门，我自己开侧门进入。天主堂内部是传统而简单的样式，白色墙壁红色柱子绿色木头拱顶，大门上方有一处漂亮的彩绘，下面写着“献祭罪赎”。侧面墙壁上是中式镂空的窗子，但有所损坏。

德昌天主堂可以说是天主教会在凉山地区不多的几座教堂保存，因为当地的民族和政治冲突很容易波及教会，只有传统稳定的县城才能保存教堂，彝人地区是不太容易传教的，我要去的下一座教堂同样在一座传统古老的汉人县城里。

会理是一座被开发的很完善的旅游小城，这里已经是凉山州的最南边，靠近云南，经济发达。会理明清时期商帮发达，古城内保存了大量的明清时期的建筑。这座城也和上文提到的明朝初期月鲁帖木儿叛乱有关，叛乱之后这座城原本的土城墙被毁掉，重建了砖石结构的新城，明朝政府将此会理作为重要的交通和防御地点，其中最重要的北城门保留到今天成为旅游景点。

会理天主堂在北城门东边的一条街上，我去的时候正好赶上教堂在维修，无法进入参观。这座教堂同样是中西结合的建筑，但与德昌天主堂不同的是，这座教堂把中西两边分开，主楼正面是法国罗曼式砖木结构建筑，三个尖顶呈山字形，墙体厚重，半圆形拱券，后面的钟楼则是中国传统重檐六角攒尖顶楼亭木结构建筑，从侧面看起来，前后两边是中西两种风格并行。

比起德昌天主堂，这座位于旅游街区的教堂外观修饰的很好，灰色整洁的墙面，褐色与白色相间的纹饰。会理天主教堂比德昌天主堂建成要晚20 年建成，1863 年法国天主教传入会理，1902 年设立教堂，现在这座教堂是1926 年修建的。

德昌和会理这两座天主教堂其实是同一位神父主持修建的，法国传教士贾元祯神父。贾元祯神父属于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这是一个全力从事海外传教（尤其是亚洲地区）的天主教使徒团。在中国，陆续开辟了包括成都教区、康定教区、重庆教区、宁远教区（西昌）、叙府教区（宜宾）在内的14 个教区。

在从会理返回西昌时，已经是农历新年前的最后几天，西昌城里最热闹的是老城区的年货街市，我在那里为家人买了一些彝族的手工艺品，服装配饰和漆器，当然我不确定那一定是当地彝族人手工制作的，很可能来自义乌批发市场。

尾声

在西康的探访结束了，我从北向南，穿行了西康曾经的康属、雅属、宁属三个地区，去找寻遗留的历史建筑与今天的地方风貌。坦率地说，比起我之前去过的东北和新疆，西康地区的近代历史遗留是不多的，这似乎验证了我来之前，本地朋友告诫我不要期待过高。我想一方面川边地区在近现代一直处于纷争当中，在缓冲地带上不太容易进行大规模的建设，当西康省诞生开始进行经济开发的时候，存续的时间又太短，所以没有太多的遗迹留下。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意味着西康地区的历史从一开始就充满了制衡和妥协。元朝蒙古统治者在西南边区设立土司进行管理，这种放权是蒙古人治理多族群大帝国的习惯，只需要按时征税就可以获得一定的自治权。对于蒙古人来说，这种制度有利于管理自己完全不了解的民族和地区。

明朝时期延续了这一制度，但到了清朝时期，这种制度的弊端开始显现。土司作为少数民族地区的唯一统治者，只要不叛乱，中央政府基本上默认土司可以为所欲为。英国人在这一时期的介入带有强烈的政治野心，不但试图控制西藏地区，更想通过西藏进入四川，而土司们对此态度暧昧，虽然他们并不愿意接纳英国人，但也不那么顺从作为帝国的边地屏障，这导致了帝国的中央政府开始考虑撤销土司。

这种尝试在中华民国建立前就开始进行，到了民国时期，虽然第一次世界大战让中国获得了喘息的机会，英国人介入西藏问题变得没那么积极，但清朝的灭亡打破了原有的天下共主体制，藏区与中央政府只有名义上的隶属关系。在此时期，西康地区的主政者最重要的任务是如何制衡拉萨政府对于川边的控制，通过宗教上的怀柔和军事上的试探维系着脆弱的平衡，也包括利用云南的新军和青海的穆斯林军阀对藏区进行牵制。

红军的崛起和长征在西康的藏区和彝区传播了革命思想，很难说当地土司们究竟是真的认同革命，还是作为在汉人政治派别之间押宝的手段，但这也让少数民族地方统治者之间就派别问题产生分歧，意味着后来的西康统治者要拿出更多务实的诚意来拉拢民族地方领袖，包括投入经济和教育建设。

直到共和国建立后，解放军进入西藏确认了新国家最终的边界，并通过50 年代中期对藏区和彝区叛乱的镇压肃清，实现了西康地区对于中央政府彻底的认同，也由此，西康省的历史目的已经实现。

我的这次探访由于时间、季节和个人水平限制，还存在很多遗漏，对于西康省西部地区没有涉足（但可以推断那边能够保留下来的遗迹会更少）。但这样一次探访，我希望可以找到一些理解“边地”的新的思路，让更多的人开始思考西康这样一个边区在历史上复杂的政治与文化变迁。

注：西康省之旅全部内容写于2018 年2 月。

返回北京

我在北京之前有一个小圈子，基本是在我来北京第一年就认识的，怪、拖和楠，三个非常优秀又很善良的朋友，我也通过她们认识了更多人。我们在北京的时候经常一块聚会，聊得大多是工作中的困扰和麻烦，再就是一些精神生活话题。后来大家各自辗转变化，怪去了深圳，拖回到珠海，我去了上海又返回北京。怪和拖经历了几次恋爱还单身，楠结婚又离婚，我这些年则一直没有任何改变，不同的路径最后是一个样子。

唯有事业上差异很大，楠已经是副总裁头衔，虽然她自己谦虚地说其实只是总监，怪辗转多个工作如今也是在互联网巨头安定下来，拖最近也在探索她的新事业出口，创作欲强烈，只有我由于政策所限事业受阻几乎没有进展。现在只有楠和我还在北京，虽然见面机会很少，我们有时会聊起命运对人的左右，人们不知道自己的道路是如何被影响的，最后走成了今天的境遇。

我想这也是鼓励人们去成全一个伟大的自己，而不是一个伟大的他人。一个舞台上只能有一个明星，如果我们不能占有更多的舞台，我们就只能把自己的舞台缩小，缩小到只能站下我们自己一个人，才不会被他人的荣光遮掩，而迷失了自己。

如果最终不得不面对我无法窥探其规律的命运，那我也希望全然是我自作自受，而不愿受他人太多的影响，最终活成了他人的陪衬。有的人成功都成功得那么低级，有的人失败都失败得那么崇高，这种区分就来自有的人是因他人而成功，有的人是因自己而失败，所谓悲情英雄，就是人们对能找寻伟大自己而不是伟大他人的人，总会高看一眼。

在旅行途中，我问我爸有没有关注我在旅行途中朋友圈发的照片，我爸说没关注，因为我的照片里都没有人。我不喜欢拍人，即使在旅游景点或街区，我也要避开人，只拍建筑，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心理，大概我就是不喜欢人。

我觉得照片有一种魔法。

尽管照片上的影像是静止的，却不是僵死的，照片最神奇的效果在于使已经不在场的人或者物继续存在，而无需借助于艺术家的主观性，这是人类历史上几乎从没有过的体验，人自身以这种形式化为了不朽。

照相的时候我们会微笑，我们知道这一瞬间的情绪会被真实地刻画在照片上的，我们与之后欣赏照片的人之间存在着一种延长的交流。当我们给朋友们看自己家人的照片，我们会说“这是我的母亲”或者“这是我的孩子”。那一刻，我们体验到了又一次家人的重逢。

去世的祖先，他们在镜框中如同守护神一样庇护着家族，照片取代了雕像和牌位用来祭祀亡灵，人们更能够体会到已故亲属的主观意识。从这一点上讲，照片使得家族崇拜得以复苏，满足了家族崇拜中对于逝者真实表象的需求。

为人们会喜欢在外地旅行的时候不断地拍照？异地被视为潜在的威胁，有自己不熟悉的神灵与怪物，游客们把照相机如同护身符一样跨在身上，把异地的影像留在自己的相机里带回家，就如同狩猎一般。爱情更是把一种神秘的寄托赋予了照片上，得到对方的照片成为了爱慕和拥有的象征，送出的照片也成为了崇拜的对象。图像交换神奇地成为了个性交换，双方成为了对方的偶像和奴隶。

在摄影术诞生之前，巫师们用小雕像施展法术，雕像被赋予一些个人性的表象，上面写下被施法者的名字生日或者附加上他们的头发指甲。在摄影术诞生之后，巫师们可以对着照片施法，进行治疗或祛病，用照片来寻找失踪的孩子或者丈夫。照片就是表现者的真实存在，人们可以在其中解读他的灵魂、疾病和命运，甚至可以通过或针对照片来实施法术。

在很多传统社会，照相在很长一段时间是一种禁忌，人们往往不愿意拍照，认为照相会摄走人的灵魂的一部分，有一个因素是原始照相术镁光灯的声光效果，但也反映人们对于形象与灵魂联系的概念。照片的这种特性显然不是来自湿胶棉、溴化银乳剂和氧化纤维素，而是来自人类的精神、灵魂和情感介入了照片当中，物质化的图像媒介有了精神化的含义。

人们期待着不朽，期待着被纪念，照片满足了人们这个需求，人们可以在照片中塑造一个看起来更加戏剧性的场景，创造一个更加强大的自我形象。人们在摄影术诞生前需要靠绘画和雕塑完成这一切，比如把人画得更加高大或者雕塑成多手多眼的形象，都是为了满足心中的自我崇拜。到了照相术诞生之后，这种自我崇拜更加大众化，人们可以通过更加简单快捷的方式完成对自我的崇拜。

南满铁路之旅

从锈迹斑斑中窥见曾经钢铁的荣耀

北京——大连（旅顺）——营口（大石桥）——鞍山——沈阳（铁岭、开原）——四平（公主岭）——长春（德惠）——北京

春节之后，我从家乡返回北京，开始准备下一次探访之旅。

前面提到我做了一次关于中东铁路的历史探访旅行，当时的路线是从满洲里到绥芬河的东西方向干线，这条铁路线还有一条从大连旅顺到长春的南北方向支线，也被称为南满铁路。

这条路线大部分在我的故乡辽宁，每一个写作者面对故乡的时候总会有些许惶恐，担心自己积累不够写得不够透彻。虽然我出生在沈阳，却对故乡很陌生，几乎没去过辽宁的其他城市，即便对于沈阳也只是童年和学生时代的固定生活，大学之后离开故乡很少回家，对这片土地着实谈不上了解。

对于沈阳人来说，铁路是一个非常熟悉的词，我们从小就知道刺杀张作霖的皇姑屯事件和日本侵华开端的柳条湖事变，对于本地发生的重要历史，老师总是会讲的很详细。小时候每逢九一八纪念日，城市都会拉响防空警报纪念，也会组织学生们去参观九一八纪念馆。所以，这次探访将是一次在自己故土的，记忆中很熟悉但实际上很陌生的旅行。

这次探访旅行的路线，我从大连一路北上，经过沈阳，最后到达长春。空间的旅行同样也是时间的穿梭，大连旅顺对应着日俄战争，沈阳对应着柳条湖事变，长春对应着满洲国建立，时间从20 世纪初到20 世纪中期。围绕着这条铁路线的三国，大清国变成了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俄国变成了苏俄、苏联；明治天皇变成了大正天皇、裕仁天皇；这片土地的统治者，也从东北三将军变成了东三省总督、奉系军阀张氏父子、满洲国康德皇帝和共和国东三省。

如果我们把目光继续往后延伸，在这条铁路穿过的满洲地区曾经有着惊人的繁荣，这种繁荣一方面是工业层面的城市化建设，另一方面是政治影响力，发生在这里的事件会成为半个世界的焦点，甚至有过建立一个新国家的幻想。如今，这片土地被当做一个破落的精神病院，在媒体猎奇视角的引导下，衰败的老工业区似乎与当代文明脱节，妓女、黑社会、直播、烧烤，这片曾经亚洲城市化最高的地区被用谐谑的语气描绘成一片荒蛮，和这荒蛮之上的一群小丑。没人在乎这一切背后的原因与责任，那些无力阻挡又被刻意隐瞒的背叛。

探访丝绸之路未必沿着当年骆驼的足迹，我更想通过这条铁路线，把沿线的城市和一段过往连接起来。我希望这次探访不仅仅可以了解历史，也可以沿着历史去思考当下。一个地区在大国角力中被关注到，骤然贪婪的目光聚集在这里，延续了半个世纪的战争和动乱却孕育出兴盛与丰饶，最终又在后半个世纪的结尾被抛弃。

20 世纪是个伟大的世纪，一切伟大都有着残忍的一面，沿着南满铁路，后半个世纪重叠在前半个世纪之上，我试图去把叠压的两层揭起展开，去找寻一个关于伟大与残忍的故事。

大连：远方自由港

关于大连的名字，有不同的说法，能够基本统一的部分是俄国人来到这片港湾的时候，怀抱着在远方找寻不冻港的期待，所以把这座港口称为“达里尼”，意思是远方，日俄战争后，日本人占领了这座城市，改名为大连。

对大连建港之前这片土地的名字，其中一个说法是，这片港湾之前被汉人称为青泥洼，还有个蒙古语名字是大海的意思，音译过来就是大连。俄国人在这片港湾修建码头口岸的时候，根据蒙古语选了一个发音相近的俄语词，叫达里尼。

坐在北京开往大连的火车上，我戴着耳机沉浸在一首日语歌中，这首歌叫做《流れる雲を追いかけて》，作词和作曲是日本音乐人桑田佳祐，演唱者是他的妻子原由子，桑田佳祐的父亲曾经是日本满洲开拓团成员，在大连生活过，这首歌是桑田佳祐在1982 年根据他父亲在大连的经历创作的。

大连建市的故事有个引子，这个引子不在中国，而在朝鲜，我想放在下一站旅顺的时候再细讲。从19 世纪90 年代开始，东北亚的局势开始由制衡转为激化，随着朝鲜的一次政治危机东学党起义，日本与大清国之间爆发了甲午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尽管俄国宣布中立，但由于其在朝鲜事务中与日本的摩擦，所以担心日本会因为战争胜利而涉足满洲。

甲午战争清军全线溃败，日本在《马关条约》中提出割让台湾与辽东半岛，触犯了俄国的利益。1895 年，俄国联合法国和德国，要求日本将辽东半岛归还清政府，日本此时面对巨大的战争开支，无力对抗三国，只好答应归还，在日本当时的新闻中，将此事视为巨大的屈辱，也从此将俄国视为敌人。

1897 年中东铁路开工修建，俄国势力开始进入满洲北部，但直接促使俄国占领旅大地区的是1987 年年底的胶州湾事件，德国军舰攻入了胶州湾，并在第二年与清政府签订租借条约。这让俄国决定马上行动，就在关于胶州湾的租借条约签订20 多天后，俄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了《旅大租地条约》，从此旅大地区进入俄占时期，也就开始了大连的建市。

在《旅大租地条约》中，将旅大地区称为“关东州”，取山海关以东的意思。按照条约，租借地范围只包括旅顺和大连，东北面的金州仍由清政府管辖，但1900 年俄军以剿灭义和团为名义大规模入侵满洲，占领了金州，从此整个旅大地区都归俄国统治。

把时间推回到一百年前的1918 年，如果当时桑田佳祐的父亲在大连，我假设他是一个从日本来到大连工作的普通职员，可以让他跨越时间同步和我开始这次探访。这是完全架空虚构的，因为真实历史中桑田佳祐的父亲来到大连应该是1936 年之后的事情了（我猜的，我并不知道他的父亲是哪年来到大连的，但日本满洲开拓团是1936 年之后才建立的）。

为了和我约见，1918 年的桑田先生一大早出门，搭乘有轨电车来到大广场（就是现在的中山广场）周围，在他的时代有轨电车有这一站，但上世纪70 年代这段线路拆除了。2018 年的我则搭乘地铁前往，大连的地铁有中英俄日韩五种语言报站，我只坐一站，担心还没报完站名就已经到站了。

中山广场在1899 年俄国人建市规划的时候就是城市商业中心区，1903 年完工。最初以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名字命名为尼古拉耶夫卡亚广场，由第一任达里尼市长萨哈罗夫仿照巴黎的城市规划主持修建，在日占时期改名为大广场，1945 年改为中山广场。

中山广场虽然是俄国人规划，但日俄战争打断了城市建设，广场周围的建筑大多是日占时期修建完成，主要是行政机关和金融机构。建筑风格也不统一，包括文艺复兴式、哥特式、折中主义式等等。

俄国人规划大连的时候，为了与旅顺的军港职能区分开，回避独占满洲的野心，刻意将大连规划为供各国通商的国际自由港，日本占领之后延续了这一思路，任用一批旅欧归来的年轻设计师，大量修建了欧式建筑。

我到大连的时候是五月中，北京已经开始热起来，大连早晚还有些凉意，我在大连的几天，早上雾气漫漫，浓雾模糊了时间与空间，很适合开始一次有关历史的旅行。中山广场周围早上七点多就已经热闹起来，我走出地铁站，桑田先生也下了有轨电车，两个人隔着一百年在同一座广场上散步。

广场上很吸引我目光的是西边一座带钟楼的红墙绿瓦文艺复兴风格建筑，桑田先生说这里是大连民政署，建于1908 年。这座建筑正面对称，中央矗立着钟楼，屋面上左右各开着三个窗，底层窗采用白色窗楣，上层窗采用柱式划分，红色的石墙用白色装饰勾勒线条。在我的时代里，这座建筑是辽阳银行。

桑田先生指向广场东南方向，向我介绍一座他的时代正在修建中的更加高大气派的大楼，这座大楼将要在明年（1919 年）建成，作为大连市役所使用。这栋建筑同样有一座塔楼，兼具日式与欧美折中主义风格，特别是钟楼带有一些庙宇的形式，因为设计师松室重光曾经参与过京都寺庙的修复工作。我的时代看到的这座建筑，是一家工商银行，

1915 年，关东都督府决定在大连民政署之下设立大连市役所，主管城区内的行政，郊区仍属大连民政署管辖。1919 年大连市役所办公大楼建成，1922 年上面提到的大连民政署也迁入，上下两级行政机关一起办公，原来的民政署大楼作为警察署使用。

除去这两座日占时期的关东州政府机关，在中山广场周围还有两座日本殖民统治的代表建筑：大和旅馆和东洋拓殖株式会社。桑田先生说这家大和旅馆是4 年前（1914 年）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建的，是军政要员们下榻聚会的地方，像他这种公司普通职员是没什么机会进去消费的。这家旅馆共有哈尔滨、长春、沈阳、大连、旅顺7 家连锁店，立足于日本占领下的主要大城市。

在我的时代，这家大和旅馆依然作为酒店使用，改成了大连宾馆，我在大连宾馆墙面上发现了一块日文的介绍牌，落款是大连市都市企画土地局，没有设立日期。老照片上，过去大和旅馆前面有一尊人物站立塑像，是第一任关东州都督——大岛义昌，不知道什么时候拆除了。

在桑田先生的时代，中山广场周围最多的是金融机构，一百年后的今天同样如此。在广场的正北方向，是一座黄色墙面的文艺复兴后期风格建筑，这是1909 年修建的横滨正金银行。大楼共三层，最特别之处在于中央和两端屋顶上的三个绿色圆形穹顶。这座建筑现在是中国银行，有趣的是，我从这栋建筑正面望过去，看到后面远处一座现代化大厦，那座大厦也是中国银行，两座不同建筑风格的中国银行正好前后重叠在一起。

横滨正金银行是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主要金融机构，本部设在日本横滨。日本占领大连后，横滨正金银行是首家进入大连的日资银行。

中山广场东边地铁口旁边是一家中信银行，正门在地铁人流中显得有点局促，其实这栋建筑很气派，红色的三个拱顶也很显眼。这里曾经是同样修建于1909 年的大清银行，是清政府开办的官方银行，现在是中信银行中山广场支行。

桑田先生对横滨正金银行非常向往，他说能进入这家银行无疑是一份特别好的工作，前景可观，因为这家银行从1906 年就开始从事外汇汇总与国库代理业务，是日本在满洲地区的中央银行。不过桑田先生的消息不太灵通，因为在他所处时代的去年（1917 年），朝鲜银行就取代横滨正金银行开始执行国库职能，不过要等四年后（1922 年）朝鲜银行才会在中山广场建成，桑田先生不知道也情有可原。

朝鲜银行原址今天是一家工商银行，最初朝鲜银行业务仅限在朝鲜半岛，1913 年日本提出“鲜满经济一体化”，朝鲜银行开始进入满洲经营，1913 年8 月在大连设立第一家银行，并在1917 年取代横滨正金银行执行国库职能，成为日本在满洲的中枢金融机构。1936 年，朝鲜银行将在满洲国的金融业务转交给满洲国兴业银行。

在中山广场西南，靠近延安路上，1914 年修建的英国领事馆已经在90 年代拆除了，原址修建的大连金融大厦归广发银行和浦发银行两家合用，稍远一些鲁迅路上的苏联领事馆原建筑还在，只是外观过于普通很容易被忽略掉，是一栋三层红色楼房。

日俄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在日俄战争结束两年后，1907 年俄国就在被日本夺走的大连设立了领事馆，十月革命后俄国领事撤离，领事馆被拆除。1925 年日本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同年苏联就在大连设立领事馆。苏联对日宣战后，驻大连领事馆撤消，现在这座建筑是大连市民政局下属的大连市慈善总会。

在苏联领事馆的斜对面，桑田先生带我前往日本在大连统治的最主要机关之一——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在我的时代这栋建筑是大连铁路局。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是日本在满洲地区进行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侵略活动的代理机构。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根据《朴茨茅斯和约》，从俄国手中获取了中东铁路南部长春- 旅顺段支线，改称为南满铁路。为了经营管理需要，日本模仿英国成立东印度公司的做法，也组建公司代替政府对殖民地区进行经营管理。1906 年，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在东京正式成立，第二年迁到大连。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从建立开始，继续完善南满铁路线建设，并新修建了一系列铁路支线，将朝鲜半岛与西伯利亚的铁路完整地连接起来。同时，满铁还组建起满洲航空会社，承办从满洲到日本和朝鲜的国际航空业务，并在大连港拥有了属于自己的货运码头。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除了经营管理铁路之外，负责范围还包括从俄国接收的铁路沿线两侧的附属地。在1937 年铁路附属地行政权交给满洲国政府前，这些附属地都是由满铁从事行政管理和规划经营。

满铁办公大楼斜对面，是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别馆和图书馆，两座建筑东西相邻，都建于1913 年。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别馆是满铁运输部和矿业部的办公地，当时由于本部建筑办公空间不足，在马路对面新建别馆，这栋建筑已经被拆除了，原址现在是大连铁路卫生学校。满铁大连图书馆还保留着，位于别馆西侧，共和国建立后，满铁大连图书馆随由大连地方政府接管，现在这座图书馆是大连图书馆鲁迅路分馆。

在中山广场西边，我给桑田先生指向远方一座红色塔楼，顶部有一个金色的十字架，那里是基督教玉光街教堂，我想去参观一下。可是桑田先生却看不到那栋建筑，因为这座教堂对于他来说，要在十年后（1928 年）才会建成，我只好自己去参观了。

我望着塔尖寻觅过去，由于不是宗教活动时间，教堂里面并不开放，但有工作人员在，允许我进入院内拍照教堂外观。我在教堂外墙下侧发现一块白色石头，上面用英文和日文写着“此石献给神的荣光”，英文日期是1928 年，日文日期是昭和三年。

这座玉光街基督教堂1928 年由英国圣公会和日本圣公会共同修建，1943 年，日本驱逐了英国教会，这里成为了日本圣公会的专用教会。日本战败后，这座教堂因为有同盟国英国的背景而没有被苏军接收，之后称为玉光街礼拜堂。1986 年，这座教堂划归大连基督教三自爱国委员会，恢复了宗教活动，现在叫大连市基督教玉光街礼拜堂。

日本统治满洲时期，对基督教会的态度比较复杂，一方面希望通过教会更好地控制当地民众，另一方面又对教会与欧美国家的密切联系心怀警惕，所以一直鼓励日本本土的基督教会来华传教。桑田先生见我对宗教建筑感兴趣，说带我去另一座属于日本教会的西通基督教堂看看，这栋建筑是1907 年建成的，离中山广场不是很远，我们走路就可以过去。

在中山广场西边的友好广场东北方，有一座和玉光街礼拜堂同样红墙绿顶的哥特式建筑，是1907 年修建的属于日本基督教会的西通基督教堂。我现在看到的这栋建筑外观和桑田先生看到的基本一样，除了左侧的一根烟囱不见了，教堂的配色发生了变化，早期的时候墙面是暗棕色的，现在改成了明亮的红绿配色。不过这栋建筑现在已经不是教堂了，而是一家肯德基餐厅，走进这家肯德基店内，就能感觉到和其他的肯德基餐厅不太一样，简约却高级的吊灯，拱券形门廊，店内也不是廉价的快餐桌椅，而是比较高级的咖啡馆样式，有一种特别的华丽感。

让我想起小时候肯德基刚刚来到中国，对当时的中国来说这就是洋气的不得了的东西，小孩子如果能去肯德基过生日，就是非常有面子的事情。现在肯德基已经成为了很廉价的快餐，回到了它应该的定位上，不是它跟不上时代变化，是中国经济疯狗撒欢速度太快了。

在曾经的西通基督教堂西面，原本还有一座宗教建筑属于基督教救世军，现在已经拆除了，只能在老照片上看到。救世军1865 年成立，是一个采用军队形式的国际基督教组织，以街头布道和慈善公益为主要活动。大连的救世军组织是在日俄战争后，由日本传过来的。

我们乘坐有轨电车来到更西边的北京街，这里有另一座不同于前面两座欧式风格的教堂——基督教承恩堂，采用的是中西结合的建筑样式。我去拜访的时候不是宗教活动时间，正门并不开放，我绕到教堂后门，教堂里的一位老奶奶接待了我。教堂后门正对着的是牧师办公室，欧式的石头建筑带着一个中式风格的木制门檐，教堂正面也是如此，灰色的墙体由红色石砖作为分割，绿色中式木制门檐。

这座基督教承恩堂也叫北京街教堂，1911 年由丹麦基督教路德会修建，是丹麦基督教路德教会在中国建立的第一座正式教堂。文革期间承恩堂停止了宗教活动，80 年代宗教活动恢复至今。

相比于基督教堂的保存完好，同在北京街上的大连清真寺就显得有些尴尬。桑田先生对于回教徒很陌生，在他的时代，《古兰经》还没有日文译本，要后年（1920 年）才会被翻译发行，而且在他的时代大连市内并没有清真寺。在日本国内，桑田先生也只知道在神户、名古屋和东京有一些土耳其人和俄国鞑靼人，一般日本人也分不清这两个民族，桑田先生只知道这些穆斯林不少是去年（1917 年）俄国革命之后抗拒苏维埃政权而来到日本的。

在大连周边的瓦房店和貔子窝等地有不少回民，但大连市区并不多见，这些回民大多来自河北和山东，河北人居多，1923 年在小岗子建起了一座简陋的清真寺。1925 年，一个在满铁工作的俄国穆斯林职员从满铁申请到一笔钱和一块土地，建成一座完善的清真寺。从我找到的唯一一张老照片上看，这座建筑带拜占庭建筑的风格，正面是一个凸字形，宣礼塔可能在清真寺主体建筑中间，虽然看不出颜色，但是参照同时期相似造型的建筑，可能是红色或棕色墙面，绿色拱顶。

我试图在清真寺内找人印证这段由来，但在寺内的阿訇和工作人员都说对这座清真寺历史不了解，我在周围也没找到本地年龄大的乡老，只好作罢。关于这位满铁的俄国穆斯林员工的名字，我只有一个不是很正式的汉语音译，感觉大概是鞑靼人或者中亚民族，但这一点我没有在文献中得以考证，只有互联网中很老旧文章的只言片语传闻。

现在这座清真寺是90 年代拆了老建筑重建的，后来又经过两次改建。建筑通体是粗糙粉刷的粉色墙面，上面绿色的主穹顶比较低矮，总体来说，就是很难看，审美是非常有问题的。清真寺华丽或者肃穆都不错，实验性的未来风格建筑也可以，但不能粗制滥造。

在这里可以多说一下日本、满洲和穆斯林的关系。1871 年，日本政治家福地源一郎出访欧洲，顺路访问了奥斯曼帝国，四年后，日本与奥斯曼正式建交。1887 年，小松宫彰仁亲王访问奥斯曼，希望两国结为盟友，日本为了了解奥斯曼帝国和伊斯兰教，由外务大臣林董组织翻译了《穆罕默德传》。

1890 年，奥斯曼派出了650 人组成的大型使节团出访日本，此次出访到达日本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在日本停留三个月后准备返航，在从东京驶往神户途中，船在和歌山县附近因为躲避台风而触礁沉没，整个使节团只有69 人幸存。

日本政府非常重视这次海难的善后，派出两艘军舰护送遇难者遗体和幸存者回到伊斯坦布尔。在回去的船上有一位新闻特派员，叫野田正太郎，他到达伊斯坦布尔之后停留走访了两年，1891 年，他在土耳其皈依了伊斯兰教，成为第一个日本穆斯林。同时还有另一个日本穆斯林叫山田寅次郎，他是一位企业家，在海难之后筹集了一笔捐款亲自送到伊斯坦布尔，奥斯曼苏丹接见了他，在奥斯曼期间他主要负责沟通两国的通商事宜。

日俄战争期间有一些被俘虏的鞑靼士兵暂留在了日本，十月革命之后，俄国一批反对苏维埃政府的鞑靼人移民到了日本，其中不少是知识分子和宗教人士，这些鞑靼人在日本神户建立了最早的清真寺和穆斯林社区。

上世纪20 年代之后，日本开始对邻国的穆斯林民族产生兴趣，虽然包含政治和军事情报目的，但他们当中确实不少人在邻国皈依了伊斯兰教。日本伊斯兰教本土组织正是由这些参与过外派的官员和军人建立起来的。比如日本穆斯林协会有一位会长五百旗头阳二郎曾是一名飞行员，在马来西亚作战期间皈依了伊斯兰教；另一位前会长三田了一，曾经在南满铁路任职，他重新翻译了《古兰经》；日本伊斯兰中心前会长小村不二男，是战争期间在呼和浩特调研时皈依伊斯兰教的，著有《日本伊斯兰教史》。

我们说回到大连，桑田先生和我回到市区东边，从中山广场沿着上海路向北走，看到一些欧式建筑的尖顶，桑田先生说这里叫露西亚町，胜利桥以北街区是俄国人在日俄战争前建好的，主要是市政机关。在我的时代，这片街区已经被开辟为旅游街区，街口牌子上写着俄罗斯风情街。

现在城市街道的命名也是乏味，动不动就“风情街”，其实叫回露西亚町蛮好的。

基于国际自由港的规划思路，这片街区当年的设计者中除了俄国人，还从德国聘请了建筑设计师参与。所以，这片街区的市政机关建筑厚重而朴实，住宅和商业建筑则形式比较活跃。

过了胜利桥，北面就是露西亚町，东南到西北走向的一条街。胜利桥下面之前是一条河，后来河水排干改为铁路，这座桥跨越铁路线，连接俄国人规划的北面行政区和南面市民区。过了胜利桥，迎面是一座很显眼的小城堡一样的红砖房子，黑色的尖顶。这栋房子是德国人设计的，采用了错落不对称的设计，与俄式建筑比起来更加轻松欢快。

桑田先生介绍这里是1900 年修建的东清轮船公司，日本占领大连之后，将大连民政署设置于此，1908 年大连民政署迁到中山广场上刚刚建成的大楼，这里移交给满铁作为俱乐部使用。

我为桑田先生补充了后面的历史，五年后（1923 年），这座建筑将成为工业博物馆，再过三年（1926 年）又改造成图书馆，在我所处的时代是大连艺术展览馆，可惜我去的时候内部正在布展并不开放。

在这座露西亚町标志性建筑旁边有一座不太显眼的二层楼，是中东铁路公司护路事务所旧址。这栋建筑建于1902 年，也是由德国人设计的。1904 年日本在此设立大连野战铁道提理部，任务为修复中东铁路，改俄国的宽轨为日本的窄轨，1907 年改为大连护路事务所，现在是沈阳铁路局大连工务段办公楼。不过现在这栋建筑，四角的塔楼已经没有了，屋顶是平的，我在1987 年的照片上发现塔楼就已经不在了。

在护路事务所西北不远处，是一座三层红白色高大建筑，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桑田先生说那里在他的时代是满铁员工的宿舍，叫大山寮，最早是俄国人修建的房子，日本占领之后就使用了。

我们沿着街道一直往西北方向走，在我所处的时代比起桑田先生的时代，道路两边并不都是原本的老房子，被开辟为旅游商品街区，有不少新建的仿欧建筑，贩卖一些俄国商品。露西亚町保存最完好的一片别墅区，在街道西南面有百年历史的三十多栋老建筑，现在被大连铁道1896 酒店占据，不对公众开放，不知道算不算把属于全体市民的城市历史遗迹自己跑马圈地了。

我们一路走到街道最里面，豁然开朗一个大广场，正面是一座非常气派的建筑，桑田先生说这里是曾经大连最早的行政中心——达里尼市政厅，现在是满铁地质研究所。1898 年这栋建筑建成后，最初为中东铁路公司，1902 年改为达里尼市政厅。1904 年日俄开战，日本人占领大连后这座建筑被多个军队和行政机关接管。

我告诉桑田，这里会不断扩展，再过10 年（1928 年）就会变成满蒙资源馆，后来会改成满洲资源馆（1932 年），解放后会变成大连自然博物馆（1959 年），不过90 年代博物馆迁往别处，所以我现在看到的实际上是一座废弃的建筑，周围很荒芜，刚才热闹的商业街到此戛然而止。

在桑田先生的时代这栋建筑采用红砖绿瓦尖顶，细节上体现了古典复兴式建筑艺术特点，他说现在这个样子其实也不是原本的建筑，俄国人在撤离前把这栋建筑烧毁了，只留下基本框架，屋顶已经完全消失，日本接管之后修复成现在这样。在我的时代，这栋建筑败落严重，红墙已经变成淡黄色，墙面也出现脱落，已经被标示为危房围了起来，不知道是否会得到妥善地修复。

桑田先生指向西边，让我看一座东正教堂，他说这里现在是大连寻常高等小学，因为地势很高，很多大连的老照片都是在这座教堂的钟楼上拍摄的。但是我却看不到这栋建筑，在我的时代，这里完全不是曾经的样子，东正教堂在上世纪30 年代就拆除了。

在这条街上很多仿欧建筑中间还有一座真正的老建筑，离达里尼市政厅不太远的地方，是第一任达里尼市长萨哈罗夫的官邸。这栋红白相间的二层楼房现在是大连船舶技术学校，主入口有外楼梯，一层券廊的墙壁上有石头装饰，二层外侧有宽大的阳台。萨哈罗夫不仅仅是达里尼第一任市长，他本身也是中东铁路公司的建筑师。1898 年，萨哈罗夫被沙皇尼古拉二世任命负责建设达里尼港，1902 年任达里尼特别市市长。1904 年日俄战争爆发后，萨哈罗夫奉命将达里尼市俄国居民撤至旅顺，之后不久在旅顺去世。

桑田先生说，日军占领大连后，这栋建筑成为日本满洲军司令部所在地，1907 年改做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首任总裁后藤新平的官邸，现在这栋建筑住着现任总裁国泽新兵卫，他去年（1917 年）7 月开始担任总裁职位。我告诉桑田先生，国泽新兵卫的总裁位置只能当到明年（1919 年）4 月，下一任是曾经在1914 年已经当过半年总裁的野村龙太郎，不过野村也只能再当2 年。

在露西亚町胜利桥对面，上海路和长江路拐角处，有一家联通营业厅，是曾经俄国规划的邮电局。1900 年，俄国人在此建立了达里尼邮政电报局。日俄战争后，日本辽东守备军司令部迁到大连，辽东守备军邮便部也跟随迁来，接管了俄国人的邮政电报局。1906 年，关东都督府邮便电信局成立并接管此处，改称大连邮便局。

1930 年，日本人在这座邮便局西边新建了一座大连中央邮便局，大连中央电信局也在同一栋楼内。1945 年战争结束后，大楼被苏军接管。1946 年大连市政府派员接收该大楼，之后长期作为大连市邮政局办公楼使用。

前面提到了东清轮船公司，对于大连这样一个自由港来说，轮船公司和港口设施并不少见。在港湾广场的西边，长江路和疏港路交汇处，建于1903 年的万通船务楼是目前保留相对最完好的一处。这是一座近代俄罗斯风格建筑，淡黄色墙面，蓝色石柱装饰与灰蓝色屋顶。一开始作为码头旅馆，日俄战争后，日本人延续俄国人的规划，以大连港为中心展开城市建设，这栋建筑长期作为大连海务协会使用。

桑田先生很了解这家轮船公司，因为公司老板山下龟三郎在日本是个商界大佬。7 年前（1911 年），山下龟三郎创立山下汽船株式会社，当时恰逢一战爆发，欧洲国家无暇顾及东方利益，山下汽船趁机大力发展业务，3 年前（1915 年）公司进入大连，创立大连山下轮船公司，就在万通船务楼办公。

我对桑田说后来山下龟三郎生意越做越大，他成为东条英机和小矶国昭两届内阁的海运业顾问，一直在为日本对外战争服务，而且幸运地在1944 年底病死，躲过了战后清算。

有船务公司就一定会有海关，万通船务公司东南面拐到益民街上，就是大连中国税关。两座碉堡式的塔楼是这座建筑的特色，这栋大楼建成后，成为清政府和后来的中华民国政府设在大连的海关。1907 年清政府与日本签订《设置大连海关及内河汽船航行的协定》，当年大连海关正式开设，满洲国成立后，日本将海关交给满洲国。

在露西亚町的时候，桑田先生发现我对俄国文化很感兴趣，就问我要不要去拜访一下露国公墓，墓园里有一座东正教圣米哈伊尔总领天使教堂，可以去参观一下。我知道他说的露国公墓指的是现在的青云街苏军烈士墓园，就前去拜访。

一般人来到大连参观苏军烈士墓，指的都是旅顺的墓地，大连市内的青云街苏军墓地日常不对公众开放，只有俄罗斯外交机构活动的时候才开放。我来的时候大门紧锁，我按照大门上的联系电话打过去，解释我要进行一些有关大连历史的写作，需要进入墓园参观，过了一会儿，一位守墓人大叔来给我开了门。

墓地大门旁的石板上写着“大连青云街苏军烈士墓园是在以俄罗斯英雄阿赫玛特·卡德罗夫命名的俄罗斯地区社会基金会的支持下及俄罗斯车臣共和国领导人拉姆赞·卡德罗夫个人的协助下完成修复的”。拉姆赞·卡德罗夫是现任车臣总统小卡德罗夫，阿赫玛特是他父亲老卡德罗夫。

在这座墓园中共有612 座陵墓，其中371 座是苏军官兵，54 座是军属，其余是其他时期安葬的俄罗斯人。据守墓人大叔说，这里在俄国统治大连时期就是俄人墓地，最早埋葬的是俄国官兵和移民，后来苏军也埋葬在这里，原本附近并无中国人居住，墓地也逐渐败落，2015 年进行了修复。

在墓园内我并没有找到桑田先生说的那座圣米哈伊尔总领天使教堂，守墓人说早就拆除了，至于什么时候拆除的他也不知道。我能查到的最晚的照片是1935 年的，教堂原本所在地现在是守墓人的小屋，没有留下什么遗迹，几乎一无所获，但在教堂原址位置上我发现一个相对其他墓碑而言非常巨大的石制东正教十字架，不知道是不是与教堂有关的遗留物。

得知在我的时代这座东正教堂已经拆除，桑田先生很沮丧，他说在他的时代墓地周围是一片荒山，教堂就在一处山坡的高地上，很远就能看到那座教堂的尖顶，一个小小的洋葱头和上面的十字架，非常醒目。

我在墓地里看到的坟墓大多带着十字架，在一个小斜坡上，我发现了一座四面椎体石像，大概一人多高，可能是俄国少数民族的墓碑，比如犹太人或突厥人。守墓人只认识东正教十字架，却不知道这个石像是什么，他说来修复的俄罗斯人也不知道是什么，就放在那里了。

在这座墓园内有很多兔子，可能是守墓人饲养的，因为有木头搭建的窝和水盆，兔子非常肥且不怕人，可以走近拍照。

离开青云街露国公墓，守墓人告诉我向南走在山坡上，在保卫巷、育文巷、文化街一片还有老房子。我沿着他的指示走过去，这边有一大片俄日老宅，大部分都是民居，有少数被改造成餐厅或者和咖啡馆，还集中着一些收废品的店。住户们非常友好，他们知道我来拍老房子，很热情邀请我进入。他们说这些房子都是日本人和俄国人留下的，曾经还是高级职员的住宅，但具体什么来历都说不清楚。这些房子没有暖气，冬天只能靠自己烧煤或者劈柴，还是有点冷的，电路也不是很方便。

我去一户人家拍照，他突然问我是不是中国人，我说是的，他说我留着胡子看起来像日本人，要是日本人就不让拍照。

这里的住户大部分是5 、60 年代就在此居住的老人，或者80 年代迁过来做小生意的。尽管房子大多比较破败，但从石柱、门厅、阁楼天窗、窗檐等细节还是可以感受到当年建筑的精细做工，几处破烂的天花板能看出木头夹层设计。有的住宅还保留着当年的日式小庭院，虽然已经不再种植植物，但石头围栏依然保留着。

除了小型住宅外，还有一些房子是别墅，被分割成若干户人家居住，不但有地下室和阁楼，还有木制内楼梯。在一些楼外墙上的雕花也可以看出应该是当年有一定地位的人居住的。这里很多房子都在经营着一些小生意，理发、缝衣、收废品等等，有几家保存比较好的大房子，被改成了饭店和咖啡馆，在破旧中格外显眼。

一位大叔说这些房子曾经都是日本人和俄国人住的，他们有钱也有闲心打理房子，但解放后分给中国老百姓居住，普通人家并没有精力和钱维修房子，只能勉强维持居住，并不是很实用。而且，这些别墅俄国人和日本人都是一家人住，分给中国人是几家人住在一栋楼里，人多了谁家都不会特别爱惜，房子自然很容易破旧。

和已经规划为旅游地带的南山日本别墅区不同，这片街区没有进行旅游开发，也可能是因为离市中心较远，房屋本身也比较破败，反而保留了最早的建筑样式。

前面提到的中山广场主要是商业和民事机关建筑，大连西边的另一处广场——人民广场才是真正的权力机关所在地，关东州的政府、法院和警察署都在这里，属于曾经的行政区（也是现在的行政区）。不同于商业化的圆形中山广场，这片人民广场是矩形的，由四大块绿地组成，建筑样式也没有那么多彩，都是严肃整齐的现代建筑，符合行政机关的庄严要求。

人民广场街区在桑田先生的时代完全没有规划完成，要再过十来年到了30 年代才会修建，所以桑田先生完全不知道这片建筑的存在，只能我自己去寻访了。

人民广场北面的关东州厅大楼1937 年竣工后，关东州厅从旅顺迁到此处办公。1947 年改为关东公署办公楼，1949 年改为旅大行政公署，1950 年改为旅大市人民政府，1981 年改为大连市人民政府，见证了旅顺大连地区复杂的行政区划历程。

人民广场西面的关东厅地方法院大楼1930 年建成，1914 年关东厅地方法院向大连市内派出分支机构关东厅地方法院大连支厅，不过审判权力有限，受到旅顺高等法院管辖。1930 年，地方法院大连支厅在人民广场建起了新的办公楼，建筑中间高度突出，两侧对称，外形采用竖线条处理手法，庄严雄伟，现在是大连中院。

人民广场东面是建于1936 年的关东州厅警察部特别高等警察课。1934 年，原关东厅所属警务局改为关东州厅警察部，下辖9 个警察署，还有消防署和警官训练所。在日本占领期间，警察署渗透至各个领域，控制、监视着人民的行动，这种军国主义警察统治体制一直延续到1945 年日本投降，解放后改为大连公安局。

这三栋建筑中，市政府和法院的建筑和老照片上的样子基本完全一致，但是公安局的建筑变化很大。从1940 年的照片上看，公安局的建筑和市政府的建筑是一样的，都是平面屋顶没有突出部分，只有三层，法院则是中间部分有凸起的八层楼。但现在公安局和法院的建筑样式一样了，也就是说后来加盖了中间的部分变成八层。我猜测，大概思路是市政府的建筑要独一无二，法院和公安局是平级的应该建筑样式相同。

之前在大连找到的清真寺和教堂都让我和桑田先生比较沮丧，觉得对历史遗迹的探访很不尽兴。桑田先生问我想不想看看日本的宗教建筑，他想知道这些建筑在日本战败之后会不会被拆掉，我告诉他还有两座建筑保留着，可以去看一看。

日本人在满洲地区修建了不少宗教场所，尤其是神社，试图在精神上促进日满合一。大连的日本神社因为带有明显侵略意义在日本战败后被拆掉了，但还有一些其他建筑保留了下来。

我和桑田先生从人民广场向西走，绕过广电中心，在广电中心院内还有一栋日本人留下的大楼。我们来到中山公园，在桑田先生的时代这里叫圣徳公园。1911 年在这里建了圣德太子殿，并在西侧建起了管理所，同时在东侧土丘上建起了圣德神社。

我告诉桑田先生1947 年大连神社迁回日本国内，原来的神社建筑已经被拆掉了，解放后大连市政府将该地继续改建为公园，命名为中山公园，1954 年圣德太子堂管理所改为沙河口区老干部活动室，这栋建筑还保存着。

我从西门进入公园直接走到逸仙广场，里面非常热闹，大部分是老年人，在这里聊天、下棋、跳舞，进行社交活动。这座圣徳太子殿管理所只有一层，红墙黑瓦，比较有特色的是正面门廊的祥云装饰设计，但内部没有开放。

桑田先生说公园西侧土丘应该有一座圣德太子坐像，是1906 年为了纪念圣徳太子建的，也是公园的起源。我去寻觅了一下，告诉他圣德太子像早已经没有了，现在只有一座孙中山雕像。桑田先生问我太子殿的主体建筑也不在了吗？我查了一下老照片的位置，那里已经改成了一座凉亭。

除了神道教的神社之外，日本在大连还建立了两座佛教寺庙，东本愿寺大连别院和西本愿寺大连别院。西本愿寺在现在的大连外国语大学院内，已经被拆除了，东本愿寺还完好地保留着，在南山地区。

桑田先生对这一带很熟悉，他说南山地区是一片丘陵高地，并不适合城市建设，俄国人计划将这里开发为离市中心略远一些的住宅区，后来日本人延续了这一方案。

我们来到东本愿寺附近的麒麟巷，走错了一个岔口，我走上山坡的居民区里，一开始并没有找到这座寺庙，直到猛然在两栋楼之间发现了一处飞檐，才确定自己走错了。一位住在当地的老人也给我指明了方向，他说那里曾经是日本人的寺庙，后来改成图书馆，再后来是京剧院。

东本愿寺大连别院是1912 年建成，仿唐式砖木结构两层建筑，四角飞檐探出很远，建筑正面格外高大。1929 年，东本愿寺大连别院改称东本愿寺满洲别院，1945 年后曾经是大连市图书馆书库，1990 年大连京剧团迁到这里。 

在我曾经旅居的上海，也有两座日本佛寺遗址，其中一座是西本愿寺上海别院。这座寺庙1906 年开院，1931 年在乍浦路455 号建寺院，同时作为僧人住所和暂存骨灰盒之用。西本愿寺上海别院是信仰佛教净土宗的日本侨民仿照京都西本愿寺式样建造，马蹄形的拱形大厅，沿街东墙可以看到大型的拱形火焰形券面，下面是三行二十一朵莲花浮雕。北面有拱券门斤，拱券立面饰半圆形浮雕。战争结束之后这座寺庙由于曾为侵略军服务，被取缔宗教活动，归招商局使用。

既然已经到了南山，桑田先生邀请我去他住过的街区参观一下，说那边有很多漂亮的别墅正在修建，不知道现在什么样子。我们闲逛过去，南山街区现在已经被改造成旅游风情街，有很多影视文化公司和餐厅开在这里，建筑基本保存完好，但大多经历过修复或者改建，并不是我的乐趣所在，但也去看了一下。

桑田先生说在俄国人刚刚来到大连的时候，城市建设的中心在以达里尼市政厅为中心的北面，南山一带还住着不少中国人。当时的市长萨哈洛夫设想在南山建成一片高档住宅区供俄国高级职员们居住，但还没来得及建成战争就爆发了，这块已经预留好的土地就归了日本人。日本人按照俄国人的规划，在这里建起了高档住宅区。 

其实在桑田先生生活的1918 年，南山街区并没有完全建好，直到上世纪30 年代，南山街区才基本成型。如今途经望海街、枫林街、七七街，直至南山路，这些别墅在路边槐树与银杏的映衬之下，显出一种日式街道的恬静与温馨。

在南山街区，我发现这里的别墅风格都不太一样。桑田先生介绍说这是因为明治维新后很多日本年轻设计师留学欧洲，回到日本后又被派到满洲，那时的满洲急需可以表达富饶与国际化的建筑。这些建筑中，政府机关还是由已经成名的设计师完成，但私人住宅和商业公司就成为设计师们练手进行个人创作的机会，于是也就有了风格不同的别墅。

我问了桑田先生一个问题“你真觉得来到满洲是建设一片乐土吗，人人都能住在这么美好宁静的街区里享受生活？”桑田先生想了一下，说“这片街区修建的时候，把原来住在这里的中国人都赶走了，这片土地是属于中国的，城市却是属于日本的，我们击败俄国夺取了满洲，却忽视了这片土地原本是谁的”。（桑田佳祐的父亲应该没有说过这番话，我参考了一部日本电影《最后的食谱：麒麟之舌的记忆》，片中涉及日本与满洲之间的观点。）

我说你的儿子桑田佳祐果然很像你，在我的时代，他会因为宣扬和平勿忘历史教训被日本右翼攻击反日。

不过，这位虚构的桑田先生在1918 年有如此的感受很正常，那时的一些日本知识分子和温和官员还主张中日联合，中华民国的建立让一些日本人看到了中国进行改革走上强国的希望，也许中日可以成为盟友共同对抗欧美。但是，狂热的贪婪和野心占据了上风，13 年后的九一八事变，日本开始了军国主义扩张，中日也开始撕破了脸。

一天的探访结束了，在我返回酒店之前，还有最后的重要一站——劳动公园，这个公园可以说是记录了大连整整一个世纪的历史，而且曾经将要见证下一个世纪的历史。

俄国人最初规划大连市的时候，城市面积很小，今天劳动公园附近繁华的商业区，曾经都是郊外荒地。1899 年俄国人在大连西郊开辟这片公园，叫西公园，日本占领之后改为中央公园继续建设，1926 年日本人在此建造了一座忠灵塔祭拜日俄战争阵亡官兵。

共和国建立后，忠灵塔被改建为五一塔，湖边立了一块碑“劳动创造世界”，这块碑现在还在那里，公园改为劳动公园。70 年代中日邦交正常化，五一塔被拆除，90 年代大连足球队强盛，在五一塔原址造了现在这个大足球装置艺术作品。1999 年大连建市100 周年，时任大连市长的薄熙来把一封写给100 年后大连市长的信和100 件礼物封存在一个世纪仓内置放于此。不过那个世纪仓好像已经不在了，我并没有找到，可能随着薄熙来入狱被拆除了。

我在劳动公园中走向大足球的斜坡上，发现了一个“祈福钟”，这座钟是一件文物。元朝顺帝为了向高丽传播佛教，铸造了这座钟，日本占领朝鲜之后获得了这座钟，并运到刚刚建好的东本愿寺大连别院中，1958 年东本愿寺改建，这座钟就送到了劳动公园里。这座钟的安放处是一个类似四脚凳子的石头平顶亭子，看起来像日本忠灵塔曾经的附属建筑洗手池。

第二天离开大连之前，我去了大连现代博物馆，展品并不是很多，只有一个主展厅介绍大连的近代史。在展厅中，一位热情的阿姨为我介绍大连的历史，她自豪地告诉我当年大连的城市建设比日本本土的建设都要好。我无意评论，从小时候起就听到这种观点，当年俄国人和日本人把满洲地区建设得多么发达，然而人们该清楚地认识到，这种发达不是日俄建好之后白白送给本地人，相反这些外来殖民者想利用或者赶走本地人，建设属于日本或者俄国自己的城市。

在大连我没有去海边，很小的时候跟家里人去过老虎滩和傅家庄，早已没有什么印象了。这次在大连我去到的最靠近大海的地方是黑石礁，那里原本是日本人规划的海滨别墅区，现在是军队的住宅区，还有一些老房子保留着，作为商业开发的几栋保存的很完好，没有商业开发的就废弃在那里等待拆除或者自然倒塌了。

一座城市有水多少都会显得有灵气一些，但北方的大海不同于南方，更不同于河流湖泊，北方的大海是冷的，海水拍打在沙滩或礁石上，带给这座城市冷峻。然而，比起每年有一百多天冰冻期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大连已经是非常温暖了，一百年前俄国人来到这座这里，应该会觉得很舒适。大连又比日本大部分地区都更寒冷，日本人来这里应该不太舒服。

对于东北人来说，大连是东北最靠南的城市，在海南移民潮之前，营口等地也还没开发旅游资源，北戴河又只有少数人才能去疗养，大连就是东北人力所能及的相对温暖南方。在我小时候，提到大连只会想到旅游，这次对大连的历史探访，在这座我记忆中轻松快乐的城市里，挖掘出了有些沉重伤感的一面。

我告别了桑田先生，让他一定要把大连的故事讲给自己的儿子，这会成为他儿子的一首歌。跨越一百年，两个人在同一座城市里探访，他给我讲那些建筑的历史，我告诉他后来发生了什么。至此，桑田先生的陪伴就结束了，因为我要去的下一站旅顺，是一个对于日本和俄国很惨烈，对于中国又格外屈辱的故事，我希望独自前往。

旅顺：霓虹与露西亚的生与死

旅顺是一座与大连气质并不相同的城市，我一大早乘坐大巴车前往旅顺，路上要一个小时，空中弥漫着雾气，透着些许阴冷，天气预报说会下雨，我觉得也会。这是一座呼吸中感受到萧杀气息的城市，在上个世纪交汇时，十年相隔的两场战争，这里遍地都是挣扎、血腥与苦难。

我在大连的时候提到了一个与朝鲜有关的引子。在19 世纪末，朝鲜成了清日俄三国之间一个微妙的点，对日本来说，希望让朝鲜摆脱大清属国的身份，成为名义上的独立国家，这样才能逐步控制朝鲜；对于大清国来说，对朝鲜的控制是统治威严的所在，不会轻易放松；对于俄国来说，在远东还无法调动更多的力量，更希望用通商、开设公使馆、代训军队等温和的方式在大清国与日本对朝鲜的控制之外撬开一些空间。

在日俄两国刚刚接触不久的时候，两国还处于相对友好的关系中，日本对俄国军舰开放长崎港作为越冬使用，也允许俄国东正教会进入日本活动。1891 年，后来成为沙皇的尼古拉当时还是皇太子，他在访问日本时期遭到刺客袭击，即便如此也没有引起两国的敌对。

1893 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进而引发了日本和大清国的直接冲突，俄国保持中立，尽管俄国官方一直表示对满洲和朝鲜没有野心，但日本击败大清国之后在朝鲜半岛的势力扩张让俄国开始警惕。1895 年10 月，日本军人攻入朝鲜王宫，杀死亲俄的闵妃，拥护亲日的大院君主持政务。这种人身安全威胁加上前几个月俄国主导的三国干涉还辽，让朝鲜高宗相信俄国足以震慑日本，他萌生了依靠俄国摆脱日本的念头。1896 年2 月，朝鲜高宗逃入俄国公使馆寻求庇护，日俄开始交恶。

在此之后俄国占领旅大地区，紧接着1900 年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与大清国开战，日俄之间短暂达成了名义上的盟友。俄国更多地是派军队占领了满洲，对进攻北京兴趣不大，因为八国中只有俄国与大清国是陆地邻国，俄国并不希望两国全面战争，而期待趁乱蚕食领土利益。

义和团运动平息后，八国联军撤离，俄国企图长期占有满洲，并试图干涉朝鲜政治，这让日本彻底愤怒，同时日本也在对义和团的联合军事行动中发现了俄军的脆弱与腐朽，终于在1904 年，日俄战争在旅顺爆发了。

我在旅顺的探访，在对战争遗迹的寻觅中开始，这注定不会是一次让人心情愉快的旅行，不过话又说回来，能活在太平年景去面对过去多年的战争，已经是最大的心情愉快了。

我要去的第一个地方是旅顺的标志性建筑——白玉山塔，这座塔被印制在各种旅游手册上，蜡烛一样的外形再加上矗立于港口，很容易被认成一座灯塔，然而最初这是一座纪念日俄战争中日本阵亡官兵的“表忠塔”。日俄战争结束后，根据海军东乡平八郎将军和陆军乃木希典将军的提议，为了告慰阵亡将士，美化战争，1909 年日军修建了这座表忠塔。

远望的白玉山塔呈细长状，但近观底座其实非常坚固雄壮，这座塔并不是白色的，而是砖石本身的灰色，在正面有一道黑色铁门，并不开放，铁门上方的墙面上有四个黑字：白云山塔。

整座白玉山塔形似一根点燃的蜡烛，取长明灯祭奠阵亡者的寓意，也有说是子弹的形状，用煞气威慑镇守此地。底座台阶的石料是从日俄战争时期日本海军堵塞旅顺港口的17 条沉船上打捞出来的，塔身外部的石料是从乃木希典的家乡山口县德山采运来的，塔底座还有六根石柱。塔身内有旋转楼梯可以通向塔顶，在塔顶可以俯瞰旅顺全港，现在已经不开放了。1945 年日本战败后，苏军进驻旅顺，想要拆掉这座“表忠塔”，在中方的阻拦下保留了下来，只是把“表忠塔”三个字铲掉了，改成了“白玉塔”。

后来，苏军自己在旅顺也修了一座纪念塔，叫做胜利塔，同样是旅顺的地标之一，胜利塔建在平地上气势就低了一层，上半部分的金色塔尖又太精巧，显得过于纤细脆弱。

在白云山塔底有很多鸽子，有人散养在那里，出售鸽食供游人投喂，这些鸽子围绕着两尊大炮。这两尊大炮是1881 年清朝从德国购进的加农炮，在日俄战争中，俄国军队为巩固防御，从西鸡冠山炮台把大炮运到老铁山顶上，战后日军将大炮安置在白玉山。象征和平的白鸽围绕着锈迹斑斑的大炮，这个场面很美好，尽管明知是旅游区人为制造的美好，但依然让人会留步看一会儿。

白云山塔下面不远处是和忠灵塔配套的白玉山纳骨祠，日军为在旅顺围攻战中战死的军人修建的，骨灰存放于纳骨祠的地下室内。文革期间，白玉山纳骨祠主体建筑被拆除，只留下底座及周边部分，后来改建为海军兵器馆。

在旅顺有很多日俄留下的战场遗迹，这种近代攻防战的遗迹在国内并不多见，大多会随着城市地产开发和城区扩张而逐渐消失被掩埋，旅顺的遗迹是因为大多在山中才能保留下来，主要是炮台和堡垒，我去了其中的三处。

在旅顺的东边，东鸡冠山是重要的阵地，这里有旅顺著名的“两杆炮”。我冒着小雨徒步登山，其实可以乘车到半山腰，但我更愿意体验一下当年战争的气氛。114 年前日俄争夺旅顺的时候，差不多也是在五月份，日军在貔子窝登陆准备陆上夺取旅顺，双方开始了残酷的阵地要塞攻守，这场对峙一直持续到1904 年年底。

一大早的东鸡冠山人很少，即便在我选择的周末，也只有少数老年人愿意去登山。这座山的道路盘旋蜿蜒，虽然炮台海拔只有不到两百米，却要走半个多小时山路。我一大早空腹在雨中沿着漫长的斜坡而上，终于走到了望台炮台下方，然后还要继续爬陡峭的台阶。

早在甲午战争时期，清军就在东鸡冠山设炮台，称为将军台。日俄战争中，俄国把两门军舰上的加农炮拉上山顶，临时修建成工事。我爬上炮台所在的高地，仰头看到一座望台炮台纪念碑，落款是满洲战绩保存会，时间是大正五年十月，不过这块碑不是原件，原件在日俄监狱博物馆里。

在纪念碑下方是两门大炮，炮身保存完好，只是其中一门炮炮口有损坏。大炮上面有很多刻字，尤其是有很多俄文，时间大多是1945 年到1955 年之间，应该是战后驻扎在旅顺的苏军官兵到此游览时刻写的，我找了一位懂俄文的朋友识别，他说上面写的基本都是名字和类似到此一游之类的话。

望台炮台是旅顺东部的制高点，在旅顺西部的制高点是太阳沟西炮台，也是旅顺俄军阵地保留最完好的一处。我到太阳沟炮台已经是中午了，和早上的细雨蒙蒙不同，中午太阳穿透云层变得毒辣，爬上一座小山，首先是一座手握拳的雕像，再往山顶走一点就是阵地。穿梭在这片俄军掩体中，那些石头如同当年大炮的温度一样。

很多人对日俄战争的印象主要来自历史课本所讲，这是发生在中国领土上的两个列强之间的战争，稍微喜欢历史的人可能会从司马辽太郎的《坂上之云》中了解日俄战争的背景。司马辽太郎美化了这场战争，带着他本人对明治时代的精神向往。

日俄战争以日本胜利告终，却胜利的格外惨烈，其中惨烈为最的就是争夺旅顺的203 高地，我要去找寻的下一个遗迹，就是这片曾经吸饱了血的山头。

203 高地因其海拔203 米而得名，日俄战争中，203 高地是西线的制高点，距市区和港口要塞很近，是双方争夺的重要阵地。1904 年8 月19 日，日军在乃木希典的指挥下向203 高地进攻，在1904 年12 月5 日占领这座高地。203 高地可以说是争夺旅顺的决胜点，占领这块高地，日军就可以居高临下炮击港口，逼迫俄军舰队出港。

我乘车进入203 高地，这里被修建成一片公园，需要买门票进入，院内有景区车可以上到半山腰，再继续往上爬。天依然下着雨，这里作为中日友好单位而开辟了一大片樱花园，不过我去的时候樱花早已凋零了，就如同这山上曾经凋零的几万人一样。

在山上，远处可见一座子弹形状的塔——尔灵山纪念碑。为了纪念争夺203 高地的惨烈战斗，日本人在1912 年修建了这座尔灵塔，六边形底座由石料垒砌，基座是锈迹斑斑的褐色，上面的子弹形状雕塑是铜绿色。这座纪念塔的金属部分是用战后在203 高地收集的炮弹皮和子弹壳铸成的。塔身上刻着“爾靈山”三个字，是指挥203 高地战斗的乃木希典将军亲笔所题。

在这场战斗中日军伤亡1.7 万，俄军伤亡6 千余人，战后，乃木希典登上203 高地题诗一首：“尔灵山险岂难攀，男子功名期克艰。铁血覆山山形改，万人齐仰尔灵山。”，他将此山更名为尔灵山。 

在这场战斗中，乃木希典的次子乃木保典阵亡于203 高地，在此之前，乃木希典的长子乃木胜典已经在金州战斗中阵亡了。在尔灵塔下方，路边一条小路岔口走过去，我找到了乃木保典战死之处。一座四方的石头基座，上面立着一根石条，刻着“乃木保典君战死之所。这块纪念碑不是原件，共和国建立后，这块碑被砸碎，下半部分现在保存在日俄监狱博物馆里，上半部分找不到了。

在203 高地上，我沿着山间小路穿梭在树林中，路边散布着当年俄军的指挥所、隔离带和射击阵地。这是一场异乎寻常残酷的战斗，乃木希典战术落后，面对俄军经营扎实的堡垒带，让士兵发起正面仰攻，均以失败告终，士兵死伤惨重。这场战斗让乃木希典在国内备受谴责，舆论抨击他枉顾士兵的生命只为自己的军功，要求追究他的责任，只有明治天皇力保他。考虑到乃木自己的儿子也死在战场，我想他大概不是迷恋功名，而是对天皇知遇之恩的感激，因为他这样的旧军人已经不合时宜了，当时走红的是维新派。明治天皇驾崩后，乃木希典剖腹尽忠。

旅顺的战斗成就了几位后来有名的人物，《坂上之云》的主角之一秋山真之就是其中一个，不过秋山真之更具有文人气质，完全是被他的哥哥秋山好古拉进了军队，日俄战争之后，秋山真之变得有些疯疯癫癫，一心想出家当和尚却不被批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刚刚50 岁就病死了。

这场战斗的最高参谋长儿玉源太郎，当时已经当了8 年的台湾总督，他的前任就是乃木希典。乃木希典根本不会治理地方，军费开销又大，一度想把台湾卖给法国，已经到了谈判价格的阶段，直到儿玉源太郎主政台湾，才通过发展制糖业把台湾牢牢控制在日本手里。夺取203 高地时，儿玉源太郎要求乃木希典交出指挥权，他亲自指挥战斗，攻下了乃木希典久攻不下的俄军阵地。日俄战争后，儿玉源太郎制定了殖民满洲的方针，一手缔造了满铁，把他主政台湾时的民政长官后藤新平推荐为满铁首任总裁。

日俄战争虽然日本获胜，但并不意味着当时日本国力超过俄国，对日本来说，朝鲜与满洲是当时最重要的甚至唯一的扩张方向，是战略关注的重心，但对俄国来说，远东只是次要方向，在高加索和中亚，俄国要处处面对英国的围堵，欧洲才是俄国的重心。日俄战争战败，对俄国来说充其量只是局部扩张受挫，但对日本来说却是举国战争胜利。

在这些炮台，我看到的几块纪念碑的原件都被收藏在日俄监狱博物馆内，这引领我到这座博物馆内寻找。

俄国人在1902 年开始修建这座监狱，但直到1904 年战争爆发，仅建成一栋二层办公楼和东、中、西放射状的青砖牢房。战后日本人用红砖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改称关东都督府监狱，另外，监狱还设有工场，强迫囚犯劳动生产军需用品和生活日用品。1920 年改称关东厅监狱，并将监狱扩展建设。满洲国建立后改称关东刑务所，1939 年最后定名为旅顺刑务所。

我去这座监狱的时候，正好赶上当地一所学校组织集体参观，游客很多。监狱只有一部分开放，作为展厅使用。在其中一座展厅里，陈列着旅顺地区各处发现的日俄战争纪念碑。包括为了签订日俄《朴茨茅斯和约》的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的纪念碑、纪念金州战斗的乃木希典诗碑“山川草木转荒凉，十里风腥新战场，征马不前人不语，金州城外立斜阳”、纪念夺取旅顺凤凰山的“攻城山碑”、东鸡冠山第二堡垒碑、1926 年日本改老横山为剑山的石碑、白玉山纳骨祠净手槽、金州南山神社净手槽、旅顺三里桥俄兵墓碑、瓦房店妙法寺尽忠报国碑等等。

在旅顺日俄监狱内，曾关押并处决了一位撬动东北亚政治的人物——朝鲜义士安重根。我在探访中东铁路的时候提到这个事件，1909 年安重根在哈尔滨火车站刺杀伊藤博文，被逮捕后，关押在这座旅顺监狱内，现在监狱里展出着他的牢房和绞刑架，还有一座安重根纪念堂。

我到纪念堂的时候，正好有韩国人在给安重根的雕像献花，纪念馆中摆放着安重根的诗作手迹，其中一张写着“独立”两个汉字，落款是“庚戌二月于旅顺狱中 大韩国人安重根书”。在他的绞刑架前摆着一张他临刑前衣着朝鲜民族服装的照片，雕像前的照片是被捕后穿着黑衣的样子，照片上的安重根相貌普通，俨然闹市屠狗者。

在我曾居住的上海，离我家不远的虹口公园里，也曾有一位朝鲜义士尹奉吉在此行刺日本官员，炸死日本上海占领军总司令白川义则。公园里有一座梅亭，就是纪念尹奉吉，他的字是梅轩。

朝鲜人的抗日历史前半部分悲壮，后半部分悲哀，英雄义士没落到好下场，殖民鹰犬成了窃国大盗，所谓抗日穷三代，爱国毁一生。

离开日俄监狱，我前往白玉山脚下的旅顺火车站，南满铁路的南方终点站，也是整个满洲地区最南端的火车站，可惜2014 年之后已经不再发车了。1900 年俄国修建了这座火车站，最初的位置在现在的火车站对面，后来作为车站派出所使用。现在这座火车站是1908 年日俄战争后，日本人在俄国未完工的新站舍基础上建的，称为旅顺驿。

旅顺火车站是一座俄式风格的木质平房建筑，黄色墙面上白色线条装饰，屋顶是绿色的鳞片状铁皮瓦片，中间顶部为穹顶塔楼，站台上为木结构风雨棚，早期为了军事用途，铁道是直接铺进港口里的。

这座火车站虽然不再使用了，但还在售票，候车室内可以进入，我进去转了一圈没看到有人在，而且通向站台的大门锁住了，没法走到站台去。在这里拍照的人特别多，游客们都愿意来此取景，本地的老人们也会来这里怀念一下。如果我早四年来，这座火车站就会成为我此次南满铁路之旅的起点。

真是太可惜了，整条中东铁路北部干线和南部支线，都有很多小站已经没有客运业务了，只有少数慢车甚至检修车才会停靠。

离开火车站，我搭车前往鞍子山露国墓地，也就是旅顺苏军烈士陵园。

在这座墓地里埋葬的不只是苏军官兵，还有日俄战争俄军阵亡官兵和居住在旅顺的俄国平民。苏军烈士陵园前广场上耸立着苏军烈士纪念碑，进入陵园有一条通道, 两侧是苏军烈士墓，这些墓碑上有一些带着十字架，还有一些装饰着阵亡士兵生前的军种，飞机或者船锚的雕塑。

通道的尽头是另一座纪念碑, 纪念碑后面是一排矮树组成的树墙, 树墙后面就是俄军墓地和俄罗斯侨民墓地。我走进墓园的最深处，那里有一大片墓碑上写着“露兵之墓 ”。日本人把俄国称为“露西亚”，将俄军士兵称为露兵, 所以叫“露兵之墓”。旅顺争夺战中，俄军阵亡两万多人，其中14873 具俄军遗骸就葬在园区内“露兵之墓”中，这是日本为俄国阵亡官兵修建的。

日俄战争结束后，双方在1906 年7 月8 日成立了将卒遗骸委员会，负责战后俄军遗体的埋葬善后，这些墓葬里的遗体是从旅顺各个战场迁过来的。每个墓穴都是同一战场或相近战场阵亡士兵合葬的，墓碑上刻着他们阵亡的地点。

在俄国公墓的中心位置立着一座白色东正教标记的纪念碑，纪念碑中间还有东正教圣像。这是俄国为在日俄战争中战死的军人修建的，碑文正面写着“永远怀念为了信仰沙皇和祖国而献身的阿尔杜尔港的英勇保卫者”。

阿尔杜尔港是俄语转译的亚瑟港的意思，1860 年，英国海军阿尔及利亚号护卫舰来到旅顺维修，以军舰指挥官、皇家海军上尉威廉姆·亚瑟的名字将这里命名为亚瑟港。

在俄军墓地我发现了一座石碑很精致的墓，我的朋友尹宁帮助翻译了一下碑文，上面用俄文写着“我们很快会再见的，我可爱的朋友”，这是一位1900 年在天津与义和团作战中受伤阵亡的将军的墓，隶属于东西伯利亚军团。尹宁怀疑他可能是个贵族，不然不会33 岁就当上军团司令。

在这片墓地里除了俄罗斯人，还有其他民族的墓，主要是犹太人。我发现了几座墓碑上面的文字不是西里尔字母，我发到朋友圈里，唐戈老师帮我问了李勤璞老师，才知道是希伯来字母，这是个俄国犹太人的墓。

尹宁补充说上面的两种文字虽然是希伯来字母，却是意第绪语，墓主人出生在奥匈帝国的捷尔诺波尔（现在是乌克兰境内，斯大林时期进行了民族置换，曾经那里是犹太人、奥地利人和日耳曼人的城市），在奥匈帝国的犹太人都用希伯来语来标注其他语言。犹太人的墓碑很有特点，是一个蜡烛一样的圆柱形，这是生殖崇拜的象征。墓碑上的希伯来字母下面的西里尔字母也不是现在的俄语，而是十月革命前的旧俄语，很多字母不发音，现在仅存于教会斯拉夫语、保加利亚语、塞尔维亚语和马其顿语中。

在墓园中还有一些小孩子的墓，年龄大的十来岁，小的只有两三岁，一些墓碑上还有照片，照片上的小孩子非常可爱，但一些照片的脸部被毁坏了。

我走到墓地西北侧穿过一道小门，看到一座四四方方的建筑，顶端有一个小小的十字架。这是1907 年日本为阵亡俄国官兵修建的纪念碑，碑侧面刻着：“旅顺阵殁露军将卒之碑”“大日本政府建之 明治四拾年十月”。碑的正面有一座白色雪花石柱，用俄文刻着这样一段文字：“这里是在保卫阿尔杜尔港的战斗中悔过的阵亡俄罗斯士兵的遗骸”。

纪念碑南侧另有一条通道, 通道尽头有一个院子, 院内有南北两座红砖平房, 其中一座较高的是墓地祈祷所。祈祷所很小, 正门上方有黑色铁制雨棚, 雨棚上方是一个小小的东正教十字架，上方有梯形墙面，中心向内凹进去一块, 镶嵌有马赛克圣母头像, 再上方屋顶一个小小的洋葱头和东正教十字架。祈祷所旁边是守墓人小屋，红色墙面的一间平房。

走到雨中的苏军陵园，我站在纪念碑面前，想起了这样一句话：妈妈背叛了我们，他们都背叛了我们。

在旅顺，大部分的历史建筑都集中在太阳沟，被开辟成旅游街区，主要建筑基本得到了完善的保护，但还有一些改造严重失去了原貌。

我从苏军胜利塔沿着斯大林路向西出发，首先看到的是一座废弃的建筑，只有两条狗在这里看门，朝着我狂吠。这座二层建筑坐北朝南面对大海，看起来很豪华，侧面有一座红色建筑，红色建筑正面有几根高大的立柱，墙面上有一些涂鸦。

这座建筑是曾经的关东都督府，也是关东州厅，建于1900 年。最初是俄国建造的旅馆，日俄战争期间成为俄军医院，1906 年日本将前一年设在辽阳的关东总督府迁往旅顺，并改名为关东都督府，实行军政合一，民政部就设在该楼内。

1919 年，日本废除关东都督府，将关东都督府民政部改为关东厅，实行军政分治，这里成为关东厅民政部办公楼。1934 年，关东局在长春成立，改设关东州厅，受关东局管辖，这里成为关东州厅办公楼。1937 年关东州厅由旅顺迁至大连，此后，这栋建筑被当做旅顺师范学校和旅顺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校。1945 年苏军进驻旅顺后，这座楼就成了苏军的礼堂和俱乐部。

现在这栋建筑已经废弃了，院门紧锁，院子内遍布杂草灌木，隔着铁门可以眺望到远处的大楼，白色墙面和黄色屋顶，还有墙面上的精美雕花。

我从关东州厅继续向西走到中央大街，就是太阳沟最主要的几栋老建筑：旅顺博物馆、关东军司令部和华俄道胜银行。

1899 年，俄国驻旅顺首任总督阿列克谢耶夫主持旅顺街区规划，在旅顺新市街中央部位修建一个大型广场，周围建立行政机关驻地、银行、邮局等，广场南端修建士兵俱乐部，就是今天旅顺博物馆的前身。1917 年，关东都督府将原来的俄国士兵俱乐部扩建为博物馆，第二年博物馆开展，1934 年改为旅顺博物馆。

旅顺博物馆后面有一大片绿地，原本是1929 年日本人建的动物园，现在早就没有动物了，围墙等设施也都拆除了，但有一个特别巨大的圆形铁鸟笼还保留着，我走到那里看了半天，不知道那个到底是什么，以为是个很现代的东西。

从旅顺博物馆越过友谊塔，对面的两层建筑是关东军司令部，建成于1903 年，俄罗斯新古典主义风格。最初为俄国关东州陆军炮兵司令部，1906 年之后作为日本关东都督府陆军部，1919 年改为关东军司令部。1931 关东军司令部迁到沈阳，这里成为日本关东军下属陆军医院。我去的时候，这栋建筑正在维护装修当中，没有开放。

在关东军司令部东面是华俄道胜银行，一栋两层的俄罗斯古典建筑。1898 年，俄国在旅顺旧市街设立华俄道胜银行旅顺办事处，1901 年升为旅顺分行，是当时关东州唯一的银行，从事国库金融事务，1902 年迁到现在的地址。1915 年改作关东都督府物产陈列所，展出文物和存放各种图书，是旅顺博物馆的前期展馆。1918 年改为千岁街图书分馆。1925 年改为俱乐部，成为娱乐场所。

经过这三栋广场建筑，我继续向北走，五四街和文明街一带东西向是旅顺的老街区，有很多日俄时期的建筑，多数是当年俄国和日本官员的住宅，除了被军区占用的大型官邸之外，其他的民居房子都有不同程度的破损。开放的大型建筑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五四街与太光街交汇处西北侧的一栋两层俄式建筑，之前是社区医院，现在是海参博物馆。

在海参博物馆西南侧，是一大片住宅区，其中一座保存完好的老建筑是旅顺工科大学校长故居，这是一栋二层砖木结构的欧式建筑建筑，有地下室和阁楼，屋顶的设计和雕花特别漂亮。1927 年旅顺工科大学校长、理学博士井上禧之助入住此楼，之后这栋楼就作为历任校长的住宅。

在校长故居继续向西，在一个下坡处转弯掉头，会看到一栋二层楼房，黑色墙面红砖墙边，这是肃亲王府。这栋楼房原是俄国人的别墅，日俄战争后归日本人所有，1912 年，肃亲王从北京逃到旅顺，日本军方将这栋楼房作为肃亲王府使用。1912 年，日本参谋本部的高山大佐、日本浪人川岛浪速与肃亲王等人策划成立蒙满政权，并在日本黑龙会的支持下组织了宗社党。

肃亲王为进一步取得日本军国主义的支持，帮助他实现复辟清室的梦想，将自己的女儿金璧辉过继给曾担任过乃木希典翻译官的川岛浪速作义女，金璧辉从此改名叫川岛芳子，成为著名的间谍。不过这栋肃亲王府并不开放，而且与老照片上的样子相差有点大，应该是后面修复改建了。

我在肃亲王府东南走过两三条街，道路转盘南侧是215 医院，这是一座属于军区的精神科医院，在此之前是驻旅顺苏军的远东陆军总医院，里面有几栋老建筑。进入医院正门往里走，最先看到的是建于1901 年的俄国尼克巴基赛旅馆，一座中间一层、两侧三层的欧式建筑，这是俄国统治旅顺时期开设最早的私营大型旅馆之一。1909 年被日本改为关东都督府中学，是日本人在关东州创办的第一所日本男子中学，后来改为旅顺中学校寄宿舍。苏军接管后作为远东陆军医院的内科楼，现在是解放军215 医院放射线科和疗养科楼。

在215 医院内还有一座日本警察官练习所，最初是俄国人修建的商店，日本占领时期，这里先成为旅顺师范学校附属学校，后来关东州政府在此开设警察学校，1919 年关东厅成立以后改称为关东厅警察官练习所，苏军接管后改为远东陆军总医院的院部。

之前提到华俄道胜银行曾经作为关东都督府物产陈列所，1915 年，陈列馆搬到一座新建成的三层西洋古典建筑里，第二年改称关东都督府满蒙物产馆，这栋建筑就在215 医院隔壁。在满蒙物产馆马路对面，我在墙面上发现一块残存的广告牌，上半部分被黄色墙面盖住了，下半部分露出来“廉卖所”三个字，这也是日占时期修建的一家商店，老照片上看最初的名字应该是“旅顺商业廉卖所”。

在满蒙物产馆南边一条街的距离，是曾经的旅顺大和旅馆，现在已经完全看不出当时的样子。这栋建筑建于1903 年，1906 年日本人将该楼改建为大和旅馆。1927 年，上文提到的肃亲王的女儿金璧辉（川岛芳子）与蒙古王子甘布尔扎布在这家大和旅馆举行婚礼。1931 年，溥仪皇帝从天津来到旅顺，在大和旅馆居住，与日本人达成了建立满洲国协议，1945 年这座建筑被苏军接管，后来变成海军招待所所。

在大和旅馆对面是一排三层俄式风格建筑，这是曾经的旅顺师范学堂，建于1901 年。1915 年，日本将旅顺公学堂和金州公学堂的师范科合并，在此楼组成旅顺高等学堂师范科。我向东走到隔壁街道，这里有一栋建筑和师范学堂有点像，区别是全白色没有黄色装饰，也没有尖顶，而且只有两层。这是曾经的沙俄财政局，在日占期间，改为安倍晴明研究会，专门研究日本阴阳师安倍晴明。

在安倍晴明研究会街对面，有一座闲置的两层建筑，外观看起来保护状况不佳，有些破败，文物保护名牌写的是“海军新顺酒楼”，旁边一块字被拆除的红色牌匾上的印记是“大连结婚殿堂大酒店”。实际上这里原本是关东军宪兵司令部，是一个残酷的刑讯机关，这里应该有很多血腥凄惨的回音，在这开婚礼酒店，难怪已经倒闭了。

想要了解日本在旅顺的刑罚，在旅顺有一个更加全面的博物馆，就是关东都督府法院，在旅顺人民医院里面。这座法院由两侧平房与中间主楼组合而成，两侧平房是1902 年俄国建的兵营，中间主楼是1906 年日本人所建。建筑落成后，关东都督府的高等和地方二级法院入驻这里，朝鲜义士安重根就是在这座法院被判处死刑。1923 年，地方法院迁至大连，1948 年开始作为中苏友谊医院。1953 年，苏军将医院移交中国政府，改为旅顺人民医院，2006 年5 月作为法院旧址陈列馆对外开放。

在旅顺的最后一站，我去了一个远离城区的旅游景点——老铁山，整个满洲地区陆地的最南部，黄海和渤海的分界线。我找了一辆车，艳阳高照的海滨，司机带着我前往老铁山，那里有一座标志性的灯塔。

我从老铁山停车场沿着台阶走上几分钟，在一片山坡上就能看到这座灯塔。1893 年大清海关海务科把灯塔设置在这里，1898 年老铁山灯塔移交俄国管辖，后来又被日本占领。1945 年，苏军接管灯塔，1955 年将旅大海域的航标设施全部交给中国海军管理。

我登上了老铁山，但是通向灯塔的小路并不开放，只能仰望一下灯塔，好在当天天气不错，中午的时候云层散开，阳光照射在海面上，能够看到黄海和渤海分明的一条界限，分开了黄蓝两色。

明天我将离开旅顺，一路向北。随着空间的变化，时间也在变化，大清国将变成中华民国，沙皇俄国将变成苏维埃俄国，明治天皇将变成大正天皇，东方在慢慢撬动，西方已经开始准备大战，这个世界从逐渐瓦解的19 世纪，开始进入彻底破碎的20 世纪。

营口：最早开埠的口岸

离开了旅顺和大连，下一站我将前往营口。

营口火车站并不在南满铁路线上，而是通过一条支线在下属的大石桥市连接上南满铁路。1898 年，俄国人修建了营口到大石桥的铁路支线，方便从营口港向南满铁路沿线城市运输物资。这条支线并不在俄清协议里规划的中东铁路范围内，所以当时约定俄国临时使用这条支线八年用于运输物资，八年后拆除铁路。

到了八年后的1906 年，清政府根据条约要求拆除铁路，此时营口已经被日军占领，日本只肯归还营口的一半市区，在另一半自己建了街区和火车站。事情拖到1909 年，清政府被迫承认这条铁路为南满铁路永久支线，保留了下来。

营口火车站这一片到辽河沿岸都是营口的老街区，也是最早的开埠地带。起初清政府在这一带安置巴尔虎蒙古人居住，这些牧民住在窝棚里，称为营子。这片地区当时有很多潮沟，退潮时干涸，涨潮时海水没过潮沟，所以叫没沟营，又因为地处辽河入海口，后来改称营口。

营口是东北最早开埠的城市，1858 年中英《天津条约》签订，增设牛庄开埠为通商口岸，营口开始变成一座繁华的商业港口。关于营口开埠，一直有营口替代牛庄的说法，说当年英国人考察牛庄之后发现地势不易开埠，换成了营口。但根据张士尊教授的研究，当时条约里所说的牛庄指的就是今天的营口，营口当时属于牛庄旗属下面的口岸，清政府希望在这个口岸开埠而不是更靠近内陆的牛庄旗属驻地，英国人考察牛庄是希望深入内陆，但因为不适合通航而作罢。

1900 年义和团运动蔓延，俄国以剿灭义和团的名义大规模入侵满洲，占领了营口。1904 年，日本击败俄国后继续对营口实行军事占领，并成立营口军政署。1906 年，中日双方签订《交收营口条约》，日本驻营口军政署撤销，将营口交还给清政府。然而，日本只还了半个营口，另一半一直占领到1945 年。

对于营口这座城市，我之前完全不了解，所以就从营口火车站出发，一路沿着辽河向下游漫步街区。今天的营口火车站原址是日本人建于1909 年的新站，原本俄国人修建的牛家屯火车站在更上游一些的地方，1913 年之后就废弃了。如今因为营口东站（高铁站）的修建，营口火车站附近变得有些破败。不过，营口东站距离营口市区非常远，要在营口东站客运站乘坐客车一个多小时到营口客运站，才算进入营口市区。

我在营口火车站站前的街区散步，说是散步其实是令人不悦的体验，这边基本都是破败的待拆除改造街区，只有一些收废品和零件加工的房子显现出繁荣，这片街区临近的是营口比较老一些的商业街区，街道两旁诸多招牌陈旧的小旅馆，能看出一些火车站之前的繁荣。在遍布废墟的园林街上，我发现了一栋二层的红砖楼，这是关东厅气象观测所。

日俄战争期间，日本在满洲和朝鲜设立气象观测站点用于战争，1904 年，日本中央气象台在大连设立第六临时观测所，在营口设立第七临时观测所。这栋曾经的气象观测所上半部分墙面似乎是后来修复过的，颜色还有点新，但是下半部分损毁严重，已经漏出了里面的砖，一半的屋顶也没有了。墙上挂着禁止入内的条幅，落款是营口市房屋征收服务中心，房子周围也用铁皮围了起来，上面也用红油漆写着禁止入内。

我从气象观测所这条街道一直往西走，看到远处一个绿色的小阁楼，阁楼每个面都有窗子，上面是一个锥形尖顶。我走近那里，是一个丁字路口，这栋建筑在一家针织工厂的院子里，建筑墙壁是白色的，有两层，建筑的窗子比较有特点，一楼是每个窗子有三扇，二楼每个窗子有两扇，阁楼就只有一扇了。这栋建筑是1909 年创办的日本东亚烟草株式会社，早期这里称为东亚烟草株式会社营口制造所，后期改为支店，是《马关条约》签定后日本在营口建的第一家工厂。

我从园林街往北转向东升路，在辽河大道交汇东面发现了一座粉色墙面的歌舞厅，在一些东北城市，如果是看起来比较严肃的建筑却又挂着歌舞厅牌子的建筑，那么多半是曾经的工人俱乐部。这座歌舞厅是曾经的营口第一工人文化宫，再往前追溯是1935 年的营口公会堂。日本占领期间，满铁修建了这座用于集会、演出、展览的文化宣传中心。1936 年，营口公会堂开始放映宣传满洲国国策与赞美日本战争的电影。

歌舞厅往东绕回火车站，我背向火车站前广场往南走，半条街的距离就走到了人民公园。1905 年日本军政署在这里规划了旭公园，1920 年前后修建神社、忠魂碑与纳骨祠，二战后，神社被拆除。

我走进公园里，进门最先看到的是革命烈士纪念碑，从纪念碑往里面走，在一个小山坡上看到一座凉亭，这座凉亭原址是曾经营口神社的忠魂碑，凉亭下面是一片动物园，这种城市公园内的动物园已经不多见了，从小山坡下来迎面一座小小的猴山，这座猴山是曾经神社的纳骨祠，猴山旁边是碰碰车场。把神社的纳骨祠改为猴山和碰碰车场，这大概是对侵略者的愤怒与羞辱。

2015 年的《营口春秋》上刊登了一个有关营口神社的故事，2003 年，市民刘永春先生在人民公园湖边散步的时候，发现了一块日本人的墓碑，墓主人叫吉田文作，这个人1924 年曾经担任营口商业会议所书记长，这块墓碑差点被用来修葺湖岸，刘永春报告给了营口市档案馆，档案馆保存了这块墓碑。

营口的老建筑大多围绕着三个历史时间，1858 年开埠，1900 年俄国占领，和1904 年日本取代俄国继续占领，辽河广场周围和辽河沿岸的老建筑大多经历了这样的历史。

我到了辽河广场，广场南边是营口市第一中学，大门口就能看到一座欧式建筑，是曾经的俄国领事馆。1900 年俄国占领营口，用道台衙门和西炮台的建筑材料修建了民政厅，也就是俄国领事馆。这栋建筑黄色墙面、白色墙线、红色屋顶，在建筑的北面建有二层阁楼，西侧设有拱形门，人字架铁瓦顶，建筑整体保存完好。

在辽河广场西侧，我看到两座红色墙面的日本辰野式建筑，一座是牛庄邮便局，另一座是正隆银行。牛庄邮便局是1906 年建成的二层建筑，1876 年日本就在营口设立牛庄邮便受取所，1881 年撤销，1901 年重新开业，改名牛庄邮便局。1904 年2 月，上海成立了万国红十字会，一个月后在营口设立了第一分会，会址就设在牛庄邮便局，这是中国第一个红十字分会。

正隆银行也是1906 年建造的，结构为人字架铁瓦顶两层楼房，顶部带有阁楼，墙面用红砖和白石砌成。正隆银行名义上为中日合办，实际由日本人控制，1914 年总行从营口迁至大连，营口改为支行，现在这座建筑是交通银行。

银行很喜欢选址在老建筑中，这样显得气派厚重，让投资者有信心。和交通银行一样，位于东方街的营口银行选用的也是老建筑——牛庄居留民团役所。这栋二层建筑原本是俄国中东铁路局牛庄分局所在地，日俄战争后归日本占有，1907 年日本人改建成牛庄居留民团役所。这栋建筑黄色墙面、白色墙边、红色屋顶，突出的入口在中间，门却很小，两边是的六边形角楼。建筑正面上为方形穹隆顶，最上面还有一个小小的拱形塔尖，两边凸出的角楼各有圆形穹隆顶。

上面提到中英《天津条约》营口开埠，在营口目前还保留着两座与英国相关的建筑。一座是辽河广场南边的英国商会，一座是太古轮船公司。1904 年，英国人在营口成立英国商会，1915 年建成牛庄俱乐部，现在这栋两层红色建筑人字架门顶上就有“1915 ”字样。这栋建筑一层为半地下式，顶部设有阁楼。日本侵占营口期间，牛庄俱乐部被改作日本宪兵队，现在的牌子是皇鑫酒楼。

我继续沿着辽河岸边前行，这是一长条步行带，两边很多绿地，很多小孩子们在河边写生，沿着步行带可以一直通往辽河老街，曾经这是一条航运繁忙的水道。在路上，我看到了一栋红墙绿瓦的房子，就是太古洋行。1890 年，太古轮船公司来到营口经营船舶保险，在辽河南岸修建了这栋英国式的二层红砖营业楼，现在是一家画廊。

原本太古洋行背面是连着码头的，货物直接在码头进行装卸交易，现在辽河两岸修成了大堤，码头拆除了。

一说到太古洋行，我就会想起在北京常去的三里屯太古里，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以为太古这个牌子就是做方糖的，后来才知道是多么庞大的一个集团。太古洋行在近代中国的影响力仅次于怡和洋行，主营的航运业曾经在中国几乎所有的开放口岸都有生意。

从太古洋行继续西行就到了辽河老街，这里曾经是中国商人们聚集的街区，有多家老字号商铺旧址。在营口开埠之后，一些中国商人开始在营口从事实业，与英国人进行贸易。在奉系军阀统治时期，张作霖大力支持民间资本市场，营口老街商业兴盛，然而满洲国时期民间资本被抑制，后来就逐渐衰败了。

今天的辽河老街并不能让我提起兴趣，这条街上最大的叫卖声是“老板和老板娘都疯了，只要买就送，毛主席亲笔题词的长沙臭豆腐，由长沙空运来的臭豆腐，除了好吃没有别的优点”。诸多的老店铺被翻新之后变成了酒吧和冷饮店，街道两旁全部都是烧烤档，一栋三层高大建筑招牌只有三个字“卫生间”，那是辽宁无线电三厂旧址。

我无意评价一座城市对老街道的利用，我只是觉得这座东北最早开埠的城市，是不是可以偶尔稍微找寻一点点曾经的荣誉感，我在这条辽河老街上看到的唯一和东北相关的，是一句叫卖语“小时候的八王寺老汽水又回来了”。

在营口，我抽出半天时间去了大石桥，那里是真正南满铁路上的一站。不过很遗憾，大石桥的南满铁路遗迹只剩下一座铁路工务段寮房，已经废弃了，墙面完全看不出当年的颜色，只留下人字形屋顶保存完好，门上一块陈旧的招牌是“铁路招待所”。老照片上的邮便局、神社、火车站、日俄战争纪念碑、日本小学、电灯株式会社都已经被拆除或者改建了。火车站附近有很多红砖楼，是建国初工业建设时期的住宅区，火车站附近小旅馆非常多，也是上个时代铁路重要枢纽的体现之一。

这也是我历次历史探访都会面对的遗憾，很多历史遗迹如果没能转化为旅游资源，就会被拆除，大城市尚能幸存一二，小城市没准全拆了。不过反过来也有种观点，认为这种屈辱象征的殖民建筑不同于本国历史文物，就该被拆除。

在大石桥唯一的收获是烧鸡，大石桥的烧鸡很有名，做鸡出名的地方往往都是铁路交通要道，但不会是大站，而是交汇处的枢纽小站。比大石桥烧鸡更著名的沟帮子熏鸡也是因铁路而出名，沟帮子站是沈山铁路（沈阳- 山海关）和沟海（沟帮子- 海城，实际为海城南面唐王山站）铁路交汇站。这些枢纽小站旅客来往密集，又不像大站有很多餐馆可以选择，所以对可携带的火车熟食有不小的需求。家禽便于烹饪，熏制和烧制后也便于携带，一人或多人都可食用，成为了很好的火车食品选择。

多说一句新疆的大盘鸡也是来自交通因素，最早是给跑大车的司机们食用的，司机们吃饭时间短，往来时间不固定，不太方便提前准备，鸡可以现杀现做，配上浓郁的汤汁和面条，是很适合长途司机的食品。

鞍山：寻找钢的琴

鞍山是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工业城市，这个“真正意义上”指的是这座城市一开始就只为工业生产而诞生，在我前面走过的大连、旅顺和营口，更多的是商贸和军事作用，而我后面要去的沈阳和长春，政治主导更强，相比之下，鞍山建城的主要甚至唯一目的就是工业，特别是钢铁工业。

1909 年，满铁开始在鞍山探矿，发现这片地区富藏铁矿资源，1916 年满铁在千山设采矿总局，两年后迁到鞍山，正式成立鞍山制铁所。1933 年，日本政府将原定在朝鲜修建的昭和制钢所迁到鞍山，在鞍山制铁所已有基础上，建立制钢厂和轧材厂，成为钢铁联合企业。1940 年，满铁创办的采矿总局宣布解散，并入昭和制钢所。从此，昭和制钢已经成为庞大的工业集团，也就是后来鞍钢的前身。

在鞍山，有一处保留完好的昭和制钢所员工宿舍，被称为井井寮。这是一座造型很有特色的建筑，平面是一个等腰三角形，灰色墙面红色屋顶，每个定点上方有暗红色半圆形塔楼。井井寮有三层，靠五一路的两角为半圆形的塔楼，塔楼的入口处装饰贝壳花纹。这栋建筑现在成为一座手机市场，被分隔成一家家店铺，其中一座塔楼还被改成旅馆。同样的建筑在鞍山曾经有三座，现在只有这一座还保存着。

因为这栋建筑带有俄罗斯风格，所以也有人怀疑原本是中东铁路俄国员工宿舍，日本人来了之后接收了。但这个说法没有被证实，可查的记录里就是东京建筑会社在1920 年建造的。

从井井寮向北是对炉山，这里有一座标志性的水塔，曾经在电影《钢的琴》中出镜过。我叫了一辆出租车开上山，到山顶发现水塔被铁栅栏围了起来，无法进入。司机师傅说这座水塔年头可久了，解放战争的时候国共两边争夺这个山头，战斗特别激烈，后来这里是鞍钢的厂区，前几年还是可以进入的，后来周围建成了一片住宅区，大概出于安全考虑就围起来了。

对炉山因为对着鞍钢的高炉而得名，日本占领鞍山后，在对炉山一带建设了慰灵碑、采石场、住宅和学校，如今这些老旧建筑都早已不存在，只留下山顶的水塔。对炉山水塔其实不是鞍钢的工业设施，而是市区民用供水设施。1919 年鞍山制铁所在对炉山山顶修建了一座临时性给水槽，1933 年改建成现在这座给水塔。解放战争时期，对炉山的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国民党部队将对炉山作为控制整个鞍山铁东地区的战略重点，修建了很多防御工事。

因为无法进入水塔下方，我只能在周边转转，这座水塔整体外观保存很完好，部分墙面有少许裂纹，在水塔下方的灌木中，我发现了一座低矮的水泥房子，还有一个小小的出口，应该是当年国民党军队修建的地堡。

在鞍山市区内，和北面的对炉山遥相呼应的是南面的烈士山，这座山最早被日本人称为镇守山。1919 年，鞍山制铁所在镇守山开始造林规划，1924 年，日本人在镇守山东坡修建了天照大神神社，将此山改名为神社山。

营口解放后，神社被拆除，原址修建了鞍山烈士纪念馆，纪念馆前面的台阶就是当年神社入口的位置。我之前在一篇博客文章里得知，有人在公园里找到了神社拆除时散落的石条和石灯，其中石灯收藏在烈士纪念馆中。

我来到公园内寻找，在烈士纪念馆中并没有找到石灯，我又在外面一遍遍搜索草丛树林，找到了两座石墩，虽然上面没有任何标志，但应该是神社曾经的某个石构件，在我看过的博客文章中对这两座石墩也有提及，只是可惜更大件的石条没有找到，考虑到那篇博客已经是差不多十年前的了，应该已经被移走了。

在鞍山，“台町”地区是曾经日本人的生活区，我只有一个上午的时间去探访这片街区。当天一早就开始下雨，我没有带伞，冒雨前往台町，在经过胜利广场时，看到了鞍山的标志性建筑——焦耐院，全称叫焦化耐火材料设计研究总院。按照1949 年来划分的标准，焦耐院不算老建筑，但设计却很有特色，很容易被当成老建筑。

在上世纪50 年代，建筑界流行梁思成倡导的回归民族风格，建筑造型复兴中式，又恰逢学习苏联，受时代影响，焦耐院的设计采用了欧式与中式建筑结合的方法。大楼只有四层但是举架比较高，加上灰色外表显得有政治建筑物的肃穆感。在屋顶有一座仿清式砖石结构的八角亭塔楼，顶部为防空用瞭望塔，塔底围着石栏杆，栏杆四角柱顶有仿古宫灯，栏杆基座下部向楼外伸出飞檐。

从焦耐院继续东边走到东风街、迎宾街和铁东十二道街一带就到了台町，台指高地，町指街道，台町就是山坡街区。台町依山而建，以山顶为中心向山下呈扇形布局。

1919 年，为了给高级管理人员提供住处，鞍山制铁所开始修建台町。第二年，台町的第一批房子建成，共有17 栋，都是二层双户型别墅，台町住宅中只有这17 栋为双户型，其它的都是单户型。1924 年日本人在东山规划了山顶公园，建有忠魂碑和马魂碑，作为日俄战争的纪念。

1932 年昭和制钢所在鞍山成立，为了给更多高管提供住处，之后五年又在台町修建了82 栋日式住宅。此外，台町还有迎宾馆、当社图书馆、敷岛町警察官吏派出所等建筑。迎宾馆目前已经变成老干部活动中心使用，图书馆和警察局我在雨中沿着每条街道走了几个来回都没有找到，一方面下着雨影响视线，另一方面过往的记录中，门牌号和房屋特征与外观颜色可能发生了变化。

我在寻找对炉山水塔的时候，和出租车司机提到电影《钢的琴》在对炉山水塔取景过，司机说他并没有看过这部电影，我问他哪里还有老厂区或者工厂家属区可以去参观一下，师傅说十几年前大下岗的时候拆了一批，后来房地产热潮又拆了一批，现在市区里估计很少了，工厂里面的也不能让我进去，倒是可以去灵山区看看。

我按照师傅的指点去了灵山区，离鞍山市区大概半小时车程。《钢的琴》相当一部分就是在灵山区拍的，包括电影里炸鱼的池塘，现在被改成了恒大地产的人工湖，在我路过的鞍山市区与灵山区中间，大片的新楼盘建起或在建中。

到了灵山之后，我先找到火车站，一般火车站周围都是老房子。灵山火车站附近都是半废弃的铁路联房，成片的二层红砖楼，这些红砖楼已经很破旧，有的墙壁上还写着“毛主席万岁”的标语，红砖楼是没有大门的，大门处是一个门洞，然后直接对着内楼梯上楼，里面是一户户独立的人家，楼房一层有一些外面被开辟成菜地，或者搭建了塑料屋子做些小生意。

我沿着这些老房子前行，往南走一段开始有了比较新的楼房，在这些楼房区中心一条街道是市场，我要找寻的一个地方就在这片市场中——红旗拖拉机厂工人俱乐部。这栋三层红砖房在市场中依然显得比较高大，下面被分隔成一家家不同的店铺，正面最醒目的是宽带广告，只有正门上贴着的“演出期间，禁止找人”，能看出曾经的工人俱乐部气息。

电影《钢的琴》中有一段经典的追逐戏在此拍摄，一个工人的女儿怀孕了，可男方不承认，于是那些聚在一起造钢琴的工人们去这座俱乐部里打那个男的。这段戏中的配乐选用了Lube 的《Orlyata 》，歌词和这部电影搭配很有深意，“生在城郊的小雏鹰，成长中初试翅膀，生在城郊的小雏鹰，可也吃过坎坷迷茫，可别怪他们太心急，可别怪他们太幼稚，生在城郊的小雏鹰，向着蓝天高飞吧”。

这一段情节很有意思，让工人们真正冰释前嫌的，并不是一起造钢琴，而是一起去打群架。凝聚力的来源不是共同创造价值，而是共同使用暴力。工人有一种高度的组织性，达到顶点就是企业办社会，把整个社会建立在严格的工厂体制中。大规模失业之后，人们失去了组织，这时与工厂同样具有高度组织性的另一种社会团体形成，就是帮派，共同参与和“义气”相关的暴力活动可以说是帮派意识的雏形。在工人下岗浪潮后，东北的治安变得很糟糕，就是这个原因。

然而，工人们最终没有变成帮派，当然也更没有重新回到企业办社会的生产力组织中。电影里提到两个年轻人结了婚，男方后来外出打工了。这恐怕是之后另一个故事的开始，我只能说，人们又上当了。我们东北人就是容易上当，一张纸上面只要有一个公章，落款是什么办事处或者委员会，上面写啥我们都信，孩子般的天真。工人大规模失业之后，养貂、种树、养蚂蚁，大家一轮接一轮被骗，甚至骗子都会感慨这些人为什么这么缺心眼儿。

天真的信任是一个正常社会的必备品，却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奢侈品。

沈阳：重返故乡的灵魂

沈阳是我的故乡，这是我第一次试图以外部的视角去探访自己的故乡。与很多试图融入当地人的探访者不同，我并不觉得外人可以真的融入一个地方，也从不尝试去模仿当地人的视角看待某地，而是坦然地作为外来人去观察和记录。

从前我总会带着故乡的视角去看待其他地方，无论是某座建筑某种美食某个风俗，我都会对比故乡有没有相似的联系。这次故乡成为我旅途中必然的一站时，我一直在迟疑该怎样去看待这座城市，怎么去写这个故事。我一度想逃避着这件事情，绕开沈阳不写，直接去下一个地方，但这就太奇怪了，会让这条路线缺少重要的一环。

对于自己的故乡，我可能没有自己认为的那么熟悉。实际上，在我去过的很多城市，本地人对当地历史不一定都很了解，也可能根本不在意，甚至是通过外来的学者研究才知道本地的历史。我从小活动的范围很局限，就是从家到学校之间，诸多的地名只是听家人提及，我甚至不知道在哪个方位，也从没去过。18 岁之后离开家乡前往广东读大学，后来又在北京和上海工作，只有过年才会返回沈阳。

沈阳这座城市，我处在耳闻的熟悉和眼见的陌生之中，这让我此次对故乡的探访也是对自己童年记忆的印证。

沈阳的近代史与南满铁路有很密切的直接关系，在俄国修建中东铁路南部支线的时候，沈阳并不是重要的车站，俄国人规划路线总是避开清政府衙门与驻军所在的重要城镇，尽量自己修建新城镇。上世纪20 年代直到日本占领时期，尤其是满洲国建国之后，沈阳作为奉系军阀大本营和满洲人曾经的都城，城市的政治地位反过来决定交通走向，沈阳站开始成为满洲地区重要的大站。

围绕着铁路，1928 年皇姑屯事件和1931 年柳条湖事件以沈阳为开端，决定了中国乃至半个亚洲的命运。通常所说的“八年抗战”是从1937 年七七事变算起，也有“十四年抗战”的说法，是从1931 年九一八事变算起。但事实上应该以皇姑屯事件作为日本对华战争起点。因为张作霖在1927 年就任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是当时北洋政府实际上的国家元首，刺杀一国元首可视为对该国宣战，因此日本刺杀张作霖按照国际法就是战争行为。

不过，我们今天主流的历史叙事延续的是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一系，在孙中山去世后第二年北伐战争开始，这是国共两党合作的阶段，因此今天的主流历史叙事也是这一系，不承认张作霖的国家元首身份，以东北易帜之后的九一八事变或国民政府正式宣战的七七事变作为中日战争开端。

在张作霖死后，1928 年底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开始着手夺回东北的铁路。一方面，张学良对日本人逐渐采取不合作态度，开始自行建设新的铁路线与南满铁路竞争；另一方面在1929 年与苏联断交，派军队收回中东铁路。虽然很有魄力，但站在地缘政治的角度讲，从清朝末期到张作霖统治时代，都要在日本与俄国（苏联）之间保持平衡，张学良与苏联断交收回铁路，又在中东路军事冲突中惨败，让日本看到了奉军的虚弱，又确定了奉系政府与苏联的交恶，实则鼓励了日本在两年后侵华。

沈阳的近现代老建筑主要是沈阳站到中山广场一带，在日本人曾经的市区规划中，沈阳站是一个分界点，以西是铁西工业区，以东是作为商业和生活区的千代田区，也就是现在的和平区，千代田是东京的旧称。铁西区并不是我此次探访的重点，那又是另一个令人沉重的话题，我的旅程将从沈阳站开始。

我小时候，家里人一般把沈阳站称为南站，在我家附近还有一个沈阳北站。现在沈阳市在浑南新建了一个高铁站叫南站，沈阳站就不再被叫做南站了。过去沈阳站附近的中山广场、太原街、联营百货一片都是商业区，所以我小时候对于沈阳站的记忆并不是火车站，而是商场，那时候甚至还没有超市。

之前在扎兰屯的中东铁路博物馆里，我看到一幅俄国绘制的中东铁路的地图，沈阳站写的是“穆克敦”。其实，“沈阳”这个名字才是最老的，明朝时这里就叫“沈阳中卫”，努尔哈赤迁都沈阳之后改称“沈京”，后来皇太极改名为满语名字“穆克敦”，翻译成汉语叫“天眷盛京”，简称“盛京”。早期欧洲人的地图和称呼直接音译自满语，所以用的是穆克敦这个叫法。

清朝初年管辖此地的盛京将军主要负责军事和旗人事务，因此需要另设立一个行政机关管理民人事务。顺治皇帝时期，在盛京城设立奉天府，取“奉天承运”的意思，行政长官叫奉天府尹，管理民人事务。不过当时盛京城本身不属于奉天府管辖，直到康熙皇帝时期，才在盛京城设立了一个奉天府下属的县城承德县，这个县比河北承德命名要早，在雍正皇帝时期才把原来的热河行宫改为承德州。

一直到了1907 年，东北的三将军辖地改为行省，盛京将军辖地就改为奉天省，省会就叫奉天城，直到东北易帜以前，奉天既是省名也是市名。1929 年，改为辽宁省和沈阳市，到了满洲国时期，又改回了奉天省奉天市（当时满洲国分9 省，奉天省的范围不同于民国时期的奉天省，也不同于今天的辽宁省），直到解放后又改回辽宁省沈阳市。

俄国人规划中东铁路的时候，穆克敦站并不是一个主要大站，只是个四等站。1899 年底火车站建成时离盛京城略远，周围都是一片荒野，称为奉天站。日本占领奉天之后，奉天站客流量不断增加，1910 年修建了新的火车站，就是现在的沈阳站，日本在奉天的市区规划也是以奉天站为中心，向东边放射性展开。

今天的沈阳站和我童年记忆中不太一样，因为翻修之后太新了，尤其是屋顶的绿色过于鲜艳，有点与建筑的历史感不太相符。过去的沈阳站并没有绿色屋顶，而且现在为了室内高架，把屋顶抬高了。翻修之后，东广场候车楼红色墙面配以白色墙线和绿色屋顶，有三个穹顶，左右两个穹顶在两座白色塔楼之上，中间的穹顶在人字形屋顶后方。

沈阳站是典型的日本辰野式建筑。辰野金吾是日本著名的建筑设计师，在他之前日本设计师对欧式建筑基本是直接照搬华丽风格，就像大连旅顺那些日本建筑师设计的欧式建筑一样。辰野金吾设计的特点是以自由古典风格为参照，注重简约，红色墙面白色环带和半圆形屋顶是他作品的特点，他的作品摆脱了对欧式建筑华丽的模仿，开始探索简洁整齐与鲜艳色彩的结合，很多代表严肃性的政府机关、金融机构等建筑多采用辰野风格。修建沈阳站的两位日本设计师就是辰野金吾的学生。

我童年的时候，沈阳站周围最有标志性的不是车站本身，而是站前广场上的苏联红军纪念碑，纪念碑顶端是一辆坦克雕塑，本地人习惯叫坦克碑，1945 年十月革命纪念日落成，纪念碑下方安葬着苏军烈士骨灰。现在这座纪念碑已经不在站前广场上了，2006 年因为地铁规划，把纪念碑搬到了苏军烈士陵园。纪念碑本身与火车站周围的新古典街区气息很匹配，坦克碑本身的阳刚气质又衬得上沈阳这座城市本身，其实留在火车站本是很好的。

在沈阳站附近，同样风格的建筑还有三座：铁道1912 饭店、沈阳医药大厦宾馆和沈阳饭店。这三座建筑全部是红色墙体白边衬托。其中沈阳饭店最为醒目，在正面与西北面楼顶交角处盖有角楼，在拐角处还有一座钟楼，钟楼下面是一个巨大的麦当劳M 标志。沈阳饭店旁边的是铁道1912 饭店，这座建筑也是曾经的奉天满铁地方事务所，1912 年搬到这里，作为满铁在奉天铁路附属地的行政机关，这座楼拐角处楼顶有一座绿色鳞片状拱顶，解放后作为沈阳铁路宾馆使用。

在稍远一些的市府大路还有一座类似的建筑，是荷兰人设计1927 年修建的奉天邮务管理局，本地人叫北市场邮局。 1899 年，牛庄邮政局在沈阳、辽阳、锦州开设了邮政分局。1911 年以后，奉天邮局替代牛庄邮政局的地位。奉天邮务管理局平面呈U 字形，由高耸的塔楼和两翼侧楼组成。建筑正面为4 层，上部为钟楼，两侧为2 层建筑。在这栋楼建成时，沈阳很少高层建筑，尤其是较为市井平民化的北市场一带，所以这座建筑成了北市场附近的地标。

我从这三栋建筑沿着中山路向东走，看到一座黄色的大楼，如同一艘军舰迎面将道路分成两边，正面有舞厅和宾馆的招牌。这座建筑是七福屋百货店，是1906 年日本人在沈阳开设的当时最大的百货商店。我继续向东走，看到路边一座非常小的两层灰色房子，是一家卖海参的店，这座建筑在几条街道中间交叉处非常突兀，这是日本人当时建的南七条通派出所。不过在老照片上，这是一座红砖建筑，而且边角更加圆润，应该是后来稍微改建过。

在这座派出所北面有两栋邮政通讯建筑，一座是奉天邮便局，一座是奉天自动电话交换局。奉天邮便局建于1914 年，到九一八事变之前，以这座邮便局为中心的日邮系统已经形成，与中国政府开办的中华邮政共同占据市场，建国后这座建筑作为沈阳市邮政局使用至今。

奉天自动电话交换局大楼现在是一家中国联通，这座建筑建成比奉天邮便局要晚，1928 年建成，与前面的红砖建筑不同，这是一栋灰色混凝土现代风格建筑。这栋建筑外观造型非常简化，采取了较密的竖线条处理，整体趋向于简洁现代，去除色彩和古典装饰。

在这两栋建筑旁边，有一栋造型很奇怪的二层小楼，同样位于几条街交汇处的三角地带，墙面是暗红色与白色相间，屋顶也是红色，还有一个红色烟囱。在我童年的记忆中这是一家都市快车快餐店，现在建筑上还保留着“都快1992 ”的牌子。我在墙壁上发现了2013 年的文物保护铭牌，上面说这栋建筑建于1921 年，是一栋商业建筑。

对于我这一代人的记忆中，这栋建筑就是都市快车，开店的时候我才3 岁。我从来没想过这会是一座老建筑，也从没听上一代人讲过这栋建筑原本是做什么的，他们似乎也默认了这栋建筑就是都市快车快餐店。

在这家快餐店斜对面走过去一条街，能看到一座同样是红色墙面的建筑，面朝西方的楼顶有一座绿色拱顶。这座建筑是沈阳秋林公司，实际上走近看我发现外墙不是红色，而是深紫色，镶嵌着灰白色石柱头和浮雕。主楼营业厅为三层，东侧面还有一座小楼。这栋建筑是1923 年修建的，在主楼正门左右两侧分别镶有铸铁方型标识牌，分别铸有俄文和中文“ 秋林公司1906” 字样。秋林公司在1906 年来到沈阳，最初地址在中街一带，1923 年在当时的满铁附属地买了现在这块土地建楼。

从秋林公司继续往东走，就到了中山广场，整个一圈圆形地带如同大连的中山广场一样，都是老建筑，而且原本的用途和大连中山广场那些老建筑差不多，基本可以说是复制过来的。

这座中山广场是1913 年建成的，我不知道当时是否模仿了大连中山广场的设计。不过大连的中山广场是按照俄国人留下的规划图纸，日本人完成建造，沈阳的中山广场是日本人自己设计的。两者的差异，如果实地对比就会发现，沈阳的中山广场显得有些小气，圆形周边地带承载的建筑更少却显得更拥挤。这大概是说明，大连的规划是俄国的正常水平和日本的天花板，到了沈阳完全让日本人规划，就糟糕了。

沈阳中山广场刚建成的时候叫中央广场，1919 年改称浪速广场，浪速是大阪的旧称。最初中山广场中心树立的是一根汉白玉的纪念碑，老照片上可以看到，碑文上书有“ 明治三十七年日露战役纪念碑” 字样。日本战败后，这座纪念碑被拆除，改成一座喷水池，浪速广场改名为中山广场。1969 年，广场中央建起毛主席塑像，成为了后来中山广场的地标。

值得一提的是，沈阳铁西区与日本大阪的关系，在1941 年《满洲第一线》的一篇经济评论（作者武村次郎，译者“沈阳图景”宋铁）中提到，铁西工业投资主要来自日本大阪系资本，一方面为了建设满洲国，大阪系的工厂被招商而来，另一方面大阪资本家们预见到了日本国内的统制强化，希望把资本迁到满洲发展。

沈阳中山广场周围的建筑与大连中山广场大体相同，也就不需要再去介绍那些建筑曾经的单位。这一片现在被政府规划为文物保护建筑群。包括1926 年建成的东洋拓殖株式会社奉天支店，1931 年之后是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现在是沈阳总工会；1920 年建成的朝鲜银行奉天支店，现在是华夏银行；1925 年建成的横滨正金银行奉天支店，现在是工商银行；1929 年建成的大和旅馆，现在是辽宁宾馆；1937 年建成的三井洋行，还做过日本空军大楼，现在闲置；还有最早的一栋，1906 年建成的奉天警务署，现在是沈阳市公安局。

值得一提的是大和旅馆，九一八事变当天，这里是日军的指挥部。1932 年2 月16 日，由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主持，在大和旅馆内召开东北政务会议，确定满洲国的高层官员，不久之后，满洲国宣布成立。

在太原街附近的联营百货一带，日本人1912 年在这里修建了神社、忠魂碑和忠灵塔。忠魂碑和旅顺的尔灵塔一样，为子弹型外观，上面有“纳骨堂”三个字。老照片上的忠灵塔在忠魂碑斜对面，显得更粗，白色墙面红色塔顶。这片祭祀建筑在解放后被拆除，改为商业街区。但日本人当时规划的千代田公园保留了下来，改成了今天的中山公园，日本著名指挥家小泽征尔就出生在千代田公园附近。公园内有一座1912 年修建的千代田水塔，目前还完好地保留着，本地人叫中山公园水塔。老照片上还有另一座水塔，不过早已消失了。

我从中山广场圆形东边出口走出，路北有一座棕色外表的三层新古典主义建筑，这座建筑曾经是赤十字社支部，外观保存较好。这座建筑建于1920 年，整体结构非常规整，正面有混凝土分格装饰，显示出很强的庄严感。赤十字社是日本在满洲地区成立的红十字会组织，最初是1909 年在旅顺成立的日本赤十字社满洲委员部，并在各地设立支部和医院，满洲国成立后改为满洲国赤十字社。

可惜这栋外观非常严肃的建筑，我去的时候外面挂满了好几排彩色雨伞，我不知道是什么用意，这种审美让人尴尬。

在这座赤十字社对面是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1911 年满铁在这里设立了南满医学堂，名誉总裁是当时的东三省总督赵尔巽，1922 年改为满洲医科大学，1949 年之后与其他两所院校合并为中国医科大学。

沿着赤十字社和南满医学堂的街道继续向东走，在桂林街往北拐进去，我发现了一座小院子，院子里有一座造型非常别致的建筑，一层是灰色墙面，二层是黄色墙面，都是灰色瓦片，有多个人字形屋顶。这栋建筑建于上世纪20 年代，牌子上写的是沈阳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旧址，也就是当时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兼沈阳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陈云的故居，但我没查到在此之前这栋建筑是做什么的，看起来应该是民宅。

刚才提到中山广场周围的建筑中有好几家曾经日本的银行，在沈阳的其他地方，还散落着一些曾经其他国家的银行建筑。大帅府附近如今已经被改成金融博物馆的东北边业银行，是一家中国本土的银行。1919 年皖系军阀徐树铮在蒙古库伦创办了这家银行，以开边创业为目的命名为边业银行，第二年迁往北京。1924 年，奉系军阀张氏父子乘第二次直奉战争胜利之机买下了这座银行，两年后迁往沈阳改为东北边业银行，1932 年并入满洲国中央银行。

曾经的满洲国中央银行千代田支行旧址如今是亨吉利世界名表中心，这座三层棕色建筑在南京北街和中华路交汇北角，正面是四根显眼的爱奥尼亚式石柱，顶部还有“1928 ”的字样。这座建筑建于1928 年，1932 年成为满洲中央银行千代田支行。

在沈阳今天能够看到的众多老银行建筑中，美国花旗银行和法国汇理银行是保留至今的两座建筑。花旗银行奉天支行是欧式风格的白色两层建筑，建于1928 年，整个房子是个正方体，建筑正面有6 根巨型水泥柱，屋内举架很高，大型欧式窗格很气派，现在是梅龙镇酒店。奉天的花旗银行设立于1928 年，主要服务于在奉天的欧美洋行和商社，九一八事变后，花旗银行营业状况愈差，1935 年6 月倒闭。

法国汇理银行奉天支行营业楼现在归沈阳市公安局使用，这栋建筑建于1924 年，建筑下半部是灰色墙面，上半部是红色墙面，阳台是白色围栏，屋顶是绿色。1917 年，汇理银行在奉天设立了支行，主要业务是服务法国在满洲的工矿企业，提供金融贸易和信贷等金融活动。日军占领奉天后，将汇理银行关闭。满洲国时期，汇理银行成为警察署所在地，解放后继续归公安部门使用，一直到现在。

在汇理银行不远处，走到八一公园，小时候父亲总带我来这儿，有一大片花鸟鱼虫市场。八一公园路对面是沈阳迎宾馆，也是从前的俄国和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所在地。1906 年日本和俄国同时在奉天设立了总领事馆，第二年，俄国人在这里修建领事馆馆址，一直用到1917 年，1931 年到1945 年成为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名义上是一个外交机构，实际上是日本外务省派驻满洲地区的外交总办事处，也是日本在满洲地区的殖民机构。建国以后，一直作为沈阳市政府的接待机构，1985 年正式成为沈阳迎宾馆。

在这座日俄的领事馆附近，原本还有法国、英国、美国和德国的领事馆，其中英国和美国领事馆都已经拆除了，德国领事馆现在是军区政治部幼儿园，法国领事馆现在是中国移动营业厅。

曾经的奉天，除了关东军司令部和日本领事馆之外，还有一个日本的重要殖民机构，就是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奉天公所。这座建筑原址是道教的景佑宫，满铁迁到奉天之后，日本人把这里改建成满铁奉天公所。1924 年，因为原建筑太狭小，在原址重新建筑一座兼有中国和日本古建筑风格的新楼，1921 年建成，中式四合院与西式拱券廊相结合，绿脊黄琉璃瓦顶。这栋建筑现在是沈阳市少年儿童图书馆，但我去的时候，整个建筑都在维修中，是锁着门的。

在满铁奉天公所往北走，到了沈阳故宫附近，在这一片最有名的建筑就是大帅府。但我并不打算进入，因为游客太多了，而且对于沈阳人来说，了解张氏父子是不需要去大帅府的。我更感兴趣的是大帅府附近的另一座建筑——东三省总督府。

日俄战争后，清政府改东北三将军辖地为行省，盛京将军作为东三省总督。首任总督是徐世昌，二任是锡良，三任是赵尔巽，赵尔巽晚年怀念清廷，花了13 年编写了《清史稿》，在沈阳万泉公园旁边还有赵尔巽故居。赵尔巽有个弟弟叫赵尔丰，我的上一次西康省之旅，历史的起源就来自赵尔丰主政川边。袁世凯就任总统后，希望邀请赵尔巽担任职务，但赵尔巽坚定反对共和，袁世凯组建了清史馆让赵尔巽当馆长，并且给在辛亥革命中被处决的赵尔丰昭雪，赵尔巽才在民国政府中担任职务，直到1927 年去世。

东三省总督府紧挨沈阳故宫，南边是大帅府。总督府建筑装饰很华丽，外观是青砖墙体，配上红砖作为条形装饰，绿色屋顶上有三处阁楼窗，建筑正面入口有一道带着装饰的石门。这座建筑长期在维修中，在我去的第二天，有一个艺术展在这里举办，应该维修之后重新开放。

赵尔巽主政东三省时期，恰逢清末政治改革。日俄战争后，清政府决定施行新政，1907 年，清政府决定模仿君主立宪制国家议会体制，在各省开始筹办设立咨议机关，当时的首任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开始筹办奉天省咨议局。1909 年，奉天省咨议局正式成立，1912 年到1918 年间，奉天省咨议局成为奉天省最高权力机构。

现在奉天咨议局只保留了当年的辅楼，原建筑中央为小型圆形广场，现存这座建筑为两层，属于巴洛克风格建筑，墙面由红砖和青砖构成，大楼四角和窗柱都有精美的罗马柱头，柱头由红砖雕刻而成。这座建筑的柱头、窗沿、楼顶装饰都十分精美，可惜破坏严重，部分墙面青砖脱落露出了里面的红砖，面向院子的一侧墙壁破坏的更为严重，明显日常缺少维护。建筑的窗子都是开着的，风吹雨淋和热胀冷缩对这种砖建筑破坏很严重，即使没有人为破坏，砖面也会脱落风化。

在东三省总督府往东走，路过1912 年修建的小南天主教堂，正式名称是耶稣圣心主教座堂。在老照片里，这座天主教堂曾是老奉天城远景最明显的建筑。1861 年法国天主教从营口传到沈阳，1878 年修建了最早的教堂，但是1900 年义和团运动中，教堂被烧毁，1912 年用庚子赔款重建了现在这座教堂。

与小南天主教堂相同命运的是东关基督教堂，1872 年，英国基督教传教士、苏格兰牧师罗约翰来到沈阳创立教会。1900 年基督教堂被焚毁，1907 年在原址重建。1910 年，罗约翰牧师退休回国，基督徒们为他作诗刻碑作纪念，战乱时期这块碑被封在教堂内得以保存至今。但我去教堂的时候，教会的人员并没有让我看到这块碑，可能是不方便展出，他只说这块碑是繁体中文写成，在教堂墙内封存，另外教堂的牌匾“东关基督教会”也是当年保存下来的老物件。

在沈阳，保留下来的俄国和日本的宗教建筑并不多，基本完好的只有两处，一处是日本的奉天灵庙，一处是俄国的救世主战争纪念小教堂。

在皇姑区岐山中路的公安厅家属区院内有一座老干部活动中心，日式仿唐建筑，这是曾经的奉天灵庙，是日本在奉天修建的最后一座神社，也是唯一一座保留下来的。这座建筑1938 年建成，屋顶覆盖着绿色的瓦片，大殿四周环绕着红色柱子，这座奉天灵庙里面曾经供奉的不是日本人，而是满洲国人。

在沈阳曾经还有一座供奉日本人的奉天神社，1915 年建成，位置在现在的八一剧场院内，直到80 年代中期还有一座拜殿残余，几年前的照片里还有两座狛犬的石像，但我去的时候正在维修，被列为军管区不允许入内。

在沈阳没有东正教堂遗迹，只有西塔地区一座俄国墓地祈祷所。这座祈祷所正面在沈阳市殡葬车辆管理中心院内，背面在和平区委党校院内。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占领了奉天，经过当时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同意，俄国在西塔地区建立了这座教堂，用来祭奠在奉天会战中阵亡的官兵，这里也成为埋葬俄国官兵遗体的墓地。教堂通体圆形，西面有门锁着，东面凸出圆形部分，上有镂空十字装饰。整个建筑物为青石砌筑，教堂绿色的屋顶饰以象征古代武士盔甲的鳞片状瓦片, 顶部是武士头盔的样式。

在远离市区的苏家屯沙河地区魏家村，两个山头各有一座日俄战争纪念碑，一座东正教十字架样式的是俄国碑，叫做日俄奉天会战沙俄阵亡将士俄碑；一座方塔形的是日本碑，叫做日俄奉天会战日本第四军战绩碑。

说回到西塔，清朝初期沈阳城内修建了四座塔，对应着四座喇嘛庙。东塔对应的是永光寺，寺庙已经不在了，沈阳人提到东塔更多熟悉的是东塔机场，这座机场是1921 年张作霖为组建空军修建的，目前机场已经废弃；南塔对应的是广慈寺，更出名的是南塔鞋城；北塔对应的是法轮寺，寺庙保存非常完好；西塔对应的是延寿寺，但沈阳人一提到西塔就是西塔大冷面和朝鲜百货，因为这里是朝鲜族和韩国侨民聚居区。

清朝末期，很多朝鲜人来到满洲开垦土地，其中有少数人来到奉天，后来随着铁路的修建，更多朝鲜人聚集在西塔周围，为俄国和日本的铁路工程工作，而且寺庙周边人流聚集商业繁荣，没有土地的朝鲜人就做些与食品有关的小生意。到了上世纪30 年代，开始出现朝鲜侨民会馆和朝鲜市场。西塔还有一座基督教堂，1917 年修建的，大部分教徒都是朝鲜族，受韩国影响，东北的朝鲜族中信仰基督教的人很多，不过现在这座西塔基督教堂建筑是1992 年重建的。

我对朝鲜族没有什么特别深刻的印象，沈阳流行文化受韩国影响很大，朝鲜族餐馆和韩国外贸服装店非常多，并不稀奇。朝鲜族的烤肉馆子很有名，泡菜、冷面和打糕非常好吃，近些年韩国流行饮食不断进入中国，比如部队火锅和啤酒炸鸡这些，说真的比朝鲜族传统饮食差的不是一点半点。在饮食传统上，南朝鲜整体不如北朝鲜，北朝鲜不如东北朝鲜。

在西塔和沈阳站之间，是1934 年建起的奉天满铁大楼。 1936 年，满铁改组管理机构，将原来的铁道总局、北满铁路管理局、铁道建设局合并，在奉天设立铁道总局，这栋建筑就是满铁铁道总局，现在归沈阳铁路局使用。

满铁在沈阳留下的还有两座相关建筑，日本特派员办事处现在是沈铁第一招待所，这栋建筑在西塔南边一条小街里，吸引我的是一座角楼有一座绿色鳞片状拱顶，在很远处就能看到。这栋建筑建于1916 年，曾由南满铁道株式会社会馆和荷兰驻满洲国公使馆使用，1935 年，日本在此设立日本特派员办事处。

另一座建筑非常可惜，是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奉天图书馆。满铁奉天图书馆于1910 年底开设，在1921 年底迁入后来的馆址。然而现在这座建筑并不是老房子，原本的建筑已经在2006 年被拆除了，现在这座建筑是在老建筑原址西南500 米处复建的，但其实和原建筑完全不一样，非常可惜。“沈阳图景”曾发过一篇文章，作者在图书馆被拆除前去探访了一次，留下了珍贵的照片和记录。他提到了一件值得玩味的事情，这座建筑原本是沈阳市二级文物，但是在拆迁公告发布时，文物保护牌子被摘掉了。

在沈阳现在有两处关于铁路的纪念馆，一处是皇姑屯纪念馆（皇姑屯事件发生在京奉铁路与南满铁路交叉口桥洞处），一处是九一八纪念馆，后者更加有名，小时候学校都会组织参观。对于九一八事变中的不抵抗政策，历来是一个格外复杂的点，这意味着谁来承担历史罪人这个骂名。抛开亲历者回忆录中的自我美化，不要认为历史混乱局面下的统治者一定会有清晰的大局观，如果能理解这一点，就能理解九一八事变中的不抵抗政策。

在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军队与政府之间并不是完全一致的，中国方面很难全面获悉其中的关系。对于这样一场突发事件，无论是张学良还是蒋介石都未必能清晰做出判断，究竟是日本全面对华战争，还是局部军事冲突或者误会。两年前中东路事件的惨败，让张学良对自己的军队缺乏信心，不敢轻易作战，等到冲突局面扩大之后，只好软弱地撤回关内。事变发生后，9 月19 日和24 日，日本内阁做出声明表示不会扩大战事，这又误导了蒋介石和张学良，寄希望于国际调停。

当然张学良这个人本身也有问题，谁对他好，他就背叛谁，谁耍他，他就信任谁，放弃了自己本来归属的土地和乡亲们，一味相信外来人的时髦思潮，能好才怪呢。所以他晚年皈依基督教寻找精神寄托，不然他没法面对自己。

就在日本内阁作出不扩大战事方针之后不到三个月，首相若槻礼次郎辞职。第二年，亲华且反对满洲国建立的犬养毅当选首相三个月就被暗杀，军方人士斋藤实上台。

皇姑区并没有太多近代老建筑，离我家最近的是清朝皇太极的昭陵，我们一般叫北陵，以前那边是游乐场，游乐场后面陵寝有一大片森林，是难得的市内大面积绿地。我小时候，父亲总带我去北陵后山的森林里探险，很多上百年的大树，还有很多松鼠和喜鹊。我们父子俩在森林里一待就是大半天，想来也很有意思，在一座重工业城市，我童年最深刻的记忆竟然是关于大自然的。

我从小生活的街区远离老城区的繁华地带，也没怎么被改造过，甚至可以说从我母亲小时候到现在，这片街区基本没有什么变化。我家附近有一座五一商店，上世纪50 年代就有这家店，一直到现在，虽然已经改成了超市，但是楼顶的“五一”两个字依然保留着，那是我童年最美好的零食记忆。还有我小时候住的街对面，有一座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我童年的时候叫北陵电影院，天天广播影讯。1954 年这里是苏联专家俱乐部，1956 年在此审判战犯，之后一直作为电影院使用，直到90 年代。

沈阳有个地方叫八王寺，沈阳著名的汽水品牌叫八王寺汽水，这牌子1920 年就有了，北京有个地方叫八王坟，我之前住的地方上班路上总会路过，这两个“八王”说的是同一个人，努尔哈赤的十二子英亲王阿济格。努尔哈赤制定了八贝勒共治制度，其中多尔衮和多铎算一个人，再加上大贝勒代善，一共十个人，阿济格排行第八，所以叫八王。

回到沈阳的时候，我专门去吃了一次家乡的烧烤，很多人说东北轻工业直播重工业烧烤，其实烧烤确实是个跟工业有点关系的事情。什么人有吃烧烤的需求？是工人，干一天活儿之后吃烧烤喝啤酒是一种消遣，烧烤的烤炉、木炭、签子，都是工业品。东北烧烤除了基本的肉食，很多都是工业副产品，比如茧蛹子。东北纺织工业发达，纺织工业的副产品就是蚕，不是南方的桑蚕，而是柞蚕。当然我个人觉得茧蛹子烤还是不如爆炒好吃，因为这玩意吃的就是里面鲜香的汁，烤容易烤干了，大火爆炒特别好。

为什么东北烧烤比较发达，因为烧烤本身就是很简单的事情。我小时候看到的烧烤就是路边支个炉子，上面放个铁丝网，拿自行车的辐条当签子，讲究点的自己焊一个长条的烤架，再安个鼓风机就行了。而且烧烤和火锅很像不需要大师傅，准备材料就行了，烤的人和吃的人都方便，还能下酒。

东北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大量工人失业，一下子出现大量社会闲散人员，一堆人都去干餐饮，就像马路上一堆修自行车的，比骑自行车的人都多，因为不会干别的，同样这些人干餐饮只能挑最容易的干。社会萧瑟，吃饭的人也没心情挑嘴，就给他吃点调料味重的、有肉的、热乎的、能下酒的就行，那就是烧烤了。

我琢磨着，这里面可能还有一点文化气质，烧烤烟熏火燎的，有点像工厂那种感觉，可能跟人们生活的氛围、工业的记忆等等方方面面的带着些联想，而且冷的地方，人们对火焰很有好感，天寒地冻的，点个火人们就高兴。

一座城市的灵魂来自人们记忆的叠加，会烙印在每一条街道，每一块砖石上。沈阳努力在想起自己的灵魂，有时想到清朝陪都，有时想起奉系大本营，有时想起大工业建设，可能偶尔还有点日本人的闪影。可这座城市没有找寻回自己的灵魂，那些旧日的荣耀在人们心中逐渐抹去，当这座城市的所有人不再骄傲时，城市的灵魂就彻底迷失了。

我觉得难过，我没有帮故乡找回它的灵魂。

回到家乡我很容易陷入悲伤，不光是东北，整个北方都不太容易高兴起来。北欧的音乐，俄国的文学，都是关于生命与死亡的感受与思考，偏偏北方又盛产原始丰饶的文化，鲁莽的淫欲和野蛮。漫长的寒冬里，人会在极度的苦闷无聊中走向两个极端，要么极端深刻压抑，要么极端低俗撒欢。一边是酒鬼、妓女、狂欢，另一边是悲伤、悲伤，和他妈的悲伤。

辽北吉南：被戏谑土地上的严肃过往

辽北吉南，是一片属于巫的土地，这片土地上的山峰河流、癫狂和缄默的人，都带着巫的气质。这条地带夹在沈阳和长春两座政治导向的城市之间，远离哈尔滨和大连两座俄国人修建的国际化都市，成为一片带着茂盛生命力自由生长的腹地。

东北弥漫着神秘主义空气，人们依然保留着对大自然的崇拜，那些成精的动物、出马的仙门、鬼神志怪的故事流传在这片最早进入城市化的土地上，人们对此充满敬畏。这片土地上的人有一种特别的魅力，外在张扬浮夸，但如果聊久了，他们会抽冷子来一句深沉到骨髓里的话，俨然天选圣愚。人的气质来自大地，风与河流中都会带着这片土地祖先的记忆，塑造着人的生长。

我的挚友钱赓的故乡就在吉林，他有一种特别仙儿的气质。2012 年我从珠海来到北京参与创建一本青年文化杂志《云爆弹》，我的主编阿玉大人那时还只是个16 岁的少女，却有着远超越我的眼界见识，在杂志工作我又结识了球球，他极具人格感染力，对审美有着灵性的高度，尤其是他对很多问题有着惊人的洞见力，还有视觉总监晓青，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俩每天一起工作餐，我感觉她像我亲姐姐一样，这大概是杂志最早全职的几个人。

后来钱赓加入了我们，一开始我和他只是普通相识，我知道他在做一些艺术创作，但了解不多。大家一起做杂志的那几年，恐怕是我为数不多的快乐时光，和有共同志趣的朋友，做着有荣誉感的事情。直到再后来因为不可抗拒的因素，杂志停刊了，几个月收尾工作之后，我们用一次比利时之旅结束了这本杂志，也结束了我的第一份工作，时至今日我已经不太想赘述整件事情。

之后那段时间算是待业亦是自由职业的阶段，我和球球、钱赓常在一起玩，互相扶持鼓励，共同经历了非常低谷失落的大半年，后来逐渐事情有了好转，我们也有了各自新的事业。钱赓和另外两个朋友，嘉熙、国阳共同经营一家设计工作室三只猴子，我有时候去他们的工作室玩，他们的工作室充满了很多乐趣，和他们三个人在一起对我算是一种精神慰藉和鼓励。

也是在我们共同经历的低谷期，我开始尝试深入了解钱赓的艺术，我很难用文字去描述他的作品。他的作品给人一种发自灵魂的张力，表面上是一种诡异、残酷、疯癫的冲击，但内在却是一层带着温情、决然、深刻的底色。

人们把东北视为一个整体，但实际上存在两种文化渲染的东北，一个是工业的东北，一个是山野的东北，这两种东北互相叠合，也有差异。工业的东北像一头坐在河边发呆的熊，山野的东北则像一只撒欢的傻狍子，在东北人身上叠合了这两种气息，平时人们流露出来的是山野的东北，也就是关里人所说的东北人的幽默感，但是当东北人独处不需要表达幽默感的时候，工业的东北一面就会释放出来，悲哀、失望、沉重。

在不同人身上，工业和山野的比重不同，这也和他们自身所在地区的气质有关联。这种山野的东北气质我在很多辽北吉南地区的人身上都能看到相似的影子，那是大地与流水的气质。那些村头街角的疯子，他们是这片土地神仙的化身，疯癫与愚蠢是放弃了人的理智接受神圣的引领。我们普通人无法被选中，只能自我探索内心，在精神世界里寻找那些超越理智与经验的缝隙，竭力去摸索我们灵魂中那尚存的通灵的绳索。

回到我探访的路上，在我去的这四座城市中，绝大多数的近代老建筑都已经损毁或者拆除了，但不妨碍我前去走走。对于历史探访，证实一座建筑乃至一种记忆的消失与遗忘也是有意义的记录。

赵本山把铁岭和开原两座城市的名字带到了全国，人们往往分不清这两个地方。铁岭是个地级市，开原是铁岭下属的县级市。

很多人会觉得铁岭和开原是很土气的名字，如果抛开固有印象，这两个名字很有意境。铁岭，钢铁峻岭，一听就是军事要塞的名称，可以改叫铁州城，实际上辽代铁岭叫银州，因为在此冶炼银子。开原原本叫开元，明初改为开原，开辟原野，开原以东就是长白山区，以西就是辽河平原，听名字就是两座很硬汉的城市。

铁岭火车站周围是铁岭保存尚好的老建筑，但只有寥寥几座遗存。 1898 年俄国人在铁岭修建火车站，当时是一个三等站，比穆克敦站（沈阳站）还高出一个级别。1900 年，义和团烧毁了铁岭火车站，随后俄军对铁岭进行了军事占领。1901 年铁岭站重建并恢复通车，俄国兵营、华俄道胜银行、俄国警察署等开始设立。1905 年日俄战争奉天会战之后，俄军无力阻挡日军，破坏了火车站和铁路向北撤离，日军占领铁岭接管了铁路及附属地。

战争结束后，日本开始管理铁岭的铁路附属地，铁岭的日本人剧增。1907 年，日本人在被毁坏的火车站原址重建站舍，仍保持俄罗斯建筑风格。1912 年，火车站再次遭遇火灾，之后日本人在原址改变造型重建了火车站。后来由于奉天成为日本人的经济中心，铁岭的日资商业逐渐没落。

今天的铁岭火车站是一座现代建筑，火车站旁边有一座老水塔，再旁边就是当年的老火车站站舍和站长办公室，现在作为铁路派出所使用。这两栋建筑带有明显的俄式建筑特点，站舍是一栋平房，正门凹进去，两边有人字形屋顶，屋檐是绿色的，屋顶是红色的，外墙是俄式建筑常见的黄色墙面白色纹饰。不过这个墙面也是后来粉刷的，在2010 年的照片上，只有站长办公室保留了原来的颜色，站舍被刷成了派出所的蓝白相间色。站长办公室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一层，另部分是两层，上面是人字形屋顶，墙面白色纹饰更加复杂细腻。

我从火车站客运停车场走出来，在站北街上看到一座外观比较新的俄式建筑，红色墙面绿色屋顶，正门的人字形门廊也是绿色的，招牌是铁道1902 饭店。这栋建筑很明显是老房子翻新，在老照片上看墙壁更加泛黄，这里是曾经的满铁公寓，满铁的职员们住在这里，解放后是铁路招待所。

铁岭火车站前有我见过的最长的性用品商店街区——光荣街，真的是一家挨着一家全是卖性爱用品的，曾经南满铁路沿线比沈阳更重要的车站，如今变成这样，真是光荣。

开原的命运和铁岭差不多，老照片上的建筑基本都已经不见了，尤其比较遗憾的是，有一些在2000 年之后几年的博客中还存在的遗迹，现在去寻找，周围的街区都已经完全不同了，甚至没人能明确说清楚那些房子究竟是何时被拆掉的。

1902 年开原铁路附属地归俄国管辖，第二年，俄国修筑了简易的火车站，叫孙台站，站舍早已不在了。1905 年，日军占领开原火车站，将孙台站改为开原站。今天的开原火车站是日本人在1929 年修建的红砖二层建筑，满洲国时期，开原火车站是南满铁路线上的重要大站。这座火车站目前保存完好，和老照片上没有太大区别，红色墙面白色装饰线条非常整齐，有点现代主义风格特点。

开原还保留的一座老建筑是满铁开原地方事务所，是铁路附属地的行政机关。日本取代俄国获得开原铁路附属地之后，制定了街区建设规划，鼓励人们来定居。由于铁路运输取代了曾经的辽河航运，开原的农产品集散贸易兴盛，大量商铺开设。

1937 年之后，日本将南满铁路附属地的行政权移交给满洲国政府，开原铁路附属地由开原县公署接管，改称为开原街公所。我在开原市内走了大半天，对照着老照片上的建筑搜寻，只找到这一座能确定身份的老建筑。这栋建筑非常显眼，红色墙面，有一座高高的塔楼塔楼顶端是白色的，此外一楼正门和墙线也都是白色的。

在开原我除了找寻老建筑之外，还有一个带着个人情怀的探访地点，电视剧《马大帅》里面的维多利亚国际娱乐广场，范德彪工作过的地方。电视剧已经过去了14 年，这里改成开原市文化馆，一楼成了商铺，门口两个铜像还在，由黄铜色变成了青铜色。

我并不觉得赵本山的喜剧风格可以代表东北，但事实上这确实影响了外界对东北人的看法，的确也有很多东北人对赵本山所代表的喜剧话语样式充满认同。我更倾向于东北人的喜剧感并不源于自身的某种特质，而是社会衰退后，被外界喜剧化了，是一个先进与伟大被贬低和调侃的过程。

大工业建设时代的东北并不是以喜剧化的形象出现的，相反那个时候东北的文化非常繁荣，无论是戏曲类的民间传统艺术，还是效仿苏联的官方艺术都很发达。当时东北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是领先的，城市化使得人口密度增大，工人和市民的集体作息方式有固定的空闲时间需要文艺娱乐活动，文艺工作者在东北有频繁的演出机会与同行聚集，这无疑是巨大的吸引力。

我们今天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传播方式不断抵消地域的限制，但是曾经文艺工作者只能靠现场演出，最多是印刷品和广播的形式传播。东北发达的交通和密集的工人文化宫，就意味着更快捷的个人知名度与信息交流，这也是当时东北吸引了内地一大批文艺人士的原因，来自俄国与日本的艺术教育基础和共和国建立后的政策倾向也是重要的因素。

我并不认为东北衰退了，铁锈带本就意味着先发达地区的阶段性停滞，东北是先发达的地区，当其他地区快速发展的时候，东北已经提前发展到一个较高的瓶颈处，就相对发展放缓了。

在工人失业潮之后，年轻人的社会上升机会相对狭窄了，传统上子女接班的工厂办社会体系逐渐瓦解，人们不得不自寻出路，但社会整体观念和结构又没有完全改变，一时没有更加自由宽松的体系来接替，人们出现了迷茫困惑，不知道有什么方式才能维持期待的社会阶层稳步上升。

当人们找寻不到稳步上升的通道时，就会转而寻找赌博式的激进上升。

艺人是一种很激进的上升方式，而且是非常赌博的。同时，演艺行业又是带着浓郁帮派风格的，包括紧密的人身依附关系、认干亲等结盟的方式、团队对艺人的抱团式维护等等，这都指向了演艺行业不是一个完全现代化的行业，是带着江湖习气的，这一点非常迎合旧的社会体系逐渐瓦解后的年轻人。

无论是企业办社会还是江湖帮派，都意味着一种规则和秩序，也就有了明确的付出- 回报上升通道。东北一代年轻人从接受赵本山代表的喜剧话语风格，到热衷互联网视频内容创作，本质上就是在找寻新的规则与秩序，来满足自己对上升通道的需求。

如果说东北人的话语风格有某种喜剧性，抛开喜剧表达本身背后的悲剧内核，大概是曾经先进的工业化与城市化相对衰退后，以乡村化、野蛮化、流氓化为主的审美开始出现，这种向下的审美将东北和东北人的形象变成一种调侃的标签。

在开原，我遇到一个拉二胡的老人，赵本山就饰演过二胡艺人。老人拉的其实很难听，就像锯木头一样，但我坚持认为这种音色是对的，二胡就要像锯木头。想一个场景，你是个木匠，从小外出学艺就为了出师攒钱娶心爱的女孩，结果等你学成回家，女孩要嫁人了，还找你帮忙给新房做家具。那边人家小两口热热闹闹准备喜事，这边你还得锯木头给人家做家具，二胡就得拉出这种锯木头的感觉。

我家小区以前有个拉二胡的，大半夜拉得那叫一个凄美，后来小区居民就都搬走了，就剩下看自行车的聋子老头儿和他的傻狗。每天夜里，楼上如同老寡妇哭坟一样的二胡声，楼下聋子老头儿抱着傻狗，守着早已没有自行车的破车棚，看着天发呆。我怀疑老头儿不聋，他只是不想搭理别人。

开原再往北走，经过昌图县，就到了四平，这是吉林与辽宁交界处的一座城市，吉林省在南满铁路上的南部门户。

四平是20 世纪初随着铁路建起的一座移民城市，起初只是一片荒野。中东铁路南部支线从长春往南，每隔30 公里建立一个火车站，经过范家屯、公主岭、郭家店之后，第五个火车站就是今天的四平火车站，当时就叫五站，因为火车站的西边有个老四平镇（这个镇子现在属于铁岭市昌图县），后来更名四平街。

日本接管南满铁路后，将俄国铁路附属地改为日本南满铁道株式会社附属地。1908 年日本在满铁附属地开辟主干道，火车站周围逐渐形成了商业街区，这是四平的第一块街区。随着铁路的开通，四平满铁附属地街区发展迅速，粮食贸易和交通运输发达，中国政府为了争取经济利益，在铁路东侧开辟一块新街区，取名新市，也是今天的铁东区，这是四平的第二块街区。

1916 年，中国政府修建四洮铁路（四平- 洮南），在四洮铁路与南满铁路交汇处开辟铁路局，取名北站，最初与满铁共用一个火车站，两年后建了自己的一个独立火车站。北站建成之后，在火车站西面规划了一片居民区，逐渐形成一片繁荣的商业街市，因为地势低洼又位于四平街北端，因此被人们称为北沟。

如今在仁兴大街往北到新民路的路口，能看到一座爱龄奇医院，医院的体检中心就是1916 年建成的四洮铁路局，虽然建筑外墙早已不是当年的样子，但是砖砌装饰还是能让人感受到当年的建筑样式。

在九一八事变前，四平形成日本人的满铁附属区、当地政府的新市、四洮铁路局的北沟三块街区。

卡子门遗址是在这座铁路移民城市中，中日对峙的见证。虽然四洮铁路归中国所有，但日本人占据了许多重要岗位，为了防止日本侵占北站站区，铁路局在北站与满铁附属地相接的地方修建了三道平行的卡子门，作为对日军的防御。

 “ 九· 一八” 事变爆发的第二天，驻扎四平街的日本守备部队开始对四平进行军事占领，在进攻北站时，四洮铁路局的护路警察们在卡子门周边搭建起了防御工事，双方没有实质交火。不过这种局部的抵抗终究有限，三天后日本野战部队进入四平街，卡子门陷落。

我找到卡子门的时候，只有一面墙上挂着一块小小的红色牌子写着卡子门遗址，三栋建筑都很破败，窗子用红砖封死，屋顶的红色瓦片也有不少脱落，部分墙面遍布裂缝，四周有铁丝网围栏。按照网上提及附近有一座纪念馆，我大概找到了地方，但周围一片都在改建中，纪念馆无法进入。

在四平标志性的英雄广场边上，还有一座日本留下的四平街气象观测所。这栋建筑建于1933 年，由日本关东军气象管理部主持修建，是一座钢筋混凝土的三层楼房。1946 年内战中四平战役的时候，这座楼作为东北民主联军的指挥部使用。

公主岭是四平下属的县级市，这座城市曾经的火车站级别非常高。1903 年，俄国人建成这座火车站，当时叫公主陵站，是一座二等站，日军占领后在1906 年将“公主陵”谐音改为“公主岭”。中东铁路建成时有1 个一等站是哈尔滨，9 个二等站是横道河子、满洲里、绥芬河、昂昂溪、公主岭、海拉尔、博克图、辽阳等，8 个三等站是一面坡、安达、穆棱、扎兰屯、德惠、铁岭、旅顺、海林。

老的公主岭火车站在现在这座火车站的北面，我下车之后穿过地下通道走到铁路另一侧，老火车站站舍现在变成了一家种子公司，但建筑本身保存还算完好。公主岭火车站老站舍为俄式建筑，外墙为红色但是后来重新粉刷的，看不到原本的颜色，门窗周围和墙线为白色，门窗口檐部有砖饰，屋顶为人字木制。

公主岭原本叫公主陵，埋葬的是乾隆皇帝的三女儿固伦和敬公主，她嫁给了科尔沁达尔罕亲王第三子色布腾巴尔珠尔，去世后葬在了这里。但对于这座墓是肉身冢还是衣冠冢一直有争议，相传北京西郊的公主坟埋葬的才是固伦和敬公主真身，但根据我在一些博客里找到的记录，守陵人后代的回忆，这座墓被破坏的时候，里面是有遗骨的，博客主人坚信这座墓就是公主的肉身冢。

公主岭有一座铁路爱好者中闻名的1903 年建成的机车库，也是一座文物保护建筑，是我此行非常期待的一站。这座建筑是中东铁路目前保留最完好的机车库之一，在农业实验场院内，可惜门卫以领导不允许为由禁止我进入，他要求我联系长春的吉林省农业科学院，再通过上级机构联系公主岭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畜牧分院。这对于我来说无疑是很困难的，所以就不进入了。

俄国在公主岭设立铁路附属区之后，建立了兵营和生活区，日俄战争后，日本延续了俄国的规划思路继续进行扩建。今天这条老火车站背面的街道上有很多俄日建筑，大多是平房或二层住宅，外观破败不堪。只能从屋顶窗沿门檐的精美雕工才能看出建筑时是多么细腻的审美。这些房子有一部分已经无人居住，基本处于半拆毁状态，特别是木制门檐，完整保存下来的很少了。

我走回老火车站对面的铁北西街，街上有一栋红砖二层建筑，人字形屋顶和白色窗沿装饰都很完好，这是曾经的日本宪兵队驻地。旁边的另一栋二层红砖建筑是曾经的公主岭公学堂，创建于1916 年，最初叫公主岭南满公学堂，1931 年改为公主岭公学校。公主岭还有一座已经废弃的铁路小学，曾经是满铁职员宿舍，叫做白云寮，是一座二层山字形建筑，现在这栋房子被锁住在一个杂草丛生的大院内等待改造。

在白云寮隔壁，我意外发现了一栋很诡异的建筑，这栋大楼已经废弃了，外墙绿色玻璃有一半脱落了，正门也被砖封住了。在这座建筑正面悬挂着一个莲花座吊台，台子上是一座观音像，非常瘆人。我查了一下资料，这座被称为鬼楼的大厦很有名，传闻之前总有人在这里跳楼，所以逐渐这栋建筑找不到人接手就废弃了。

长春：纸壳箱搭起的城堡

到了长春，就到了南满铁路的最北方，也将是我此次旅程的最后一站。

我从长春站北广场走出来，继续向北寻找长春最早的火车站，南满铁路的北方终点。在俄国绘制的中东铁路地图上，长春地区标识的火车站叫做宽城子，位于现在长春站的北面。 1898 年俄国人修建了宽城子站，和穆克敦站（沈阳站）一样，只是一座不太重要的四等站，就是这座当时认为不太重要的火车站，成为了后来长春作为满洲国首都的开端。

日俄战争结束后，根据《朴茨茅斯和约》，日俄双方以长春作为势力分界线，长春以南到旅顺的中东铁路支线归日本所有。然而，当时在长春有两座火车站，一座是宽城子站，另一座是南边的孟家屯站，就是后来的长春南站。日本主张以宽城子站为分界线，俄国则主张宽城子站归俄国保留，后来双方协商的结果是俄国人出钱买下宽城子站一半的所有权。

日本接手铁路后，1907 年在宽城子站南边修建了新的火车站，就是现在的长春站。宽城子火车站逐渐失去了客流量，当时两边轨距不同，北面用的是1524 宽轨，南面用的是1067 窄轨。长春曾经还有一座长春东站，是1910 年清政府自己修建的吉长铁路（吉林- 长春）长春火车站，使用的是1435 标轨，这座火车站已经拆除了。

现在的长春站也不是当年的老建筑，而是1992 年之后拆除了原车站之后重建的，建筑样式完全不同，所以也就没什么可看的了。

到了1935 年之后，苏联将宽城子站以北的中东铁路卖给满洲国政府，第二年满洲国关闭了宽城子站，中东铁路南部支线在长春站全线接轨通车，长春站成为了三条铁路线的交汇处。建国后，宽城子站划在了长春机车厂里，现在早已没有火车站建筑了，只在一些几年前的照片中，可以看到曾经的站台遗址、站长办公室和售票房遗留。

在凯旋路路西，我发现了一座二层黄色建筑，是吉林省人民医院宽城区分院，这里是1903 年建成的宽城子铁路俱乐部。外观看起来很新，前几年翻修过，外墙黄白相间，东南侧角楼上有一个暗红色的尖顶，这座建筑当年是宽城子俄国铁路附属地内规模最大的公共建筑。按照1932 年和2010 的照片来看，最大的变化是曾经的坡形斜面屋顶不见了，变成了平顶，而且2010 年修复前原建筑应该是白色的，1932 年的照片虽然不是彩色，但是从对比来看应该也是白色，现在改成了鲜艳的黄色。

在这座俱乐部大楼马路东面，有一大片红砖楼房中的老平房区，建于1902 年的俄国护路军兵营位于这片平房区中。日俄战争后俄军撤离长春，空出来的营房用来开办俄国铁路子弟小学。1924 年，俄国铁路附属地的行政权力被中华民国政府收回，俄国铁路子弟小学改称东省特别区立第十二小学。满洲国成立后，俄国兵营改为日本铁路守备队驻地，学校也变成了宽城子国民学校。

我从学校旁边的巷子进去，学校操场正在整修中，旁边的俄国兵营旧址由建筑工人堆积货物和休息使用。我看到墙上画着一幅“还我河山” 图，是被各国列强侵占的中国地图壁画，右边写着“一九八五年第一个教师节，修复单位：宽城区长盛街小学”，左边写着“二00 六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再次修复”，原画上面的落款是“东省特别区十二小学 民国十八年制”。

我走进二道沟街巷子里，寻找俄式建筑标志性的屋顶，这一片的俄国老建筑外观保存非常完好，虽然被改成了居民住宅和仓库，有一些周边环境如同垃圾堆，但基本没有受到很大损坏。尤其是人字形屋顶的木制装饰和外墙砖饰，只有局部出现脱落或者损坏，保存状况比较难得。从现存的外观看，应该曾经是红色墙面配上黑色装饰，其中一座砖色保存如同当年一样，其他的已经褪色，变成明暗相间的棕黄一片。

当地居民都知道这是俄国人留下的房子，大概有三排，这些房子一部分有人居住，还有一部分是收废品的库房。不过，这些老房子周边修建了很多平房，有一些和老房子连在一起，或者把老房子围出一个私人院子，不知道屋内有没有把墙壁打通。

在离平房区略南一点的街上，有一座独立的俄式平房，是曾经俄国军官们居住的将校营，被包裹在私人民宅院子围墙之中，看不到里面的样子，屋顶被铺上了新的金属板，外墙上还有过去的标语“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长春留下的俄国建筑并不多，除了宽城子火车站一带之外，就只有长通路的俄国领事馆了。

俄国领事馆在长春清真寺旁边，1914 年建成，是一座二层棕色建筑，有两座淡蓝色圆锥形尖塔，但建筑整体看起来比较方方正正，和老照片上外观基本一致。1907 年俄国在长春设领事馆，1914 年迁到这里。十月革命后，俄国在中国的外交机构短暂存在，中华民国承认苏联政府后，俄国领事馆就关闭了。满洲国成立后，该楼曾作为最高法院和长通路警察署使用，现在是1914 艺术馆，我去的时候大门锁着并不开放。这栋建筑在1983 年发生过一场火灾，基本全都烧毁了，2010 年修复成现在的样子。

俄国大使馆往西走上一条街的距离，在昆明街和陕西路交汇处，还有一座外交机构旧址，是中华民国驻满洲国大使馆，不过这个中华民国指的是汪精卫的南京国民政府。1940 年，汪精卫组建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与满洲国建立外交关系，1941 年正式互派大使。这栋建筑建于1920 年，最初是为溥仪皇帝妹妹的住宅，后来改为大使馆。老照片上这座建筑90 年代已经破败不堪了，后来经过修复，是一座灰色墙面和屋顶的二层楼，基本上保持了原貌，现在是长春市城市科学研究所。

长春的满洲国政府机关建筑大多依然在使用中，包括曾经的关东军司令部，现在是中共吉林省委；曾经的关东军司令官官邸，现在是松苑宾馆；曾经的大和旅馆，现在是春谊宾馆；曾经的关东军宪兵司令部，现在是吉林省政府；曾经的满洲电信电话株式会社，现在是中国联通；曾经的新京海上会馆，现在是长春市中心医院；曾经的首都警察厅，现在是长春市公安局；曾经的满洲国开拓总局，现在是吉林省吉剧团；曾经的纪念公会堂，现在是长春人民艺术剧场；曾经的满洲国中央银行，现在是中国人民银行。

除了以上这些建筑，被旅游手册经常提及的还有满洲国国务院和八大部（军事部、司法部、经济部、交通部、兴农部、文教部、外交部、民生部），还有著名的地质宫，我都只是路过，并没有太多观察，因为这些建筑本身造型并无奇特之处，外观保存的也尚好，我也就无心观看。

值得一提的建筑是满洲国综合法衙，这座建筑的造型很感染我，非常庄重，我认为这座建筑更适合作为国务院使用。这座建筑1936 年建成，地上三层，中间主体塔楼有五层，钢筋混凝土结构，正中是塔式楼顶，有紫红琉璃瓦，外墙用咖啡色薄砖贴面，外表采用圆角曲线型。此楼建成后，满洲国最高检察厅、最高法衙，新京特别市高等检察厅、高等法衙均设在这里，故称综合法衙，是满洲国的最高司法机关。

我原本对于满洲国皇宫不是很有兴趣，只能说聊胜于无去看一下。东北人对于满洲国的印象，与其说是复杂，不如说是模糊。即使是亲历过那个时代的老人们，如果不是靠近政治的上流社会，也很难把复杂的政治局势解释清楚。

在建国后，曾经的影响又被愤怒的民族情绪和以苏联文化为主导影响的大工业建设所覆盖掉。满洲国的存在成为了一种被明确文本记录下的定义和符号，人们如背诵概念一样理解和回忆这段历史。

虽然在互联网上一直有关于满洲国的争论，但这种争论更多呈现的是当下东北人对于自身故乡地位跌落的不满。按照满洲国名义上的期待，是希望可以通过康德皇帝的身份，把“满洲”这样一个民族概念，变成满洲国这样一个地域范围的“五族协和”共同体，进而形成“满洲人”的统一国家意识，就如同近代美利坚的形成一样。

另一方面，这种所谓民族共同体的建立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日本主导的，根本目的并不是建立一个真正的独立国家，而是为了达到日本的殖民扩张目的，这与日本对朝鲜的态度是相似的。满洲国的建立虽然立溥仪为皇帝，却并不强调满族的主体民族性与大清国的法统传承。满洲国也不同于真正的移民国家，满洲这片土地不是自由移民的无主土地，在移民到来的时候，这片土地有着明确的国界和政权，移民们没有建立自治社区。哈尔滨可能是一个特例，但管理哈尔滨的中东铁路管理局名义上依然为中俄政府共有，也是这个名义使得在俄国革命后无力管辖的情况下，中国可以合法接管铁路附属区。

满洲国皇宫正式名称叫伪满洲国皇宫，这个伪并不是假的意思，满洲国是真实存在的，这个伪是表明其傀儡性质，政治上对其不承认的态度。在满洲国时期，这座“皇宫”被称为帝宫，因为当时“皇宫”是专指日本天皇居住的，溥仪皇帝居住的只能叫帝宫，现在名字改成皇宫，也算后人为前人挽回一点面子。

1932 年2 月25 日，在筹建满洲国的建国会议上，决定将首都设在长春。3 月9 日，已经退位的大清国末代皇帝溥仪在吉长道尹公署就任满洲国执政，建年号为“大同”。1934 年3 月1 日，溥仪登基，改“满洲国”为“满洲帝国”，改“执政”为“皇帝”，改“大同”为“康德”。

在满洲国皇宫东南角有一处建国神庙遗址，作为皇家内庙，为供奉日本天照大神而建。1945 年，溥仪皇帝撤离长春之前，日本人烧毁了这座建筑，现在只有遗址存在，在草地上的一些地基石条。我去的时候周围正在维修中，不允许游客靠近参观，当然除了建筑方位之外，本身也没有多少可看之处。建国神庙旁边还有一座防空洞，防空洞的地面大门还存在，在防空洞内有神龛，随时准备在遭遇空袭时把神位搬进防空洞。

因为这座建国神庙在皇宫内，普通平民不能随意进入皇宫参拜，所以要在市内建立一座摄庙，也就是皇宫内神庙的代理庙，让平民在这座摄庙里参拜天照大神。在自己的国土上，老百姓要在本国元首的带领下被迫祭拜异国的神，这无疑是很屈辱了。

这个屈辱的象征在长飞小区里，叫做建国忠灵庙，我寻找这座庙的时候是个雨天，我没有打伞，雨水时而会遮蔽视线。我只知道那座建筑大概的方向，淋着雨在在楼群中穿梭，找到了这座已经荒废许久的建筑。

迎面的建筑让我恍然间如同进入了香港老鬼片一样。在阴雨中，走入一条小街，我的身旁是一个下坡，坡下面屹立着一座四方塔，如同一座城楼一样，有两重屋檐，塔身是灰色的，屋檐是蓝色的。塔底四周被开辟成菜地，我望向远处，还有几道门不知通向哪里。我看到有一个女人在塔底下面的菜地里工作，我沿着斜坡走下去，问那个女人这是什么建筑，她说这是满洲国的靖国神社。

我登上塔的基座，绕道塔身后面，在塔的另一面有个封闭的铁制拱券门，看起来那一面才是塔的正面，正对着塔的是三道大铁门，与外面隔离开。

这座建筑是1938 年建成的满洲国建国忠灵庙，建设目的是纪念九一八事变之后为满洲国建国殉难的死者。在此之前的1934 年，长春已经建成了一座新京忠灵塔，不过那座塔是专门供奉日本阵亡官兵的，这座建国忠灵塔更倾向满洲国本土。

老照片上建国忠灵庙建筑群包括参道、外庭、内庭三部分，主要建筑都在内庭中，包括最里面的本殿忠灵塔、本殿前的拜殿、分列左右的配殿、内廷转角处的角楼、内廷最前端的神门等。我走近的那栋四方塔建筑位于建国忠灵庙最内部的本殿，是内庭中最高的建筑，平面是正方形，坐落于内庭的后院中央高台之上，老照片上后方院子有土山环绕，也就是我走下去的下坡位置。

我绕到本殿的正面，能看到一部分拜殿的侧面和一座角楼，拜殿屋顶是蓝色琉璃瓦，侧边是黄色的，上面有细腻精巧的雕花装饰。有一道铁栅栏门阻挡无法进入拜殿区域，从忠灵塔方向也被铁门封闭，看起来里面是无法进入的。

在长春除了这座建国忠灵庙之外，曾经的新京神社也残存遗址。在省委机关幼儿园和市政府机关第二幼儿园院内，其中主殿的旧址在市政府机关第二幼儿园内。我去的时候正赶上一大早家长送孩子，门口还有辅警维持秩序，不允许我随意进入（出于安全考虑这是应该的），加上市政府幼儿园正在维护装修中，我只在门口看到了神社残缺的鸟居，没有看到建筑主体。

这座神社最初是在长春的日本平民们发起筹建的，1916 年建成，满洲国建立后命名为新京神社。1935 年，又修建了院墙和正门大鸟居，不过我看到的鸟居好像不是正门的，记录上正门鸟居有9 米高，但我看到的只有三四米。

在长春还有一座保存完好的日本建筑，叫新京神武殿，这座建筑很容易被当成神社，但其实是座武馆。走到牡丹公园院内，在西北角会找到这座建筑。神武殿采用日本传统仿唐样式，黑瓦白墙，花岗石基座，建筑整体朝向东南的日本方向，大门前设有两个石构的盆式香炉，大殿内曾经有柔道场和剑道场。

这座新京神武殿是为纪念日本神武天皇登基2600 年（公元1940 年）而建，供日本人练习国技和祭祀神武天皇，所以叫神武殿。

我想在长春找寻更多的宗教建筑遗迹，当地朋友建议我去珠江路，那里都是老房子，曾经有三座宗教建筑，分别是西本愿寺长春别院、金光教派长春会所和高野山教会所。

我走到这片街区中，一条破旧的小巷子通向一个大院子，院子里的楼没有招牌，墙上有一块小牌子是“宽城区未成年人劳动技能基地”，显然建筑已经废弃了，大门上贴着“危房勿靠近”。如果这座房子是宽城区文化宫，那么这一片区域之前可能就是曾经的西本愿寺别院，一篇博客里说隔壁的金光教派长春教会所改成了驾校练车场，但我走了几圈很难清楚在哪里。

珠江路一带有很多老房子，在一条小巷子里面，我找到了曾经的长春真言宗金刚寺，这也是三座寺庙中仅存的一座遗留建筑。长春金刚寺在1915 年建立，当时叫高野山教会所，1916 年，日本真言宗高野山教会承认长春高野山教会所，并任命了教会所住持，1917 年正殿建成，命名为金刚寺。

这座建筑在一条巷子里，远处就可以看到不同寻常的屋顶，但正门不太好找，尤其是雨天那片老街区非常泥泞。建筑与外界仅存的一条通道异常狭窄，路旁是私自搭建在楼房底下的铁皮棚子，我踩着碎石块走进巷子。迎面的门是一道卷帘门，感觉是在建筑侧面后开的，我走过小巷子绕到建筑左侧，想看到建筑整体样式。

我走到对面的居民楼上，看到了建筑的全景。在墙面上能看到清晰的人字形痕迹，墙面是后来堵上的，应该曾经是建筑被拆除的部分，墙面上只有两处小小的窗子开口。建筑有一个外楼梯，堆满了杂物无法上去，外楼梯在建筑后面通向一个小铁门，看起来曾经应该是直接走外楼梯通往二楼。整栋建筑周围完全堆满了垃圾，下方也都是居民们搭建的棚子，把建筑整体包裹了起来，屋檐部分基本保存完好，屋顶上是金属瓦片。

从老照片上看，建筑主体基本没有太大变化，但是相当一部分墙面、窗子和开门位置都不对，应该是经过了几次改造，我非常想从北侧正门处进入，但是被挡在平房之中。建筑后面显然拆掉了一部分，老照片上屋顶有一个很大的圆球装饰物也不见了。

上面提到了已经被拆除的西本愿寺，在长春还有一座遗留的东本愿寺满洲别院，在北安路靠近人民大街的地方，曾经是第二实验中学的图书馆。我去寻找的时候，周围被工地广告板遮挡住，我透过一处小洞拍了照片，但无法进入院内靠近建筑。这座建筑主体保存还算完好，白色墙壁绿色屋顶，可以远远望见正门挂着“阅览室”的牌子，我绕到建筑后面远观，后门有一处开口，不知道是不是日常有人进入其中。这栋留存的建筑周围已经被拆迁成一片空地，知情朋友说几年前一个售楼处建在这座寺庙隔壁，脚手架直接从垛殿屋顶插了进去，后来这些违建被拆除，寺庙算是保留了下来。

在珠江路北面是长江路，再北面是黄河路，再往北是黑水路，指的是黑龙江，这个街道名称安排比较有趣。

在黄河路周围有很多老房子，我发现其中一座建筑看起来像曾经有身份的样子，这栋建筑是黑灰色，两边屋顶有漂亮的雕花，中间还有一个小小的阁楼窗。现在这里是博宁大药房，曾经是新京银行，在建筑的上方隐隐约约可见刻字 “株式會社長春實業銀行”，下方还有非常模糊的英文字母。1917 年株式会社长春实业银行创办，1922 年搬入这栋建筑中，1932 年改称株式会社新京银行。

我从新京银行绕到胜利大街上，找到长春杂技宫，这是一座四四方方的淡红色建筑，正面有四根高大的石柱，这里是过去的横滨正金银行。1907 年，横滨正金银行开始在长春设置分支机构，随着业务量的不断增加，在当时的满铁附属地建设了这栋银行大楼，1919 年升格为横滨正金银行长春支店。上世纪60 年代，这栋建筑由长春杂技团使用，在正门可见中文与英文银行名称的牌子。

在长春杂技宫附近有一家惠万家大药房，也是老建筑，二层小楼屋顶非常别致，中心有一个红色的太阳，老照片上看是红楼墙上有黄白相间的装饰，这是曾经日本人建的派出所。同样的建筑在黑水批发市场里面也有一栋完全相同的，不过屋顶中心的红太阳没有了，现在是服装店。

离开东本愿寺后，我前往护国般若寺，本地人把这里叫做大庙，这也是长春最大的佛教寺庙，属于天台宗临济派。上世纪20 年代，倓虚大师来到长春讲学修建了般若寺，满洲国建立后，原来的寺庙土地被城市街区规划征用拆除，在现在的位置修建了新寺。

这座寺庙在当时的满洲国地位非常高，被赐予护国寺的名称。1933 年，溥仪皇帝27 岁寿诞，在护国般若寺大摆经坛，1934 年溥仪皇帝为般若寺书写金匾“ 具觉正足” 。1941 年，般若寺开始筹建露天观音道场，观音像为铸铁鎏金，文革期间护国般若寺被毁坏，后来修复重建，在观音像旁边有一座道场重建碑记录此事。

倓虚大师做过一件爱国的事情，1942 年东北抗联烈士赵尚志牺牲之后，身体被日军投入松花江，头颅被割下来准备送回日本。在经过长春时，日本人发现头颅已经腐烂准备焚毁，倓虚大师得知之后，出面向关东军总司令梅津美治郎要回了赵尚志的头颅，埋在了寺庙内。

但是这个说法有争议，赵尚志头颅被发现于2008 年，主要被引用的文章来源是2013 年的辽沈晚报的一篇报道。报道中也提及了，倓虚弟子整理的《影尘回忆录》记载了倓虚的主要活动经历，在这本回忆录，1942 年倓虚本人并不在吉林，也没有记录这件事情。亦有说法认为倓虚1949 年之后离开大陆前往香港，也许在他的回忆录中，不愿意提及保护抗联烈士遗骨这件敏感的事情。同时，这件事情还有倓虚大师的弟子澍培主持参与，他在圆寂前让僧人把原本埋葬于院内的头颅移到倓虚大师纪念幢旁边，也是这次移位，后人才方便找到。

在靠近我住的地方有一座胜利公园，这里曾经叫做西公园，1907 年满铁进行附属地规划时，划定了这片预留地，1910 年满铁在公园内埋下了6 根界桩石。1913 年，满铁收购当地农民赵洛天八间房子作为工程使用，1921 年完成了园内主要规划建设，将公园命名为西公园。1923 年，在赵洛天房子的基础上，新建了一座洋房作为西公园事务所。

1938 年，为纪念日俄战争中的日军总参谋长儿玉源太郎，满铁在西公园内铸造了一座儿玉源太郎骑马的铜像，西公园改名为儿玉公园。日本投降后，儿玉源太郎的铜像被推倒，改名为胜利公园，1970 年7 月1 日，毛主席像在原来的儿玉源太郎铜像的位置落成。

在胜利公园内还有一座方华烈士碑，这个位置最初是1931 年修建的日本海军忠魂碑，老照片上能看到忠魂碑上有金属铸造的炮弹和船锚，是为了纪念日俄对马海战中阵亡的日本海军官兵。1949 年改为方华烈士碑，炮弹和船锚碑重新铸造为飞机模型。方华是东北老航校创始人之一，曾经赴新疆学习航空技术，但是被盛世才扣押了四年，建国前夕在一次试飞中牺牲。方华在文革期间被定性为叛徒，这座碑也被毁坏，现在的碑是80 年代重建的。

在公园管理处门口，陈列着一些有趣的文物，其中一件是曾经的满铁界桩，这块界桩横断面是正方形，顶端中心位置刻有十字作为界限标记。在界桩的一面，刻有英文字母组成的满铁标记，表示是由满铁设置的界桩。公园把这块界桩连着下面的混凝土整个都挖了出来，放在管理处门口供人参观。管理处门前还有几个石虎和石羊，是满洲国时期在一处金国贵族墓葬发现的，就放在公园里。

1998 年公园拆除曾经的猴山时，发现了一座不动明王石雕像，后来公园修建了一座小庙供奉起来，不动明王是日本东密所供奉的，石像大概是日本人撤离时藏在猴山里的，可能公园后来也觉得这样供奉日本人留下的神像不妥，所以那座庙也不开放。我去的时候庙附近都在施工中无法进入，在一些老照片中可以透过窗子看到里面的不动明王像。

在胜利公园东南角，有一座棕红色建筑，牌子上写的是“伪满洲国国防会馆旧址”，介绍中说这座建筑实际上是日本关东军宪兵队。“国防会馆”容易让人误解和军事相关，实际上这个组织叫做满洲国防妇人会，是一个妇女组织，至于这栋楼本身是否有关东军宪兵活动，我也不知道。

这栋建筑是1938 年建成，有三层，建筑样式非常简单，并无出奇之处。1932 年在日本大阪成立大日本国防妇人会，1934 年在新京成立了满洲帝国国防妇女会，主要工作是对阵亡的军人及遗属进行吊唁慰问，当时的名誉会长是国务总理张景惠的夫人。1938 年，日本附属地治外法权取消，满洲国防妇女会和日本国防妇女会合并，组建了满洲国国防妇人会。 协会成立后就在这栋建筑里办公，简称国防会馆。

在西公园北面的西广场有两座日本人修建的老水塔，广场中央的是满铁西广场给水塔，1912 年为了解决铁路附属地的供水问题，日本人在广场的制高点建造了一个钢架给水塔，供铁路附属地居民生活使用。

满铁西广场给水塔东南方向还有一座新京敷岛通给水塔，1933 年建成，水塔在浇筑时作了许多减重设计，用钢筋混凝土柱子作支撑，在视觉上减少笨重的感觉，同时在塔身增加壁柱，起到很好的装饰效果，这种垂直装饰线条的设计在同期建造的很多建筑中都有存在。

从西广场往北走一段路，就回到了长春火车站南广场，长春的探访也就结束了，这座曾经的满洲国首都，那些留下的遗迹与历史都在指向一个事实，日本人从未想在这片土地上建立一个属于“满洲人”的自由国家，一切不过是个幌子与骗局，无论曾经和现在的人们是否愿意相信，这段历史都是带着屈辱与苦难的。

然而，这种屈辱与苦难中，是否有真正的共同体形成的可能性，历史没有给予假设的机会，无论是地区还是民族内生的凝聚力，都是在外力的强大压迫下诞生的，正如同对日战争簇生了中国人的国家和民族意识一样，让很多中国人真正摆脱了天下与朝廷的视角，认清楚了民族国家的概念，那么“满洲”这样一个范畴内，是否会因为外力的压迫而形成真正的共同意识，如同历史上美国的诞生一样，这恐怕只能是个架空的幻想了。

德惠：旧街区中的一抹鲜艳

南满铁路线到长春宽城子就为止了，往北就不属于南满铁路范畴了，但由于上次中东铁路探访之旅没有涉及哈尔滨到长春这一段，所以我在此次南满铁路探访中，加进了德惠这一站。

我从德惠火车站出来，一座天桥之隔的铁路线两边分布着截然不同的城区，西面是现代化建筑的新城区，东面是诸多平房的老城区，俄式老建筑主要在东面这一片，也是我要探访的区域。建于1903 年的德惠火车站很小，只是一栋平房，黄色墙面白色装饰，明显的俄式建筑特征，其中有一栋行李间是二层，有着人字形屋顶和屋檐下的蓝色木装饰，窗边的白色砖砌装饰，保存非常完好。

走到火车站斜对面，我发现了一座淡黄色的二层楼房，这座楼房和火车站是同一年建成的，建筑造型很正，二楼中间窗子有一个小小的平台，房子正面左右最靠边的窗子也有小平台。这座房子曾经是俄国铁路官员住宅，后来又作为日本官员住宅，战后是铁路中学的校舍。如今这座房子已经废弃了，周围空地上都是杂草和建筑垃圾。

房子外墙看起来很新，它后面的一栋房子就特别陈旧，外观显出时代的斑驳。这栋房子紧挨着派出所，不知道是不是曾经的火车站警察署大楼，房子的屋顶、砖砌花纹和屋檐都是典型的俄式建筑风格，外墙也可以看出曾经黄白相间的配色。

火车站附近有不少俄式老民宅，大都分散在成片平房中。为了寻找这些老建筑，我走进狭窄的巷子里，巷子太窄，不容易拍照，只能目光越过层层围墙看到斜上方的屋顶，带着明显俄式风格的窗子、屋檐和烟囱，有一些屋檐还有非常精美的雕花保留了下来，这是识别老建筑的最有效方式。这些老房子被包围在层层的平房建筑中，有一些被打通墙体连在一起，根本谈不上保护，但也或许是这样的原因，这些建筑才没有被拆除，而是一直沿用至今。

在民居平房的北面，爱民街和拥军街中间的一条巷子里，有我要去寻找的德惠标志性建筑——德惠东正教堂。1903 年，当时德惠地区有超过两万俄国人，筹款修建了这座东正教堂。我在一片平房中找到了教堂，这座建筑是后来翻修的，老照片上墙面似乎是土黄色的，也可能是褪色之后的土红色，但是翻新之后改成了非常鲜艳的红色墙面和白色装饰。教堂有一个钟楼，钟楼四面是拱窗，再上方是一个绿色尖顶，尖顶上有一个金色的东正教十字架。

这座建筑在文革的时候被破坏，从老照片来看，钟楼已经损毁了，但教堂主体建筑还在。现在的复原应该是基本还原了之前的样子，只是配色我有点拿不准。教堂隔壁一条街很多平房，门口用塑料板和塑料布包起来，这些房子很多是周围娼妓们居住的，透过塑料布张望街上招揽客人，我没有向她们了解这栋建筑的情况。教堂外面的小院子是锁住的，并不开放也没有教徒。

从巷子里走出来远眺这座教堂，我发现问题所在了，这座教堂与周围的房子实在太不匹配了，显得过于突兀。

尾声

从大连到长春，这条铁路贯穿了南满洲，连接了从19 世纪末到20 世纪中期的历史。我走访那些保留下来的遗迹，还有只存在于老照片上，早已消失不见的建筑，试图从我自己的视角连接起对这段历史的理解，以及我该如何重新看待自己的故乡。这段历史无疑是苦难的，在这片土地上埋葬着几个国家的伤痕，那些最狂热的野心，最屈辱的挣扎，亚洲另一边的年轻人变成一座座墓碑，还有一场闹剧般的短暂建国，纸壳箱搭建的城堡似乎有那么一刻让人恍惚，最终，时间如漫天大雪般覆盖了一切。

20 世纪的后半部分，故事还在继续。在这片每天最早看到太阳的土地上，人们相信自己会是国家的主人，建设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的红彤彤的世界，曾有那么一刻，似乎已经快要实现了。美梦破灭在20 世纪的最后几年，人们发现自己为之奋斗半生的目标只是个笑话。于是，下一代人离开故乡越过山海关，靠着血液中父辈们勤劳与闯荡的记忆，还有一个世纪城市文明培养出的狡黠。时代不同了，那不过是一个更大的笑话，和又一次上当。

这一百年里，满洲这片土地经历了太多的创伤，又总会在创伤之后带来希望，再去迎接下一次创伤，人们在大起大落中，以酒精和癫狂大笑麻醉自己。也许一百年的时间过于短暂，对于一片土地来说，这不过是一瞬间的记忆，宛若童年阴影。这片丰饶的土地在开拓之初便撬动了半个世界，它注定不平凡，会带着土地上的人于苦难中成长，在亚洲的东北方竖起一座灯塔，终究会再次闪耀出让全世界震慑的光芒。

注：南满铁路之旅全部内容写于2018 年6 月。

最后一章

走过了这四条线路，一整年也就过去了。

在这四条路线中，第一条中东铁路线是个起点，第二条北疆算是第一条线的前传，第三条西康省是番外篇，第四条南满铁路则是第一条线的终点。这四条线加起来记录的，就是从19 世纪末到20 世纪中期，发生在中国边地的历史，和那些与历史有关的记忆和废墟。

探访这些历史遗迹并不是个让人心情愉快的过程，荒凉、沉重、凄然，更多的是失望，好在这件事情很适合我，因为我就是个怎么都高兴不起来的人，一个无法体验惊喜与兴奋的人，一个总会在欢快的气氛中失落的人，虽然我不会表现在脸上。

人与大地之间的连接是很微妙的，看着那些建筑，有的被粉饰一新改造成现代的商业场所，有的只留下断壁残垣供人参观，有的在某个角落无人问津等待自然倒塌，还有更多早已不见踪影，甚至生活在本地的人都不太能记起曾经还有这么一栋建筑。

总要有人负责落后于时代，被车轮碾过去。有的人会抱团取暖，共同抗拒现实，但那个落后者尚能发出最后声音的场景只存在于文学作品中，更多的是无声无息，如大雨中一条死在阴沟里的野狗。我喜欢顺着车辙印往回走，找寻那些在我之前早早被碾过的人和历史。

我们终将化作土地与大海的一部分，我们的目光与气息，最终被遗忘掉，不再有任何声音呼唤我们的名字，或者提及和我们有关的任何事情。作为一个接受了自己注定平凡的人，我时常思考平凡的生命如何留下自己存在过的痕迹。我选择了去探访和写作，去寻找留存于我这个时代的遗迹，再通过我的视角记录下来。也许未来的某个人会读到这些文字，我成了一片池塘上的荷叶，把跳跃的时间连在了一起，影响了未来的这个人一点点。

在我整理这本书的时候，我读到了另一个人的作品，他和我同一个姓，叫马小星，他写了一本书叫作《龙，一种未知的动物》。他在书中引用了大量资料，试图论证龙是一种真实存在过的动物，他的这本书出版于1994 年，在2018 年再版，他在这24 年里依然在继续研究这个内容，进行考据和修订。在他的书中提到了两个人，一个是刘民壮，花了二十年寻找神农架野人，一个是余纯顺，徒步旅行狂热爱好者，遇难于罗布泊。

他的考据和走访在很多人看来是个民科的笑话，认真地引经据典不过是为这个笑话增添了一些无谓的悲情色彩。但我却很欣赏他，不是因为他的作品，而是因为他做这件事情本身。今天的人们不愿意花时间在一些听起来荒诞不经的事情上，恐怕只有一些猎奇向的亚文化自媒体还会提及，那也不过是当个话题吸引眼球。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太短暂了，这其中还要去掉大部分为了生存和他人耗费的时间，实际上没有多少时间留给我们自己的精神世界。如果一个人能找到自己真心热爱的一件事情，哪怕只有自己相信，又能认真去完成，那也是很幸福的事情。

我从小是一个爱做白日梦的孩子，从很小的时候开始，我就喜欢黑夜，黑夜可以让我有理由躺在床上幻想，那些幻想有的离经叛道，有的阴暗残酷，幻想本身大概就是接收了现实的不完美之后，选择在一个属于自己的封闭世界里，找寻慰藉。

很可惜，时代不同了，那个天马行空的美妙世界，在我的脑海中消失了，我只能在这本书中，留下仅存的一点点碎片。

后记

在走完了四条路线之后，我想把这些内容出版成一本书，希望可以作为一份私人文献，为社会做出一点微不足道的贡献。像我这样的普通人，以自己的视角和经历，记述在我所处的时代里，那些尚存或不久前消失的建筑与人群，那些逐渐被淡忘和忽略的历史，和对这些历史的理解。倘若后人看到这本书，在里面找到了一点点其他地方不常见的信息，从而有了启发与思考，那也是很令我欣慰的事情。

我想恐怕书中的一些偏见和谬论会引起一些读者的反感，如果我说这已经是删减过很多之后的，那些更偏激、更阴暗、更荒谬的内容我都没有写进去，不知道会不会感觉好受些。我总觉得，人需要有无知的自由和不高兴的自由，要让那些不想接受教育、不想大家一团乐呵，就想在这个压抑而孤独的世界上沉浸在自己脑海里的人，也有表达和记录自己精神世界的机会。

总之，阅读这本书的人，我很感谢你。